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我的翻译生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

我的本职工作，教汉语编教材，对我来说太轻松，所以自己能够挤出不少时间来做自己感兴趣的事——翻译。1958年大跃进，我一度翻译不下去了，下乡劳动还耽搁半年。这让我回来后更加珍惜时间，但真有顶不住的感觉，于是找一位精于德语的熟人来合作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他开始是欣然同意，但不久人家权衡形势，最后为了不影响“进步”，拒绝接受我的“精神污染”，拒绝走“白专道路”（严酷的年代里，这属于立功；不过文革后他还是回到了德语文化研究的岗位）。我必须自己独自支撑。还好，我熬过来了。

翻译过程中，我正在教一些德国人汉语，他们给我很大帮助。还有我当时同屋的外教也是德国人，正在研究老舍，我俩互相帮助，我给他讲老舍，他给我就托马斯·曼答疑解惑。最后，我把稿子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社却一时找不到可以核对德语原文的合适的审校，就让一位英文出身的专家审读，也便没提出什么问题来。该书如期出版了，但让我不能心服的是:有人贬低我是从英文转译的。于是我决心再翻译一部德语名著。

高立志:这促成了《臣仆》的翻译？

傅惟慈:是啊，因为亨利希·曼在英美文学界不大被认可，当时他的《臣仆》没有英文本。我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后，获得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首肯，他们拿来关于《臣仆》第一部分的别人的试译稿让我把把关。我对照了德语原文，没有发现什么错误。但是总觉得翻译的文学性不够，于是我把它完全重译一遍，交给出版社。出版社对照两个试译本后，决定让我来翻译。

高立志:你翻译《臣仆》和翻译《布登勃洛克一家》有什么不同的体会？

傅惟慈:我接译《臣仆》的时候，先去请教冯至先生。他说:亨利希·曼，也许没有他兄弟名气大，但就对现实的把握、对诸社会问题的深层分析而言，亨利希甚至还超过托马斯·曼。冯先生综合意思大概是，这本书是很难翻的，你估量着办。那时我刚40岁出头，“初生牛犊不怕虎”啊。

《臣仆》这本书，写得真好，它对法西斯上台的社会基础的剖析与描绘非常有见地。可惜现在大家不大读它了。亨利希·曼对中国的影响也远远比不上他弟弟。其实他在德语文学界地位高得很，他的《垃圾教授》《亨利四世》都是经典名篇。

高立志:在当时《臣仆》的命运又怎么样呢？

傅惟慈:政治运动实在太复杂了，我翻译《臣仆》过程中也曾经希望另一个朋友合作，赶赶进度，但那个朋友迫于政治压力也最终放弃了。断断续续地，我一个人才译完这本书就到1965年了，稿子被李文俊君取走，先在《世界文学》上选载一部分，此后书稿一直放在《世界文学》编辑部，文革中没有丢失，实在万幸。这书文革后才得以见到天日，一压就是10多年。

“翻译是很锻炼人的智力游戏”

高立志:是不是可以说，上世纪80年代文学解冻以来，你开始进入了翻译的第三个阶段？你终于可以自由选择喜欢的作品翻译了，当时为什么首选格雷厄姆·格林呢？

傅惟慈:文革前两年，我被打入另册，失去登台讲课的资格，被安排到北京语言学院资料室打杂，每天整理材料，分发报纸。这个资料室结果成了我的精神避难所。因为当时我们学校从英国聘来一位叫威尔金逊的年轻外教，他带来上

百本企鹅丛书。这些书由我登记上架，供教师借阅，当然我还要负责看看书中是否有什么不妥的内容。这批书绝大部分都是英国现当代文学，我记得有弗吉尼亚·伍尔夫、S.毛姆、E.M.福斯特、多丽丝·莱辛、约翰·韦恩……许许多多的文学杰作呈现在我的眼前，什么意识流、荒诞派、黑色幽默，像一道道珍馐奇馔供我品尝。当时政治口号喊得山响，而我在这些书中找到了一小片宁静的天地，正像格林比喻的:在旋风里有一个平静的中心。

威尔金逊带来的书中，格林的就有五六本，包括《问题的核心》《一支出卖的枪》。《问题的核心》讲述了一名正直善良的警察专员，怎么为残酷的现实无情拨弄，最后自杀身死的故事。作者在故事中表达的激愤和悲悯，震撼了我，我不能不联系到自己的处境:生活到处是陷阱，不管你如何谨慎，也迟早要跌进去。主人公那种走投无路的痛苦让我感同身受。

后来我到干校木工厂当木工，同住的师傅每晚回家，我有机会一个人在灯光下反复阅读《问题的核心》。这本书语言简练、朴实无华，却很有力量；不时流露出诙谐和机巧，同我过去翻译的充满框架结构的沉重德语不同，让我这个翻译匠，出于习惯，不由得捉摸把这些极具特色的表述方式用中文贴切表达，这是很锻炼人的智力游戏。

高立志:你在《牌戏人生》的这篇文章里说:翻译，是一种文字的游戏——文字的转换、排列与组合，但这一游戏也需要一点独立的思考，一点创造性。“在全心投入后，我常常发现自己已暂时成为自己的主人，不必听人吆三喝四了。在乌云压城的日子里，我发现玩这种游戏还可以提供给我一个避风港，暂时逃离现实，随着某位文学大师的妙笔开始精神遨游。多么奇妙的世界！……偶然间，我还会被大师的一个思想火花击中，我浑身震颤，眼前掠过一道耀眼的光辉。我感到惊奇，人居然能有这样高度智慧，而我生活的现实为什么那么平凡乏味?”

傅惟慈:我翻译《问题的核心》的用意也大致如此。1979年我把稿子译出，被收入“当代外国文学”丛书，1980年出版，首印50000册。《问题的核心》，是我翻译的第一部英文小说，这本书也是中国最早引进格林的作品之一，此前格林作品只有《一个沉静的美国人》在50年代被译介过来，是配合当时反美的时代形势。我喜欢格林，1981年有机会第一次走出国门，就专程拜望了这个我心仪已久的大作家，《牌戏人生》这书里有专门文章谈这个事。1986年再次拜会格林，我希望能够促成20卷“格林文集”的出版，格林欣然允诺；很遗憾，几次文化潮流的反复，让这个计划搁浅了。

格林自称为“消闲作品”的《一支出卖的枪》，也被我翻译出来放在我编选的“外国现代惊险小说集”的第一辑第一篇。

“在侦探小说中，我最欣赏的还是钱德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