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喜欢或不喜欢的博伊斯

博伊斯（摄于1980年）

博伊斯1965年的行为艺术表演：《如何向死兔子解释绘画》

博伊斯“来”中国

博伊斯（JosephBeuys）的艺术语录被手抄在各种大小黑板上，挂上墙面，成为连接中央美院美术馆两层展厅的一条“线索”。这些零落片语并不能就此呈现一个完整的文本意义上的博伊斯，但如果不仔细阅读它们，展厅里呈示的作品——写了字的玻璃瓶、签名海报、明信片、老唱片、行为录像，对大多数观众来说都难以真正进入。

“黑板”本来就是博伊斯发掘的个体符号，一如油脂、毛毡、蜜蜂和兔子。上世纪70年代初，博伊斯在卡塞尔文献展期间完成了行为装置：“一百天的对话”，他跟人谈了100天，其间用到大量黑板来书写，最后这些黑板一并付诸展出。“几十块黑板放在地上，极为动人，寓意深刻。”北京大学视觉与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朱青生告诉本刊。在他看来，这是博伊斯相当激动人心的一次行为。作为国内最早开始博伊斯研究的学者，朱青生这次受邀担任“社会雕塑：博伊斯在中国”的策展人。

关于博伊斯，不管喜欢不喜欢，看得懂看不懂，他的名字是20世纪西方艺术的一个Logo，艺术史上的公共话题，就像毕加索、杜尚或者安迪·沃霍尔。这个在公开场合从来都戴着标志性的毛毡帽、有着不苟言笑表情的德国人于1986年去世，但他对20世纪后半叶产生的影响到现在仍未消失，并且也不局限于艺术领域。博伊斯的传记作家称他为“当世的艺术家、预言者和导师的三位一体”，在某次访谈录像里，博伊斯也自认是多重身份的人：不仅是一个艺术家，也是一个社会活动家。他所实践的“艺术介入社会”，在某种程度上拆卸并重装了当代艺术系统：艺术家的任务就是要进行“社会雕塑”（SozialePlastik），使人类社会转变成为一件完美的艺术作品。

博伊斯在中国的首次个展，作品超过400件。“我们做这个展览，是用中国学者的眼光和方法来呈现博伊斯。”中央美院美术馆馆长王璜生接受本刊采访时说。2006年，当时还在广东美术馆的王璜生和中国美术馆馆长范迪安等人同去德国访问，在杜塞尔多夫，他们参观了收藏博伊斯作品的莫伊兰美术馆。王璜生说，那家美术馆的藏品主要来自凡·格林腾兄弟捐赠，他们是博伊斯最早期的艺术资助者。20世纪50年代初，从杜塞尔多夫国立艺术学院毕业后的博伊斯遭遇创作困境和失恋，他自闭于人生谷底，最后被凡·格林腾兄弟送到母亲经营的农场调整治疗。在格林腾农场两年，博伊斯得以康复，并初步确立自己的艺术方向：关注人以及与人具有平行性发展关系的物种，以及这些物种与人之间可以类比的关系。离开时，博伊斯把其间创作的东西都留给了格林腾兄弟。多年后兄弟俩将藏品捐予国家，自此有了这座用老城堡改建的莫伊兰美术馆。王璜生说，当时他和这家美术馆已经谈到在中国合作举办博伊斯展的想法，可几番周折，达成的意向又搁置了。几年后，已调任中央美院美术馆的王璜生在德国遇到私人收藏家米歇尔·博格，老先生来自威斯巴登，以收藏“激浪派”（Fluxus）的东西闻名，也收有很多博伊斯的作品、资料，这让多年前搁置的展览计划重生了可能性。但博格提出，他希望以转让而非借展的方式合作，要求有中国机构或私人在展览前确定购藏这批作品。经过一年多商谈，上海昊美术馆最终成为博伊斯作品的收藏者。

