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赵无极为例：解读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

北京大学艺术学院教授丁宁不久前在本报刊发文章，建议就近年来中国在国外举办的当代艺术展进行专题调研，客观了解展览中的成败得失，避免中国美术“被当代”的尴尬境地。我们了解到中国美协自2009年推出的中国中青年美术家海外研修工程的第一批成果中，就有学者涉及此方面的内容。本报记者为此略作梳理，并邀请长期从事当代艺术研究的学者宋晓霞，通过她的海外研修和多年实践积累，解读中国当代艺术的国际形象是如何被建构的。希望由此为中国美术实现高质量和更广范围地走出去提供审视反思的文本或引起更广泛深入的思考。——编者

作为“他者”的中国形象

当代西方艺术与视觉文化中的中国形象，具有一种强烈的互文关系，它们既创造了西方大众心目中的中国形象，又表现了西方大众期待并感受到的中国形象。既反映了他们对中国的认识、观察和了解，也是他们自身欲望的投射。乔治·蓬皮杜中心是法国国家艺术和文化中心，2010年春，我在位于蓬皮杜中心1层的书店找到不少中国当代艺术的图录和概论，在摄影和纪录片的类别中也能看到与中国当代艺术关系密切的艺术家作品。在蓬皮杜中心的4层展厅，冰岛艺术家埃洛50年的拼贴作品正展出。埃洛作品的图像来源非常广泛，比如他把时尚杂志上的模特面孔和照相机镜头、轿车的零件结合在一起，或将美国喜剧和中国、俄罗斯、古巴的宣传画，还有欧洲经典绘画的大师作品、科学杂志、商业广告放在一起，造成了视觉上的冲突、时间与空间的兼并。而“苏拉吉(SOULAGES)回顾展”也在6层展厅进行，这层书店摆满了苏拉吉回顾展的图录、历年出版的苏拉吉画册，还有多种抽象艺术的著述。其中有旅法华裔艺术家赵无极1935年-2008年的画集，前面还特意摆放了一支毛笔——这无疑是一个文化的象征，象征着有着不同世界观和认识论的东方绘画传统。赵无极作为一个在欧洲为人熟知的抽象画家，他的中国文化背景，此刻成为构建法国抽象艺术家苏拉吉的抽象艺术文脉中的文化他者，成为西方抽象艺术自我审视、自我反思、自我想象和自我书写的镜像。西方抽象艺术在赵无极及其东方文化背景中，确认了自身。

中国形象与西方现代文化逻辑

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文化的表述，它不一定是反映了中国的现实，也不是关于当代中国的客观知识，其自身就构成或创造着意义，这些意义可能与中国有关，是对现实的中国的某种认识，或是对中西关系的焦虑或期望;也可能与中国无关，基本上是西方艺术和视觉文化自我认同的隐喻。以埃洛的拼贴为例，他所撷取的图像虽然来自于中国，其潜在动机及其拼贴的意象结构，却是西方的文化程式。探讨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的要点，不在于这些形象的真实或失实的问题，而是要探究在西方当代艺术中中国形象的塑造者的文化认同及其所属的社会文化对中国的看法与态度。他们在什么知识领域或世界观念秩序中塑造中国形象?他们与中国构成了哪种和什么样的想象的文化关系?他们如何在中国形象中确认自身的文化身份?中国形象的塑造，虽然包含着不同塑造者的想象和欲望投射，但又不是与社会现实无关的纯粹想象，社会基础内在地影响着形象塑造者的视角，左右着对待他者的态度和评介。作为一种知识或想象体系，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生成和传播，首先与观看者和塑造者的身份和先见有关，因为他们所拥有的经验世界、知识体系、价值参照、认知方式和伦理取向，决定着他在观看和塑造中国形象时的所持有立场、观点、态度和价值判断，比如埃洛对中国图像的运用。其次，也与西方当代社会的基础相关，包括国家之间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技术和文化实力。最后，中国形象在西方文化语境中的生成和传播，也与不同文明之间的对话和交流有关。总之，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是一种参与了西方当代文化实践的话语力量。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是一个内涵深广的研究课题。

中国当代艺术的坐标在哪？

本文并不试图对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做面面俱到的梳理和分析，而是把探讨的重点放在欧洲一些博物馆、美术馆展出的中国当代艺术展览上。从我们挂一漏万的统计中，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趋势：在欧洲举办的中国艺术展中，中国当代艺术展的数量明显增多，已超过中国古代艺术展，当代中国的文化先锋已经被欧洲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关注并占据了更多的展示空间。这说明在当今的世界，中国当代文化和艺术正以其所蕴含着的巨大能量，在国际文化交往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些展览中，除个别展览是与中国国内相关机构和专家合作的以外，大多是由欧洲博物馆、基金会、收藏家和策展人策划和举办，可以看到在不同文化的比较中和西方当代文化的语境中的中国艺术，却较少看到以中国文化为主体的策划和艺术展示。我们从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或许能看到现代中国的历史道路，却看不到现代中国的文化身份。对我们来说，缺失中国文化主体的反思，即使能看到中国以往发展的问题，但却看不到中国发展未来的前景。从表面上看，全球化时代当代中国的自我认同，是在与多向他者的意象性关联中完成的，中国从中可能获得不同的身份。现代中国的自我认同在这样一个多棱镜中，既是一种建构过程，它同时也是一种解构过程。在这个建构过程中可以发现现代中国自我的丰富意义，但在发现的同时，又从意义的差异矛盾和比较批判中认识到镜像认同的虚幻性与异化，所以它同时也是一种解构的过程。

