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迦：传教士为中国现代化播下龙种 却收获了跳蚤

忘掉做出正面贡献的人并不应该是历史规律

凤凰网文化：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寻找苏慧廉并不仅仅是寻找苏慧廉了?

沈迦：六年以前准备写书，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就是想把这个人的生平搞清楚。这个人原来在温州只有留下300字的简介。为什么在温州还有300字的简介，是因为这个人对温州的近代史而言是跨越不过去的，即便意识形态如何，他对温州的贡献是跨不过的，所以在市志、年鉴等书上还有幸保留了短短的简介。但也只有这么一点点，他离开了温州以后干了什么？他是英国人，离开了中国以后又干了什么？我其实那时候就想这个问题，我得把它搞清楚，看看海外的资料是否可补充完整。这是我最初的“企图”。

但是当我逐步把这些东西搞清楚的时候，我又有些新的发现。也就是说我不满足于仅仅把这个人的生平搞清楚了，我在琢磨几个问题：一回看苏慧廉的时代，他是1861年，也就是咸丰十一年出生，当时正是中国结束与英法的敌对，以开放的姿态迈向“同治中兴”的开始。随后中国有洋务运动，常见的说法是迈开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改良步伐。1882年，苏慧廉抵达上海时，经过“改革开放”的晚清政府，其GDP已跃居亚洲第一位。苏慧廉在中国生活了三十年，直至辛亥革命前离开。这三十年，当然是一个集权的时代，但同时也是一个努力从传统的大一统中摆脱出来并走向世俗化的时代。1898年，苏慧廉去北方度假，不经意间亲历了标志着改良结束的“百日维新”。他离开北京的那个早晨，火车莫名延误，后来才知道是满城搜捕康有为。随后中国终于陷入革命的洪流。炸弹与改良开始赛跑。1935年苏慧廉去世，那年中国的南方有遵义会议，北方有热火朝天的“一二九”运动。有史家将苏慧廉正好经历的晚清这段历程称为中国第一波现代化，以别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开始的第二波现代化。我在阅读写作的过程中，强烈感受到这两波现代化竟然是如此相似。它们都是以改革开放为导向，并且均在七十年代开始中兴，九十年代戛然而止。政治与经济在其间交织往返，缠缠绵绵，而历史只能以一种混沌的姿态向前寸进。当然，这不是我的发现，我仅是感慨并共鸣于这一发现。于是我就想试着借苏慧廉的酒杯，倒下中国一个世纪的歌哭，并期待苏慧廉及他的时代成为我们今人回首百年时一个可资分析和咏叹的角度。

琢磨的第二个问题是，苏慧廉这个人在他的那个时代为中国做了那么多，为什么中国反会把他忘记。其实我们忘掉的不是他一个人，苏慧廉仅是一个标本而已，我寻找他其实只是找一个标本而已。我更难过或者更困惑的是，如果第二波的历史继续第一波的步调走，我们照样会忘掉本该记住的人。

古人言，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衰，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忘记历史、掩盖历史，会怎样，明白着呢。我这书在台湾出版时，书名叫《日光之下：苏慧廉和他的时代》，扉页的题记来自《圣经》：“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大陆版，虽然书名有改动，但扉页这句话还在。

凤凰网文化：现在看，这些都成了历史的规律。

沈迦：历史忘掉一些人是规律，但历史忘掉做出正面贡献的人，就不是规律了。为什么中国的历史，尤其是近代史这一段，总是做这种睁眼瞎，甚至掩耳盗铃、欲盖弥彰的事。在有正确价值观的社会，比如说对英国做出巨大贡献的人，英国历史并不会把他有意遗忘。为什么在中国这样的事会不断出现，是我们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吗。其实我在寻找这个历史的魔咒。

凤凰网文化：找到了吗？

沈迦：我觉得找到了。

凤凰网文化：然后呢。

沈迦：我觉得很难，讲一个稍微敏感一点的，今天当代做很多正能量的人，比如说高耀洁，我们就在有意无意地忘记她。为什么？其实答案是一样的，是什么样的一种历史运行方式，把这些人抛下列车，把他们埋在荒草堆里，然后列车勇往向前，好像除了向前，其他什么都可以不顾。所以我其实在寻找的是这个答案，但这是我在当初写作时没有预先确立的。是在写作的过程中寻找到的。我这本书的书名，在“寻找”与“苏慧廉”之间，中间有个分隔号。这也就是说，我要寻找的不仅仅是苏慧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