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我的翻译生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

高立志:你主编了“外国惊险小说集”；施咸荣主编了“外国通俗文库”，翻译阿西莫夫的《空中石子》等；冯亦代编选了《七分钟的夜》《黄狗》；董乐山翻译了勒卡雷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梅绍武和屠珍翻译福尔摩斯、哈米特。因为过去外国文学译介主要偏重经典，但丁、莎士比亚、歌德、托尔斯泰等等，我觉得可以把你们叫做“英美通俗文学研究的拓荒者”。据我所知，你们四五个人其实构成了一个“圈子”。这个圈子既翻译经典作品，也译介通俗文学，甚至译介一些很先锋的现代派作品，像塞林格《麦田里的守望者》、奥威尔《一九八四》《动物农庄》以及冯尼格特的作品。

傅惟慈:还有李文俊。不过后来他主要把精力投入了福克纳的研究和译介了。我们都是好朋友，相互交换心得，切磋翻译经验。可惜啊，施咸荣、冯亦代、梅绍武都故去了。

高立志:《牌戏人生》中，有你怀念董乐山、冯亦代、梅绍武的文字。

傅惟慈:董乐山太勤奋了，他总感觉到文革浪费了大量时间要补回来，拼命工作，我就告诉他蜡烛不能两头烧，他走得太早了。冯亦代，视野开阔，夫妻合璧，成绩很大。梅绍武，那可真是好人，好人呐，不知道为什么这好人不长寿。

高立志:你怎么会铆上通俗文学这样一块外国文学研究的撂荒地的？

傅惟慈:也许是性格使然吧。你知道我从小喜欢看杂书，《牌戏人生》这本书里也说了，我自幼喜欢《子不语》、《聊斋》、《今古奇观》、《包公案》、《三侠五义》，既然能阅读外文了，肯定也很注意外国的鬼故事啊、科幻惊险类的。文革间，碰巧我还有机会阅读。因为梅绍武负责北图的原版书引进；李文俊在世界文学杂志社。我就经常从他们那里借书看，看到很多人们当时不常见的作品。

高立志:你所翻译的偏于通俗的作品，目前被广泛阅读的还有钱德勒。你怎么会注意到钱德勒呢？

傅惟慈:我看到过一个介绍，说钱钟书是第一个翻译钱德勒作品的人。我没法查证，不过据我推测不大可能。订购钱德勒的作品倒应该是钱先生圈定的，钱先生喜欢钱德勒，他的确是最早向中国介绍钱德勒的人之一。另一位理解钱德勒的学者是赵萝蕤。赵萝蕤说她在美国读书时，美国人不是把钱德勒看作通俗作家，而是视之为和海明威、福克纳并列的大作家，地位很高。所以，严肃通俗之分不那么重要，关键是你为什么读书？你看，我翻译偏于通俗的文学作品，但并不译那种文学价值不高的过于通俗的作品。

高立志:钱德勒作品的哪些特征让你爱不释手？

傅惟慈:吸引我的小说，一个是语言，一个是侦探的性格。我喜欢钱德勒的主人公，钱德勒和哈米特的作品都被成为硬汉派侦探小说。钱德勒的作品语言俏皮、利落，表现力强；其主人公心地善良，对弱者富有同情心；处事潇洒，你注意他在男女界限的处理上，很有男人气概。尤其这个主人公怎么自我嘲讽，他在闹市中怎么独自生活，怎么打发孤独，自己和自己下棋啊诸如此类，特别吸引我。

高立志:这和你的人生哲学也很像。

傅惟慈:是的，我认为翻译最好翻译与自己气质相近的作品。翻译，毕竟不是创作，不可能脱离原作，需要译者隐蔽自己的立场，去仔细揣摩和领会原作风格。只有趣味相投，译者才能更好地把握作品，才能同情地理解其语言和人物。在侦探小说中，可读性更强，故事更离奇的作品有的是，但我最欣赏的还是钱德勒。包括我翻译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也是因为我对卢森堡的遭遇很感动，对她的人格和思想很钦佩。