司汉(瑞典东方博物馆研究员、副馆长)曾经提过一个有意思的问题：一个“当代中国艺术”的展览在西方，应当在东方博物馆还是现当代博物馆举办?在以收藏西方艺术为主的现当代博物馆举办中国当代艺术展，其参照系是西方艺术史，使人看到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在西方当代艺术体系中的坐标;而在东方博物馆展出就会有一个中国传统艺术史为参照系，可以使人看到中国当代艺术与传统艺术相比较发生的变化，但同时无法避免的是中国艺术继续被地域化或边缘化。在司汉的问题里，包含了他对现代中国文化主体缺失的警惕和焦虑。他进一步指出：“以收藏和展出非西方文明为主要任务的博物馆是西方独有的一个现象，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没有这种现象。这类博物馆和西方学者对‘他者’的研究、以及西方观众对非西方文化与艺术的认识之间有着紧密关系。在当今的意识形态和现实条件制约下，东方博物馆需要新的定位和思路。”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的艺术家愈来愈多地参与国际艺术活动中，在双年展等国际艺术展览提供的平台上有了更多交流的机会，国际知名策展人哥拉多·墨斯凯拉(Gerardo Mosquera)认为：“中国当代艺术是今天最激动人心的实践之一。”然而，双年展等国际艺术展览是建立在西方当代艺术体制基础上、附着在西方思想观念的历史地形上的一套话语系统。在它们的背后有其自身的文化根据，它们所指涉的全球性的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状况，同中国当前的社会变化有错综复杂的关系，但却没有直接的关系。譬如说，当代西方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全面质疑以西方为中心的“现代化”(工业化、都市化)和“现代性”(理性与启蒙、民族国家等等)，反省西方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所依据的文化观念和价值体系，像许多国际艺术展上都能看到针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男性中心主义的作品。显然，这是在西方文化体系内对自身暨西方现代文化传统的批判，当然不能替代中国(或任何非西方国家)艺术家的文化和意识形态立场，也不能覆盖中国自己的问题，更不能成为我们思考中国当代艺术前景的现成答案。如果失去了这种与中国现实社会问题的直接关系，又不能让人看到中国当代艺术由古及今的变化，终将失去中国文化主体，而只能在西方当代艺术体系中给中国当代艺术作品寻找坐标。

司汉提出的思路是不照搬基于西方视觉经验基础之上的理论，而是重视研究中国传统的本土思想，从中寻找中国视觉文化和艺术固有的理论。他明确指出：“现代意义上的美术史是从西方引进的，其方法和理论受传统西方美术史学科的影响。西方艺术史家对中国艺术的研究主要是按照西方的模式进行的。中国在后来的艺术史理论建设方面也没有多大的话语权。”

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华文明的内在联系

中国当代艺术的现实困境是，我们既不能完全用当代西方的文化话语，也没有与西方全然无关的本土文化话语可用。古人论艺所讲的风、神、骨、气、意、象、虚、韵等等，当然无法直接进入今天中国人的现代话语系统，即便是在现代语境中就这么用了，也总觉得是与实际的艺术和生活隔了一层。因为它们已是滞留在古代文化话语系统里的现成语言，这就需要我们在当代意识和当代时空下，使它们进入纯构成的发生境域重新缘发地构成其自身，成为当代人的艺术思想和语言。倘若对中国艺术精神的本质有深刻的洞察与把握，中国当代艺术就能在与世界文化的交流中立定脚跟，赢得一个自由创造的、广阔的艺术天地。上个世纪，林风眠为中国艺术培养出一种现代性的美感，他的成功就植根于他对中国艺术精神本质的洞察与把握。以现象学与中国诗学之间的对话为例，如果让它们双方进入一个由当场发生的语境所构成的心领神会之中，可以释放出中国诗学本来的活力，或许可以成为我们铸就中国当代艺术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

自19世纪以来，通过帝国主义政治和海外的殖民市场，中国被纳入了一个全球性的现代框架。我们尚未来得及从自身的文明体系向现代转化，而是向西方借用了一套临时性的思想和语言体系。所以，就当代艺术来说，我们目前还没有形成自己的当代艺术价值体系。借用西方的价值和方法，就好比寄居一样，随时随地都可能遭遇西方文化观念对中国艺术的曲解和同化。当然，任何一种价值判断都不是说建立就能建立的。当前，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自觉到中国文化的自我认同，在这样的情况下参与国际艺术活动，借用西方的文化观念和方法语言，最终或许也有可能成为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从总体上讲，中国当代艺术与西方文化逻辑的关系，是既合作又冲突、既认同又颠覆的关系。经历了近100多年的历史，现代中国的文化已经形成了一个高度混合的状态。如何挖掘中华文明的潜力和文化创造力，以中华文明的视野去看世界，发挥中华文明长期积累的文化资本，也是全球化时代中国发展的活力之源。

重读康有为的《大同书》，其关于人类共同社会的讨论，具有丰富的人性、智慧、情感等人文内容，在某种意义上为现代世界解决自身问题，提供了一笔绝无仅有的文明财富。在“大同”的理想中，作为中国“世界主义”基础的那部分人性内容和文化内涵，最有可能被当代艺术重新激活和重新丰富，而成为在艺术中重新创造的那个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人文价值之一。如何在人文意义上重新创造中国形象，是我们今天面临的时代课题。

毛泽东当年曾经说过：“中国应当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今天有几个问题，尤其值得我们思考：如果西方当代艺术中的中国形象是西方现代文化逻辑的产物，那么，从中华文明的视野看当今世界，中国当代艺术的特征究竟是什么?这个特征对未来的人类艺术有没有创造性的贡献?中国当代艺术与中华文明有什么内在联系?如果近20年来在西方所做的中国当代艺术展是有问题的，那么问题出在哪里?我们应该怎么做?(本文作者为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