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利亚斯·卡内蒂的爱与绝望

在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夕，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德语作家）禁止英国出版自己的作品。

“卡内蒂攻击爱丽丝的原因，除了恶意和怨恨外，也是努力去定义他心目中的价值的最后一次尝试，而这些价值，已在灯火管制的英格兰的岛国褊狭和无休无止的饮宴派对中淡漠冷却。对于卡内蒂而言，爱丽丝·默多克代表了战后英国错误的一切，先是麻木的自私，后有撒切尔式的自以为是。”

诺曼·莱布雷希特

英国

乐评人、小说家。1948年出生于伦敦。代表作有《大师的神话》《谁杀了古典音乐》等。

在1981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前夕，埃利亚斯·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德语作家）禁止英国出版自己的作品。他从1939年躲避希特勒暴政起一直居住在英国。虽然他无法阻止两部杰作《迷惘》和《群众与权力》的平装本重版，但他下定决心不出美妙非凡、匠心独运的自传。这一非常行动出于愤怒和怨恨（因为企鹅出版社1977年对《迷惘》英文版进行了删节），并且表达了对接纳他的国度的一种复杂而激情的矛盾心理。

我托他的美国出版商罗杰·斯特劳斯[Roger W.Straus Jr.，法劳·斯特劳斯·吉罗(FSG)出版社的合伙人]偷偷弄来一本《获救之舌》（自传三部曲之一），立刻被其鲜活而暴烈的情感给迷住了。卡内蒂五岁的时候，就因为一个保加利亚小女伙伴不给他看作业而持斧相向。这为他未来的爱情关系奠定了基调。

自传三部曲第二部《耳中火炬》的背景是1920年代的维也纳，他拜在明星演讲家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门下，克劳斯可以用一句名言杀人。《迷惘》中的反英雄主人公彼得·基恩正是在这种氛围中孕育的，他与哲学家康德有许多相似之处，最后一把火烧了自己的书房，自己也和书一起葬身火海。从这里我渐渐开始看出卡内蒂的来历。

许多年中，我试图与他联系，先是通过出版商，然后通过一位共同的朋友安娜·马勒，不过安娜叫我别费心了。她说卡内蒂可能就住在汉普斯特德，但他不愿意结交新朋友，他把所有的精力都用于和过去打交道。1994年他去世了，享年89岁。

他从未讲完在英国那些年的故事（虽然他后来撤回了英国出版禁令），并且留下指示，2024年之前不能出版他写下或者口述的回忆片段。他的女儿没有听从他的指示，于是有了这本《空袭中的派对》（Party in the Blitz），成了纳粹德国空军回老家后伦敦文坛遭遇的最激烈的谩骂性轰炸。

文学教授约翰·凯里（John Carey）说这本书充溢着毒汁和嫉恨，爱丽丝·默多克的传记作者彼得·康拉迪（Peter Conradi）说它“妒火中烧，偏执成狂”。不过对于那些没有义务急急捍卫文学神牛的读者们来说，这本书倒像是一封写给田园式英格兰的情书，这块曾经养育了米尔顿、德莱登、多恩和斯威夫特的天堂沃土，却已然消失在20世纪后半期的历史中。

“我生活的英格兰是她的智性腐败之时，”卡内蒂这样写道，“我看着一个叫什么T.S.艾略特的人出名。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令人懊悔的吗？”他痛斥艾略特“和举国上下的人一样无能”，散发着“虚弱无力的臭气”。在他怒火的猛攻下，艾略特的盛名像一只充气皮球被戳破一般瘪掉了。

他承认对任何一位英国作家都没有好感，即便是1946年让Jonathan Cape出版社出版《迷惘》的薇若妮卡·韦齐伍德（Veronica Wedgwood），在书里出现也仅仅因为她对撒切尔夫人的崇拜。当然，他把最厉害的报复留到了最后。

卡内蒂通过病中的诗人朋友弗朗兹·斯坦纳（Franz Steiner）结识了爱丽丝·默多克，他们订婚后不久斯坦纳就去世了。斯坦纳请卡内蒂审读爱丽丝的处女作《在网下》（Under the Net），爱丽丝去探望卡内蒂，第二次见面，他们就接吻了。

“很快，简直是飞速地，爱丽丝在我还没碰她的情况下就脱光了，她这么干跟爱情一丝一毫关系也没有。她的衣服都是羊毛的，很难看，不过很快就堆在了地板上，她呢，裹着一条毛毯躺到沙发上。这样我就根本没有时间细细打量她的物件或是她本人。她就那么一动不动地躺着，我进入她身体时几乎没什么感觉，也没觉得她有什么感觉。”

毫无风度可言？此类苟且之事英国人是不会在小报之外提及的。卡内蒂这样做是为了显示他不是英国人，而她也不是小说家，因为她缺乏对小说家来说至关重要的感觉。他对她的24本小说嗤之以鼻，还有她“粗疏的”论文，她的双性情人们：“所有那些应邀进入她身体的男人，都是她自己的变形……我所鄙视的英国生活的一切，在她身上都有体现。”

约翰·贝利（John Bailey）教授是爱丽丝的鳏夫和保护人，将这些评论斥为羡妒的产物和“病态的妄想”，但同时也承认爱丽丝“几乎所有写作都受到他的影响”。康拉迪注意到卡内蒂对爱丽丝的态度随着她的成功而改变；他肯定对《在网下》印象深刻，所以决定以匿名方式投稿给出版社。

然而羡妒心理可以被排除。卡内蒂在写回忆录时，已经得了诺贝尔奖，他创造的彼得·基恩已经成了藏书迷的不可磨灭的形象，《群众与权力》已经成为学者不断引用的杰作，不管他们是要解释希勒特现象还是Live8慈善音乐会（数千人会在舞台上流行歌手的示意下一齐在空中摇动食指）现象。卡内蒂在痛斥爱丽丝时，已经拥有了所有他能想象的成功。而她有的，不过是蓝袜社女学究式作品，未来几个世纪除了英国之外不会有多少人还乐意去拜读。

卡内蒂攻击爱丽丝的原因，除了恶意和怨恨之外，也是努力去定义他心目中的价值的最后一次尝试，而这些价值，已经在灯火管制的英格兰的岛国褊狭和无休无止的饮宴派对中淡漠冷却。对于卡内蒂而言，爱丽丝·默多克代表了战后英国错误的一切，先是麻木的自私，后有撒切尔式的自以为是。

但卡内蒂的恨是误导性的，因为这恨的另一面是爱。他小时候，家人曾在曼彻斯特住过两年。“我从父亲那里继承的英国基础依然牢固，”他写过，“我花了一生寻找那些认同这一英国形象的人们，好几次差点儿找到了，结果就是我的重生。”

在闪电战的空袭中，卡内蒂惊叹于“英国人拒绝人心涣散的自制力”。在公交车上，他从未听到过一声焦虑或抱怨。1952年他成了英国公民，尽管三十年后他在苏黎世安了家，他从未放弃追寻那个他钦佩仰慕的英格兰。

卡内蒂将年迈的作曲家拉尔夫·沃恩·威廉姆斯（Ralph Vaughan Williams）视为典范人物：“一个值得大写特写的人。”很少有外国人对英国文化有如此激情，更没有人以如此狂热的愤怒表达这激情。

盛韵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