展品中比较重要的是7件装置和7部影像。从现场看，装置主要为7个玻璃柜，里面有博伊斯生前亲手装置的日常物品：标识性的毡帽，书，小本，唱片等等。王璜生介绍，这样的柜子在欧美很多美术馆里都有收藏。7部影像中，包括博伊斯两次著名行为作品的录像：《如何向死兔子解释绘画》以及《我喜欢美国，美国也喜欢我》。朱青生说，博伊斯很多作品都是录像，不是实物，所以展览现在最大的缺陷就是没有大型装置。“这400多件展品不代表博伊斯的水平，但大致能呈现博伊斯的创作情况。”他们为此做了大量的文献整理工作，主要是关于问题的揭示，所以这是一个偏重文献意义的展览。

《气味塑料》

我们还需要这样重读博伊斯吗？

博伊斯作为有影响力的艺术家“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在欧洲，尤其德国，这是一个极其特殊的年代，战争创伤被掩藏于重归稳定的生活之下，失落和希望之间，滋养出各种反思社会政治文化的新方式。

1965年，博伊斯在画廊的一个封闭空间里进行了他著名的行为表演——“如何向死兔子解释绘画”。窗外拥挤着好奇又兴奋的人群，房间里的博伊斯在自己头上涂满蜂蜜再覆盖金箔，形神如“巫师”，怀抱一只死兔子在房间里或坐或走。他不时抚摸着兔子喃喃低语，甚至抱起兔子仔细凑近墙上悬挂的那些绘画作品，像是要让它看得更清楚些。在行为末尾，观众被鱼贯放入房间，而博伊斯回到入口处的座位上，怀抱死兔子漠视众人走过。这次表演被认为是博伊斯对“艺术是什么”的最高阐释，博伊斯自己对作品的阐释却很简单，他借用动物来表达人类的局限性，“即使是已经死了的动物也比带着固执理性的人保有更多它的力量”。

博伊斯出生在德国港口城市克雷菲尔德（Krefeld）的一个小业主家庭，1930年后随父母搬到林登。少年时代他曾逃学随马戏团流浪演出，也进过一家植物油脂厂做工，这些个体经历都在他后来的艺术创作中转变为观念元素，诸如和动物的关系、对油脂的感受代入。1940年，19岁的博伊斯应征入伍德国空军。他被分派在欧洲战场，亲历了战争的残酷：受伤、被俘，失去胰脏和肾脏，脚伤终身未愈。1947年退役后，博伊斯重新进入大学读书。他从小有收集植物和动物的爱好，所以最初选的是生物学，但很快他就觉得把一生用于研究毛茸茸的小东西并非自己的初衷，于是决定转向在他看来具有人生“治疗”效用的艺术。博伊斯进入杜塞尔多夫国立艺术学院学习雕塑，毕业后，他经历了前文提到的那段人生困境，直到50年代末在母校获得教职，也确认了自己的艺术观念。1962到1965年，博伊斯参与了当时德国最具前卫色彩的艺术团体“激浪派”，该派对于艺术与生活之间融合的主张以及在表现材料和手段上的兼容并蓄，给了博伊斯很大启发。他对材料的文化含义的发掘与展示在后来的十几年里走入极致。

“我想发起的讨论是关于雕塑的潜力与关于文化的，它们意味着什么，语言是关于什么的。所以我在雕塑中站在一个极端的立场上，并采用一种在生活中很基本的，而又与艺术无关的物质。”博伊斯说。

油脂和毛毡是他最常用的造型材料。他自己解释过，使用油脂的原意是要激发讨论。“这种材料的可塑性以及其对温度变化的反应特别令我喜爱。这种可塑性具有心理上的影响力——人们本能地感觉到它与内心的过程以及感情有关系……”而毛毡：“毛毡是一种天然的材料，它可以伸缩，做成各种形状。它具有隔冷隔声的保护作用，象征着人类命运的拯救。”

