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伊斯：20世纪西方艺术的Logo

博伊斯（摄于1980年）

博伊斯1965年的行为艺术表演：《如何向死兔子解释绘画》

博伊斯“来”中国

博伊斯（JosephBeuys）的艺术语录被手抄在各种大小黑板上，挂上墙面，成为连接中央美院美术馆两层展厅的一条“线索”。这些零落片语并不能就此呈现一个完整的文本意义上的博伊斯，但如果不仔细阅读它们，展厅里呈示的作品——写了字的玻璃瓶、签名海报、明信片、老唱片、行为录像，对大多数观众来说都难以真正进入。

“黑板”本来就是博伊斯发掘的个体符号，一如油脂、毛毡、蜜蜂和兔子。上世纪70年代初，博伊斯在卡塞尔文献展期间完成了行为装置：“一百天的对话”，他跟人谈了100天，其间用到大量黑板来书写，最后这些黑板一并付诸展出。“几十块黑板放在地上，极为动人，寓意深刻。”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告诉本刊。在他看来，这是博伊斯相当激动人心的一次行为。作为国内最早开始博伊斯研究的学者，朱青生这次受邀担任“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的策展人。

关于博伊斯，不管喜欢不喜欢，看得懂看不懂，他的名字是20世纪西方艺术的一个Logo，艺术史上的公共话题，就像毕加索、杜尚或者安迪·沃霍尔。这个在公开场合从来都戴着标志性的毛毡帽、有着不苟言笑表情的德国人于1986年去世，但他对20世纪后半叶产生的影响到现在仍未消失，并且也不局限于艺术领域。博伊斯的传记作家称他为“当世的艺术家、预言者和导师的三位一体”，在某次访谈录像里，博伊斯也自认是多重身份的人：不仅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所实践的“艺术介入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拆卸并重装了当代艺术系统：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进行“社会雕塑”（SozialePlastik），使人类社会转变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作品。

博伊斯在中国的首次个展，作品超过400件。“我们做这个展览，是用中国学者的眼光和方法来呈现博伊斯。”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接受本刊采访时说。2006年，当时还在广东美术馆的王璜生和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等人同去德国访问，在杜塞尔多夫，他们参观了收藏博伊斯作品的莫伊兰美术馆。王璜生说，那家美术馆的藏品主要来自凡·格林腾兄弟捐赠，他们是博伊斯最早期的艺术资助者。20世纪50年代初，从杜塞尔多夫国立艺术学院毕业后的博伊斯遭遇创作困境和失恋，他自闭于人生谷底，最后被凡·格林腾兄弟送到母亲经营的农场调整治疗。在格林腾农场两年，博伊斯得以康复，并初步确立自己的艺术方向：关注人以及与人具有平行性发展关系的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与人之间可以类比的关系。离开时，博伊斯把其间创作的东西都留给了格林腾兄弟。多年后兄弟俩将藏品捐予国家，自此有了这座用老城堡改建的莫伊兰美术馆。王璜生说，当时他和这家美术馆已经谈到在中国合作举办博伊斯展的想法，可几番周折，达成的意向又搁置了。几年后，已调任中央美院美术馆的王璜生在德国遇到私人收藏家米歇尔·博格，老先生来自威斯巴登，以收藏“激浪派”（Fluxus）的东西闻名，也收有很多博伊斯的作品、资料，这让多年前搁置的展览计划重生了可能性。但博格提出，他希望以转让而非借展的方式合作，要求有中国机构或私人在展览前确定购藏这批作品。经过一年多商谈，上海昊美术馆最终成为博伊斯作品的收藏者。

展品中比较重要的是7件装置和7部影像。从现场看，装置主要为7个玻璃柜，里面有博伊斯生前亲手装置的日常物品：标识性的毡帽，书，小本，唱片等等。王璜生介绍，这样的柜子在欧美很多美术馆里都有收藏。7部影像中，包括博伊斯两次著名行为作品的录像：《如何向死兔子解释绘画》以及《我喜欢美国，美国也喜欢我》。朱青生说，博伊斯很多作品都是录像，不是实物，所以展览现在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大型装置。“这400多件展品不代表博伊斯的水平，但大致能呈现博伊斯的创作情况。”他们为此做了大量的文献整理工作，主要是关于问题的揭示，所以这是一个偏重文献意义的展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