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伦蒂诺与费里尼：甜蜜的罗马

费里尼电影作品：《绝美之城》剧照

“在罗马，总发生一件事，那就是什么也不发生。”电影《绝美之城》（The Great Beauty）的主人公杰普用这样的托词来否定友人对他的创作期待，他自视作家，却40年来再也写不出第二本书。影片以庆祝罗马城诞辰的礼炮开场，这一天也正好是他65岁的生日。他25岁写了第一本小说，一下子走红，从外省来到罗马，“几乎还未意识到，就被卷入了高雅奢侈的漩涡”。他成了一名周旋于罗马上层各色名流之间的著名记者，并如愿以偿登上了上流社会的权力之巅。但华美的派对、众人的簇拥，带给他的却依旧是“残破的生活”。这部片子于2013年戛纳电影节上首映后，被罗马人热议了整个夏天，获得了4个欧洲电影节奖项，目前又入围角逐2013年度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

在费里尼逝世20周年之际，这部片子无疑提供了重新谈论费里尼的一个契机。人们着迷的“费里尼式的”（Fellinies que）风情，时隔多年又在一部新电影中重现，这个带有法式后缀的形容词正是费里尼《甜蜜的生活》一片的遗产，模糊指称着俗世浮华、梦幻、巴洛克式精致繁复、抒情弥漫的诗意。美国人说，《绝美之城》是贝卢斯科尼时代的彩色版《甜蜜的生活》，“杰普一方面像《甜蜜的生活》里的马切洛，也是个四处浪荡、不干正事的花花公子，另一方面又像《八部半》里的圭多，总是被追问下一部作品什么时候完成。《绝美之城》的主题在两个调性上进行变奏，大调是精神性，小调是世俗性——而费里尼几乎所有的电影也都是如此。”

意大利人却争论这是不是一部拍给外国人看的电影。片中描绘的那些关于罗马及其生活的细节，有多少是游客式的走马观花，又有多少是从日常的本地生活中得来的真实？电影的支持者坚称，这部影片是“永恒之城的一幅忠实肖像”，是“对今日意大利的忠实描绘”，不同的是，“费里尼在《甜蜜的生活》中尚能倚靠栏杆来俯瞰一切，如今甚至栏杆也已崩塌，无可倚靠”。索伦蒂诺本人则毫不掩饰自己对费里尼的崇拜，声称片中的一切无论虚实，都是为了营造一种“气氛”。“（在今日罗马）很难乐观，很难积极向上，人人都只图现时的诱惑，来自男人或者女人，过后便是空虚，这个国家的神经中枢仿佛在客厅沙发上陷入了沉睡，无论什么都不过是一场沙龙。”

罗马——这正是问题的关键，是把索伦蒂诺和费里尼联系起来的纽带。《绝美之城》一开场，在杰普的生日派对上，一个不知名的客人发表了几句比较米兰和罗马之异同的老生常谈。这两个城市一个是意大利的经济和商业中心，一个是政府和历史名胜所在地，意大利人总是认为米兰代表了（意大利标准下的）秩序井然，而罗马才是典型的意式风范——更随心所欲，更嘈杂混乱。米兰人愿意埋头苦干，而罗马人却耽于享乐。“罗马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是，在社交场合进行郑重其事的谈话，尤其是谈论工作话题，是不可被接受的。这样讲的一个潜台词是，无论《绝美之城》还是费里尼的作品，它们都不是意大利电影，而是罗马电影。你不可能拍出这样一部电影讲米兰、佛罗伦萨或者那不勒斯。罗马的文化十分独特，不可能在意大利其他地方复制——幸亏如此，否则这个国家的状况将比现在更加失范。”一个名叫詹姆斯·基洛（James Killough）的影评人这样写道。

对于在外省长大的费里尼，罗马起初并不是一个具体的地理空间，而是一种象征，是建立在天主教教育基础上、来自画片和书本的文化想象。“当我还在学校的时候，”费里尼曾经回忆道，“罗马意味着恺撒和尼禄，一个颓废腐化的社会，住满了伊壁鸠鲁的信奉者，商人脑满肠肥、贪得无厌，战士勇武有力、战无不胜。她是那头母狼，哺育了战神的两个儿子罗慕洛斯和瑞摩斯，是墨索里尼，是威尼斯广场上举行的万众聚会，是流行的烟肉汁意大利面，是弗拉斯卡蒂。后来，我仍旧年轻的时候……罗马还意味着教皇、圣彼得大教堂、香客、神父和修女。”这些意象的碎片维度丰富，层层重叠，而此时的费里尼尚未到过罗马。他还是一个渴望逃离出身地的小城少年，故乡里米尼在他眼中显得沉闷倦乏，17岁时他终于有机会离开，去了佛罗伦萨，但他并不满足，他说：“我在那工作了4个月，但罗马才是我真正想去的地方。”