博伊斯对于这两种材料的运用成为他许多作品的神秘性的基础，而他叙述给外界的关于他在“二战”期间被鞑靼人所救的经历，又进一步加持了这种神秘力量：博伊斯自述在1943年驾驶飞机轰炸苏联克里米亚地区时被击落，同舱人丧命，而他被当地的鞑靼牧羊人救回帐篷，他们用动物油脂和毛毡帮他取暖治疗。救他的鞑靼人真实存在吗？有历史学家根据战争史料提出过疑问。但无论如何，艺术家确实由此为自己的艺术成功制造了萨满式的魅惑，并形成极其个人化的隐喻。“用这些材料，特别是毛毡和动物油脂，博伊斯营造了一种脆弱的气氛，容易引起一种悲怆的历史回忆。”博伊斯自己则给过这样的注释：“我的个人历史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我尝试把我的生活和个人当作一种（表示人类生活状态的）工具来使用。”

谈到让博伊斯最早引起艺术界关注的作品，朱青生说：“这当然很多，但是我想举三件作品：一是他的《油脂椅子》；第二件是他与文献展观众的‘一百天的对话’及其使用的黑板，事后又用之做成系列装置，不是一件，而是各种各样一个系列；第三件是《7000棵橡树》，是他在去世之前都没有完成的行为艺术。”

1964年，博伊斯把一块令人在感官上产生不快的动物油脂放置于一张靠背椅上，成为装置作品《油脂椅子》。在这个简陋的作品里，博伊斯试图表达一种人智学意义的艺术：椅子代表标准和限定，而油脂则意味着变化、流动和可塑。评论认为，通过这件作品，博伊斯把雕塑改造成了一种流动的、可塑的、进化的非标准艺术。

1982年，第七届卡塞尔文献展为博伊斯提供场地，举办了他的“7000棵橡树计划”的开幕式。该计划目标是寻求市政府和市民支持，在卡塞尔城里自由种植7000棵橡树，每棵树旁安放一块玄武岩柱，目的是重新绿化德国被工业改变的风景的一个象征性开始。第一棵树由博伊斯亲手种植在弗里德里希博物馆的入口处，此后这一“行为”被人重复了6999次。当第7000棵树在1987年种下时，博伊斯已离世一年。他的这件“社会雕塑”至今还是卡塞尔的标志，吸引各种人去“朝圣”。

艺术、教育改革、民主、环保或和平，无论指向何种主题，博伊斯的作品都反复涉及一种意图，即以艺术来拯救和重建世界：“它们试图考虑这些问题，或者，它们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人，从哪里来，又往哪里去？因此，它们也就转化为甚至涉及死后生活的问题。”为了实现自己的艺术观念，后期博伊斯参与各种社会运动。1972年，为了让大家能够不必通过考试就入读大学，他曾在任教的杜塞尔多夫艺术学院发起一场“占领学院运动”，一度被校方解聘。

博伊斯“艺术介入社会”的观念，处处显示了那个时代的特征，并在80年代后期影响了中国的一大批当代艺术家。王璜生说，理解博伊斯，首先得要理解这种来自德国民主的深度历史背景：“有人说博伊斯是政治化艺术，其实政治的概念很大，里面有广阔的人生，比如个人政治，也可以说是个人对待社会的看法、立场和行为。在特定的历史情景中，博伊斯用了一种方式来提醒人们对社会问题进行更深的思考和更坚决的表达，我觉得这是博伊斯今天仍很重要的意义。”

朱青生认为，西方对博伊斯其实还有另一个重要理解，在中国基本不会涉及，那就是对启蒙和科学的反思。“博伊斯是对启蒙的理性精神进行反省的一个重要人物，这是西方对他推崇的原因，也是我觉得非常深刻的地方。用表达理性来完成人间的算计和科学，这是启蒙对人的要求。但是博伊斯不赞成片面动用理性，并且他认为这任务本身就不符合人的全部本性，所以他做的所有作品都语焉不详，颠三倒四。这也是西方有知识有教养的人特别能够在博伊斯身上感受到魅力和启发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