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戮的艰难》争议死刑：“宽恕”变成脏字眼

杀戮的艰难（十一）从制度面支持被害人与家属

五月十二日，“监察院”纠正“国防部”在江国庆案中非法取供，草率执行死刑。江国庆的父亲为儿子的清白奔走十几年，江国庆案平反以后一个月，江爸爸过世。司法的被害人与家属，面对的始终是社会的冷落。

我接触死刑这个议题，是从苏建和案开始的。这个案子里有四个人被判死刑：王文孝、苏建和、刘秉郎、庄林勋。王文孝是军人，军法速审速决，很快就定谳枪决了；苏建和等三人，在死刑定谳以后，奇迹似的获得再审的机会，又奇迹似的在二○○三年被判无罪；我们的司法很少有这种勇气，敢把一个先前被判死刑的案件改判无罪。

这个无罪判决后来被最高法院撤销，全案又发回更审。不久前，终于再度获得无罪判决，但仍未定谳。我演讲时如果提到苏案，很多人都很惊讶：“咦，他们不是出来了吗？”很多司法的冤案都是如此，当事人感觉到锥心之痛，大半的青春都被浪费掉了；但旁观者感觉不到，还以为案子早就了结了。

苏建和案使我开始思考死刑的议题。大部分反对死刑的人，都是经历了一段时间的思考以后，才慢慢走向这样的立场；我也不例外。在这个思索的过程里，很快袭上心头的问题就是：那被害人怎么办？ 被害人家属怎么办？在这一波的死刑争议里，也有很多人，基于疼惜被害人的心情，而支持死刑。

疼惜被害人的心情我也有。一九九六年彭婉如遇害，我与一群朋友发起“女权日”，纪念彭婉如与其他的性暴力受难者。我写了一篇《杀女人的年代》，在文中举了好几个案例，因为，我不想忘记这些受害者，不管是因为担任民进党妇女部主任而受到瞩目的彭婉如，或者其他不受瞩目的，平凡的女人。我写下来，是基于简单又真挚的情感：不想忘记她们，不想让她们无谓的消失。

写《无彩青春》的时候，我很仔细的看了刑案现场照片。我想要记得。“我看着吴铭汉与叶盈兰的脸，想着：在拍这照片的几个小时以前，他们也是活人，跟你我一样，有温度，有呼吸，有散乱的念头，血液规规矩矩的在血管里奔流。我安静凝视他们在世间的最后造型，我想要记得。任何死亡都是庄严的，即使这么莽撞的罪行，也无损其庄严。”我在书里这样写着。

我访问了吴铭汉的哥哥吴唐接。这么多年来，当苏建和等三名被告饱受折磨的时候，吴唐接所承受的，又何其多？血案发生以后，他一肩扛起所有的事情：照顾老妈妈，以及幸存的一对姐弟。

我访问他的时间约是二○○三年，再审宣判无罪。所有证据地毯式的查过一遍，法官认为罪证不足，但是吴唐接先生仍然坚决认为，苏建和等三人一定有作案。如我在书中透过法院卷宗详细论证的，起诉此案的崔纪镇检察官、一审判死刑的汤美玉法官，该查的证据没有查，讯问笔录不实，靠着王文孝颠三倒四的口供就草率将三人定罪；但是在吴唐接先生心目中，他们两人是最好的检察官与法官。

我应该对他阐述“无罪推定”的真谛吗？我应该与他辩论这个案子里执法人员违法失职的作为吗？

我没有。因为我认为，我不应该去跟他说这些。该坚守“无罪推定”原则的，不是他，是办案的警方、检方、法官。被害人家属的失落与伤痛是那么巨大，我怎么能拿法律与正义的原则去要求他？

将心比心，如果我承受他所承受的痛苦，我可能也一样。是的，如果我是被害人家属，我也会有罪推定。不管谁被带进法庭，我不仅怀疑他，还可能怀疑他身边的亲戚朋友，是不是都有涉案。

二○○七年十二月十日，邱和顺案开庭，当庭播放警察询问嫌犯的录音带。那天陆晋德先生也到庭。录音带里，很清楚的听到警察喊叫着，“把辣椒水拿进来！”“踹他！”也很清楚的听到嫌犯哀求着，“麦啦……麦啦……”，间杂着“砰”、“砰”、“砰”的闷撞声。

放完录音带以后，法官请陆晋德先生表示意见，陆先生说：“我没有听到刑求。”

如果我是被害人家属，我恐怕，也听不见。

我并不比吴唐接先生或陆晋德先生更慈悲、高尚。如果我站在他们的位置上，我就会跟他们一样；说不定，还更糟。

正因如此，我们的诉讼制度才规定，法官如与原告或被告有恩怨故旧，就必须回避；换言之，就是刻意要找一个没有情绪牵扯的局外人来审案子，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客观公正、不偏不倚、面面俱到。法律并不奢望被害人家属公正、严谨、原谅、宽恕或者放下。