“翻译《丹东之死》，给我一种猜谜般的乐趣”

高立志:在你翻译的作品当中，还有非常另类的，例如《动物农庄》、《丹东之死》。

傅惟慈:我译《动物农庄》，是因为董乐山的影响。我译《丹东之死》倒有些曲折。

毕希纳死得早，但他作为天才作家在德国文学史上是有定评的，他是最早写无产阶级的德国作家，所以翻译他的作品不犯忌。丹东这个人也很有意思，他不像罗伯斯庇尔那样强硬，那样暴力，他的人生姿态很人性化。他的故事提醒我们革命成功后，革命者会不会腐化？无论经济还是法制、文化等方面我们都还有很多事情要做。阿·托尔斯泰曾把毕希纳的《丹东之死》译介到前苏联，这个版本又被焦菊隐转译成中文。我先注意到焦译本，很感兴趣，又通过人民文学出版社找到《丹东之死》俄文本。俄文本、中文转译本和毕希纳德文原本一对照，我发现有不少差异，所以我希望把毕希纳原作的风貌直接奉献给中国读者。

高立志:剧本翻译要求当行本色，特别是对话很多，像《丹东之死》翻译是不是更费推敲？

傅惟慈:在“阶级斗争月月讲、天天讲”的时候，我们学校的午饭时间是2小时。我从不浪费这难能可贵的可以自主的2小时，便不在学校食堂吃饭，而是到就近的一架安静的小饭馆草草填填肚子，挤时间翻译《丹东之死》。因为惧怕舆论的压力，我还瞒天过海，把这本书拆散，夹在经典著作和笔记本里，在开不完的大会小会和学习中间，觑两眼，思索着这个词、那个句子如何处理。

这个剧本的语言非常巧妙，很机智，但有时候非常非常俗，怎么把这极俗又极形象的语言和比喻恰到好处地用汉语表达出来，这给我一种猜谜般的乐趣。

高立志:你把翻译视为语言转换游戏，背后的意思是你很享受翻译。我想这就是你和当今很多翻译的区别吧。现在多是稿费高低决定翻译态度，出版社和作者都急于赶稿，翻译不要说风格迻译，就是表达准确、译文像汉语也已经不大易得了。不是恭维您，您的文字让我非常惊讶，如此雅洁明净！我认为今天也许我们外语水平在提高，但汉语水平在下降。我想问一问，您的翻译和文字风格是怎样炼成的？您受了哪些翻译家的启发？

傅惟慈:我这人读书杂，你问我受谁的影响很难确切来说。首先就文字风格而言，我主张一要简洁，二要言之有物。我肯定会不自觉地受到自己所译作家作品的影响，例如《童年游戏》里说“父亲是大神，是我既无法爱又不敢恨的人”，这一段叙述就隐约有《臣仆》的影子。

说到我所钦佩的翻译家当然很多，傅雷、汝龙都大名鼎鼎啊，还有孙用、李霁野、张谷若、满涛，他们中外文俱佳，我经常对照原文看他们是如何处理直译和意译的关系的。我一度感到自己词汇贫乏，于是就有意识地去补课。孙用先生不仅给我修改过译稿，还就诗歌翻译具体技巧给我教诲。《牌戏人生》中有一篇文章《我戴上了诗人桂冠》记着这个事。我曾应约翻译德国1848年革命诗，那时候自我支配时间太少，我就晚上上床前先背诵一首，次日上班、开会则一边默诵一边打腹稿，脑子里偶尔闪现妙词佳句，便随手记在学习的笔记本里。后来这本子不慎丢失，竟流落到系“革命”领导小组那里，我被戴上了反动诗人的桂冠。幸好，我还存有出版社约稿函、德文原版书以及孙用先生与我讨论诗歌翻译的信，事情因此才获澄清，但他们仍然找我交代反动思想:“诗虽然不是你写的，但你翻译的时候是怎么想的？就没有共鸣吗？”

必须承认我和我翻译的作品，和我所喜欢所钦佩的作家、翻译家都是有共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