黄裳作序怀念挚友汪曾祺：往昔岁月滚成历史和记忆

2012年09月06日 12:03
来源：凤凰网文化综合 作者：苏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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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序：也说曾祺

黄裳

苏北老兄：得《温暖的汪曾祺》（即系本书，后改此名——编者注）一册，漫读一过，颇有所感。曾祺弃世十年矣。还有人记得他，为他编纪念文集，这使我感到温暖。也许我的感觉不对，今天记得曾祺的人正多，只是未见诸文字、行动。年来闭户索居，耳目闭塞，为我所未见、未知。总之，曾祺身后并不寂寞，他的作品留下的影响，依然绵绵无尽，这是肯定无疑的。

先说他的作品。除了流誉众口的《受戒》等两个短篇，我的感觉，足以称为杰作的是《异秉》（改本），能撼动人心的是《黄油烙饼》和《寂寞和温暖》，这两篇都含有“夫子自道”的成分。《七里茶埔》也好，但采取的是旁观态势。最晚的力作则是《安乐居》。

值得一说的是他的《金冬心》。初读，激赏，后来再读，觉得不过是以技巧胜，并未花多大力气就写成了，说不上“代表作”。说来颇有意思，我也曾对金冬心发生过兴趣，编过一本《金冬心事辑》，从雍乾间冬心朋辈的诗文集中辑取素材，原想写一篇清前期扬州盐商、文士、画人之间关系的文章，一直未下笔，见曾祺的小说，未免激赏。后来重读，觉得这正是一篇“才子文章”，摭取一二故实，穿插点染，其意自见，手法真是聪明，但不能归入“力作”。

但从此又引出另一有趣话题。有论者说汪曾祺是最后一位士大夫型文人；又有人说，汪是能作文言文的最后一位作家。我翻过他的《全集》，并未发现他有一两篇文言作品，但为何会给人留下如此印象？这就不能不从他的语言运用、文字风格去找原因。是他的语言文字给读者留下了浓郁而飘浮的特异气氛的结果。

“……罗汉堂外面，有两棵很大的白果树，有几百年了。夏天，一地浓荫，冬天，满阶黄叶。”这是曾祺笔下的一节文字。偶然相遇，不禁有奇异的生疏而兼熟悉之感。这岂非六朝小赋中的一联？写出了环境、气氛，既鲜明又经济，只用了八个字，以少许胜多许，而且读来有音节、韵律之美，真是非常有力的手法。平视当代作者，没有谁如此写景抒情。这是最后一位士大夫么？是“文言文”么？

回忆一九四七年前后在一起的日子。在巴金家里，他实在是非常“老实”、低调的。他对巴老是尊重的（曾祺第一本小说，是巴金给他印的），他只是取一种对前辈尊敬的态度。只有到了咖啡馆中，才恢复了海阔天空、放言无忌的姿态。月旦人物，口无遮拦。这才是真实的汪曾祺。当然，我们（还有黄永玉）有时会有争论，而且颇激烈，但总是快活的，满足的。我写过一篇《跋永玉书一通》，深以他俩交往浸疏为憾，是可惜两个聪明脑壳失去碰撞机会，未能随时产生“火花”而言。是不是曾祺入了“样板团”、上了天安门，形格势禁，才产生了变化，不得而知。曾祺的孩子汪朗虽有所解说，但那是新时期的后话了。

不能不联想到沈公（从文）。

从《沈从文全集》的通信部分看，他是写过不少信件，包括对公私各方面，对他的工作、处境，有说不尽的牢骚。充分诉说了生命受过的重重挤压。但在一九六二年顷，当局面多少有些宽松之际，他以政协委员身份得到外出视察的机会时，久被压抑的心情得到弛放，他写起诗来，对同游的委员们也不无讥嘲。我当时向他索得几页诗稿，在报上发表了，让他在久离文坛后与读者有个见面机会。诗稿是用毛笔蓝墨水写在红格帐簿纸上，一色漂亮的章草。诗见报后从文即来信，索回原稿，他的理由是：“旧体诗刊载过多，对年轻人无多意思。”“拙诗最好莫再分割刊载，因为如此一来，对读者无多意义，对作者亦只能留下一种填篇幅痛苦不好受印象。”坚持索回原稿。来信至再至三，而且越来越“严肃”，使我十分恼火，曾向永玉诉说，“沈公是怎么啦？”永玉说，随他去吧，老毛病啦。于是手稿至今仍压在手底。沈公写的是五言排律，也许是读了周作人在老虎桥所写的《往昔》组诗而引起了诗兴，不知可的确。