这段青春期的记忆被费里尼生动地刻画在《浪荡儿》（1953）中。“我们总在谈论要离开，但实际上只有一个人在某一天早上，没有通知任何人，真的走了。”影片结尾，莫拉多在清晨踏上了离乡的火车，费里尼只是用众人沉睡的镜头烘托出这一出走的觉醒意义。然而，莫拉多为什么要离开，他到底去了哪里？片中，小火车工替观众提出了这些疑问，却没有得到费里尼的回答。“只想离开”、“不得不离开”，这是唯一的信息。对费里尼而言，这部电影是他在罗马定居14年后对自己离乡前因后果的一次决定性公布，在公开大部分信息的同时，他出于“说谎者”的本能对一些细节进行了隐藏。“对费里尼来说，要去罗马闯荡就意味着必须先离开里米尼，他必须先超越自己压抑的出身，来探索自己电影世界的疆界。”费里尼研究专家法布里奇奥·博林和卡拉·米勒合著的费里尼传记中写道。在研究者看来，在《浪荡儿》之后，费里尼终于“正式抵达”罗马。

还有别的事实来佐证罗马很有可能就是莫拉多的目的地。《浪荡儿》上映后第二年，费里尼就和另两位长年合作的编剧共同创作了《莫拉多在罗马》的剧本。这个剧本当然从未有机会完成拍摄，却成了《甜蜜的生活》的灵感源泉。《甜蜜的生活》中关于主人公马切洛的出身，只笼统说明“来自外省”，但对熟悉费里尼的人来说，认出马切洛就是里米尼的莫拉多并不困难。然而，莫拉多并不是顺理成章就成为了马切洛，他必须经历一场蜕变，如同费里尼本人所经历的那样。19岁刚到罗马时，费里尼对自己的欣喜若狂不加掩饰：“我第一眼看到罗马就有家的感觉，那个时刻宛如重生，而那一天才算得上是我真正的生日，如果不是忘记了确切的日期，我肯定会把那个日子当作生日来庆祝。”多年以后再追忆，他对这一人生转折点轻描淡写：“我好像没有什么要解释的。我生在里米尼，然后我来到了罗马，接着结了婚，再后来就到了电影城工作。”

费德里科·费里尼

费里尼酝酿《甜蜜的生活》的那段时间，正是“二战”后意大利经济经过复苏达到空前繁荣的年代。战争创伤的痕迹转瞬即逝，取而代之的是生机勃勃的资本主义和现代流行文化，意大利人开始学会布尔乔亚的生活方式，消费电视、汽车，外出就餐，每年去海滨度假。富裕后的罗马变得比从前更为慵懒奢靡，50年代后期，教皇的权威也衰落了，狂欢的气氛开始在这座城市的夜生活中弥漫。著名的威尼托大街——正是影片中各色名流不断出没的大街——上的咖啡馆、酒店、夜总会变得更加豪华，充斥了更多绯闻和追逐明星的八卦记者。这些统统变成了费里尼构思《甜蜜的生活》的灵感，并被他化入了影片。比如好莱坞女星阿妮塔·艾克贝里无论走到哪里都被摄影记者频频“围攻”、抓拍照片，两个孩子主导下的一场众人参拜“圣母显灵”的闹剧，根据费里尼生前好友及其传记作者图里奥·凯兹奇的记载，都在生活中确有其事。

越来越多的研究者认为，《甜蜜的生活》的构思缘自一桩罗马上流社会的丑闻，即1953年的蒙泰西案。一名疑似被谋杀的半裸少女在罗马海滩上被发现，警方匆匆结案，认为是大意溺水身亡，民间却传说少女之死与罗马皇室家族内部的性派对有关，少女死前很有可能服用了过量药物，还有过淫乱行为。这一传言在接下来的几年里愈演愈盛，发展成为牵扯电影明星、黑手党和罗马统治精英的阴谋论故事，八卦记者取代了官方，成为民众信服的消息来源。在《蒙泰西丑闻：威尔玛·蒙泰西之死和费里尼的罗马城中狗仔队的诞生》一书中，凯伦·平克斯（Karen Pinkus）通过考证史实，指出了《甜蜜的生活》中马斯楚亚尼饰演的记者和跟随他的名叫“帕帕拉佐”（后来成为世界通用的“狗仔队”的代称）的摄影记者在现实生活中可能的原型依据。“而无论是静止照片还是电影，都形成了某种固定风格，与丑闻之间的联系意味深长，在这一点上，《甜蜜的生活》的诞生大大受惠于蒙泰西案。相比之下难以证实的一个假设是，假如意大利没有在新现实主义运动下催生出新派电影，蒙泰西的丑闻后来是否不会爆发。无论如何，这些新派电影似乎是活动的‘帕帕拉佐’式照片，内含所有的矛盾和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