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惟慈：我的翻译生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

《高窗》，钱德勒著，新星出版社，傅惟慈译，2008年5月

《牌戏人生》傅惟慈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8年6月

傅惟慈部分译作

2005年在傅惟慈在德国魏玛歌德、席勒像前。

傅惟慈

著名文学翻译家，还自称“一个收集癖患者”，在钱币收藏方面独有心得，他同时作为一位旅游和摄影爱好者，作品被行内人所称许。他的一生充满传奇。1923年生于哈尔滨，曾求学于辅仁大学、浙江大学等，以国民党青年军身份参加抗日战争，1950年在北京大学毕业。毕业后在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学院等院校讲授语言、文学课；上世纪80年代赴德国、英国教学。主要译作有（德）罗莎·卢森堡《狱中书简》，（德）托玛斯·曼《布登勃洛克一家》，（德）亨利希·曼《臣仆》，（德）毕希纳《丹东之死》，（英）格雷厄姆·格林《问题的核心》，（英）毛姆《月亮和六便士》，（美）钱德勒《高窗》等。

傅惟慈是中国最著名的翻译家之一，他50多年来的翻译有口皆碑。

他精通英、德、俄等多国语言，译介包括匈牙利、波兰、德国、奥地利、希腊、英国、美国等多国文学精品30余部，达三四百万字。不久前，上海译文出版社还出版了他所译格林的《权力与荣耀》《问题的核心》，新星出版社出版了他所译钱德勒的《高窗》《长眠不醒》。傅惟慈说他一直有两个梦想:一是做个作家，二是做个流浪汉。最近，他的作品集《牌戏人生》也由中央编译出版社出版了，这是他自我创作作品的第一次结集，该书包括了他的回忆性文字、名著的序跋、旅游文字以及收藏心得，其文字发自内心，富有情致，文化含量很高。近日他接受本报专访，畅谈了他翻译生涯的历史与甘苦，经历过的时代变迁，以及他的人生哲学——

“我的翻译生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

高立志:傅先生，看你刚刚出版的新书《牌戏人生》，我发现其实你的身份很多:教师、翻译家、钱币收藏家、旅游爱好者、摄影爱好者等等。不过最近因为“格林文集”、“钱德勒侦破小说”的出版，大家还是更关心你作为翻译家的一面。翻译这个职业，一度是很冷的，今天不再冷了，一些高校设立了翻译学系，甚至个别的有了博士点。但图书翻译的质量并没有因此提高多少，鱼龙混杂，不久前还有一桩关于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丛书的抄袭案呢。今天想让你谈谈你的翻译生涯，来告诉我们一些翻译的历史。

傅惟慈:如果你全部阅览了《牌戏人生》，就知道我的翻译折射了我个人的人生哲学。对于我来说，翻译是一种游戏，也是一个实验，一种寻求，或者说丰富人生的方法之一。当然，我翻译的生涯，也是和时代大气候息息相关的。

高立志:我参加过一次你和读者的交流座谈会，当时你把自己的翻译生涯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遵命翻译、经典文学作品翻译、趣味性的文学作品翻译。我觉得这思路很清晰。

傅惟慈:遵命翻译，我编的一个词，是袭用鲁迅所谓的“遵命文学”。建国初期，我们非常重视无产阶级文学、亚非拉第三世界文学和一些小国的文学成就，你看看那个时候的书目，或者看看那时候的《世界文学》就知道了。

高立志:我注意到你在这个时期（上世纪50年代）的代表性译作是匈牙利作品小说《战斗的洗礼》、歌剧《小花牛》，以及波兰长篇小说《一个人的道路》。

傅惟慈:是的，你看看这些作品的书名就会明白其倾向性和时代性。《战斗的洗礼》是我最早出版的部头较大的译著，从俄语转译的，出版于1954年11月。这本书出版后我送给了一个老朋友王效伯，他对天主教很有研究，提了二十几条不合天主教习惯的用语。这些不准确的用语大大破坏了原作气氛。由此，我深深地理解到“翻译家必须是杂家”，但术业有专攻，来不得马虎，翻译不得不勤于查工具书，勤于向专家请教。歌剧《小花牛》则是从德语翻译的。《一个人的道路》则是这个阶段我部头最大的翻译，43万字多，1959年出版的。

不过，《一个人的道路》让我花了这么大功夫，我觉得有些不太值得，因为它的艺术价值并不是那么高。我想把自己的经历投入到更值得投入的地方。这时候，我决心去翻译德语经典文学。

“我们要把200部经典作品都迻译到中国来”

高立志:你第二阶段的翻译成就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托马斯·曼的《布登勃洛克一家》和亨利希·曼的《臣仆》。你和这两部作品究竟是如何结缘的？

傅惟慈:大概1954到1956年间，具体时间我记不得了，周扬邀郭沫若、钱钟书、卞之琳、罗念生、冯至、闻家驷、叶水夫等一大批外国文学专家确定了200部外国文学经典作品，这是一个工程，我们要把这200部经典作品都迻译到中国来。人民文学出版社把这个名单给我看，问有没有我愿意翻译的。这个名单中包括德语文学12部，像歌德的《浮士德》、席勒的《强盗》，还包括后来田德望先生翻译的《绿衣亨利》。在我印象里20世纪的德语文学就是曼兄弟的这两部。我知道《布登勃洛克一家》的文学史地位，也看过该作品的德语版，很喜欢，于是就抱着自我挑战的心态，先接下这个大部头。

高立志:《布登勃洛克一家》的翻译花了你多长时间？

傅惟慈:我1955、1956年先看了德文版的，1957年动笔，1959年译完交稿，我这里还存有第一版，你看看版权页，1962年12月出版，首印13500册。

高立志:这中间政治运动并不少，你当时的职业是什么？怎么有大块的时间来做翻译呢？

傅惟慈:这就说来话长了。我1950年从北大毕业后的第一个职业就是教汉语。当时清华大学是全国第一个开设留学生汉语班的，公开招聘老师。当时外语人才很缺，我通过了考试，又因为学生时代参加抗日、参加过党的一些地下工作，政审过关，所以就进入了清华大学教书。后来院系合并，这个专业被并入北京大学，于是我到我的母校从事汉语教学工作。不过我越来越被德国文学所吸引，1956年就去找冯至先生，看是否可以调到德语系工作。大学时代，我选修过德语，听过冯至先生讲解浮士德的课程，冯先生对我有印象，很高兴我转过来。当时我的上司是一位华侨，不同意放我走，但他很开通，说只要不影响本职工作我可以做一些文学翻译与研究工作。后来他很爱护我，在职称评审等方面都给了我方便，使我可以集中精力做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