上世纪五十年代，我有两次与曾祺同游。一次是随团去香港访问，不知曾祺是否曾祺是否曾被邀做报告，我是有过经验的。推辞不掉，被邵燕祥押赴会场（燕祥兄与陆文夫似同为领队）。并非我不喜说话，实在是觉得那种在会场上发言没有什么意思。又一次与曾祺同游，一起还有林斤澜，叶兆言负责照管我们的生活，从扬州直到常州、无锡，碰到高晓声、叶至诚。一路上每逢参观院校，必有大会。曾祺兴致甚高，喜作报告，会后请留“墨宝”，也必当仁不让，有求必应。不以为苦，而以为乐。这是他发表《受戒》后声名鹊起以后的事。

这是社会环境、个人处境的变化对作家内心有所影响而产生的后果的两个好例。

我以《故人书简》为题写过几篇纪念曾祺的文章，差不多每篇都全录曾祺原信。以为这样做好，可以保存他的文字原貌，实在是想要删减也不易。有一封关于王昭君的抬杠信，可以见当年在酒店、咖啡馆里谈天的风景。谈天中争论是常事，事过即了，不以为意。此后曾祺没有就此议题继续谈论。我想关于王昭君，应以老杜“群山万壑赴荆门”一律为不刊之作。杜甫是贴着昭君这个活生生的人下笔，不是当作政治筹码说事的。

曾祺后来曾写过北京京剧院五大头牌的文章，写张君秋，有这样一节，

演《玉堂春》，已经化好了妆，还来四十个饺子。前面崇公道高叫一声，“苏三走动啊！”他一抹嘴，“苦哇！”就出去了，“忽听得唤苏三……”

这一节写得生香活色，但却戛然而止。要知道他对张君秋更多的评论，那封信里有，而且是真知卓见。当年发表时本想删去此段，转而想人已不在，留下几句真话也好。从这种小事看，曾祺为文，不是没有斟酌、考虑的。他自有他的“分寸”。

我写过一篇记沈从文的文章，开篇就说，沈是一位写文章的人，对作家这样说，岂非废话！真实的意思是，他是凭一支笔闯天下的人。其实别人何尝也不是如此。老实说，我们这一代的作者都是没有什么“学问”的，多半是半路出家的。比起王国维、陈寅恪那一代人，哪里好比；就连王陈的一传、再传弟子，加上横空出世的钱锺书和傅斯年从“北大”挑出“尖子”放在“史语所”里读死书、作研究的那些人，也都说不上比。曾祺西南联大文学系的，可谓正途出身，但他在大学里到底受到多少传统训练，实在难说。像朱自清那样正规学术研究的课，曾祺不能接受，逃课，挨批。他读书，用“随便翻翻”的方式读书，加上社会人生阅历，积累了零零碎碎的知识碎屑，要说“学问”，也是这样攒得的。我们这些人积攒知识大抵都走着同样的路，说“学问”都是谈不上的。只凭一管笔，闯入了文坛。

关于曾祺推荐我参加评选事，你的考证不确。此信本来不想发表，因所谈皆金钱等琐事，无甚意思。日前取出重读，深感故人情重，不避烦琐，事事设想周全，不禁黯然。今仍依旧例，全录如下。

黄裳兄：台湾《中国时报》第十二届时报文学征文奖聘我为散文的评委。有一种奖叫“推荐奖”，他们让推荐两位大陆散文作家各六——八篇，从中选定一篇。推荐奖奖金相当多，三十万新台币。我认识的散文作家不多，想推荐宗璞和你，不知你有没有兴趣。宗璞的我即将航空快递到香港中国时报办事处。你的散文我手头没有（不知被什么人借去了）。如果你同意被推荐，我希望你自己选。要近两年发表或出版的。选出后即寄三联书店潘耀明或董秀玉，请他们电传或快递给台北《中国时报》“人间副刊”季季或应凤凰，嘱潘或董说是汪曾祺推荐的。你自选和我选一样，你自己选得会更准一此。时报截稿日期是八月十五日，如果由你选出后寄给我，我再寄香港就来不及了。我希望你同意。三十万新台币可折美金近万元，颇为诱人。而且颁奖时还可由时报出钱到台湾白相一趟。当然，不一定就能中奖，因为评委有十五人，推荐的包括小说、散文、诗，统统放在一起，大陆和台湾得推荐奖只两人（两岸各一人）。

你近来情况如何，想来平安。

我还好，写了些闲文，都放在抽屉里。这两天要为姜德明的《书香集》写一篇，题目暂定为谈廉价书。

推荐事，同意或不同意，均盼尽快给我个回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