我也不奢望。所以我没有跟吴唐接先生争论什么，我只是听他讲，也让他尽量讲。虽然他讲的跟现代法治观念不合，跟卷证数据不符，但是我觉得我所能做的，就是不要用什么无罪推定的观念去烦他。

在死刑存废的争议里，我们在电视上看到被害者家属表达他们的感受，失去亲人、求偿无门、觉得没有公道等；我们也和大多数人一样，心里很难受，只能陪他们伤心，并且很想为他们做些什么。看王小棣的电影《酷马》，呈现一个失去爱子的母亲有多痛苦；看小林美佳的书《为什么会是我》，看到她以强韧的生命力超越了被强暴的痛苦经历；体会着每一个伤心故事背后的辛苦挣扎，我们也跟着哭。

我们不断被误会的一点是：我们要求被害人家属宽恕，或者我们宽恕死刑犯。但这不是事实。我们从来不主张宽恕论。

《杀戮的艰难》在《司改杂志》发表后，那期杂志加印数千本，供废死联盟宣传之用。如果说《杀戮的艰难》是废死联盟的代表性论述之一，应当不算太自我膨胀。《杀戮的艰难》里，有好几个段落明确的反对宽恕论：

“王文孝没有悔过。他杀死了人，还诬赖说是死者先动手；他没有诚恳的面对自己的错，没有负起责任，对那些被他伤害的人，也没有感到歉意。这怎么原谅？

得先有一句真诚的‘对不起’，然后才可能有一声宽容的‘没关系’。那叫做原谅。如果打人的人得意扬长而去，被打的人只敢对自己咕哝说：‘就当作是被儿子打了’，那不叫原谅，那叫阿Q。当罪犯还在诿过卸责，我们要从何原谅起呢？”

“我还是比较同意盖瑞·史宾斯在《正义的神话》里说的：‘虽然我们贬低报复，但报复是正义的核心。宽恕是伟大的，但宽恕把人不公平的置于情绪混乱中，国家的宽厚反而变成对受害者的另一种犯罪。’”

在《废死联盟致台湾的公开信》里，我们再度表示：

“我们的当事人多半是犯了很大错误的人。那些罪行，我们也无法原谅。我们并不天真的以为监狱可以教化每一个人，使人变好。但是一个社会集体癫狂至此，肯定可以带坏其中的人，使他变得狂暴嗜血。”

我从没看到任何一个废死联盟的人以“宽恕论”为由反对死刑。我也没看到反对死刑的人士要求被害者家属要原谅。倒是常常看到其他人（包括支持死刑与中立的人）说，废死人士不应该主张宽恕论！这不是很奇怪吗？到底是谁主张宽恕论呢？众口铄金都说废死人士不该这样主张，如果大家都听见了，想必这“废死人士”一定是到处说、公开说，那为什么我都找不到出处？

与“宽恕论”最接近的、最有“嫌疑”的，大概是王清峰的《理性与宽恕》以及李家同的《如果我被杀》。他们两人都不是废死联盟的成员，而且他们的文章里，都没有要求被害人家属宽恕。王清峰说：“废死政策的形成是需要时间，暂停执行死刑则是希望让‘理性与宽恕’能有充裕发酵的时间。”“让宽恕的力量大于复仇的怨恨，让理性说服心理上的恐惧。”全文提及“宽恕”一词仅此两处。

李家同的文章里说他自己与家人、学生，即使亲身遇害或痛失至亲，也会宽恕；但他没有强求被害者家属宽恕。他只是强调宽恕的正面价值：“最重要的是：我们该不该宽恕我们的敌人？阿米希人是心灵上最有平安的人，而他们也是绝对实行宽恕的民族。他们的宽恕是铁一般的事实，两位教宗的宽恕也是铁一般的事实，我们的社会，能不能至少探讨一下宽恕的意义？”

当我们的社会可以容许一个人说“如果我是被害人家属，我一定要血仇血报”，但不能容许一个人说“如果我是被害人家属，我愿意宽恕”；我们便必须自问，我们的社会成了什么样子？

三月二十三日的“二一○○全民开讲”谈论死刑议题，“名嘴”之中，反对死刑的是姚立明与杨宪宏。他们都不是废死联盟的成员，而且两人从头到尾无一语提及“宽恕”，但是开通场外来电后，民众劈头就说废死人士不应该要求被害人家属宽恕，然后字幕就打：“废死人士有资格要求被害人宽恕？”

这样公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