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我热爱世俗生活 我不是任何文学潮流中的人

如果不写作，迟子建会做什么呢？可能是田里忙碌而快乐的农妇，怜惜田间地头的禾苗如同爱抚纯真的婴儿，日出而作，日落而归；可能是厨房里贤惠聪敏的主妇，灶台间变幻出万千艺术品般的美食，她用充满爱意的目光注视亲人享用时的熨帖，幸福而满足。

她选择了写作。写作使她的世界五彩斑斓，博大丰富，更因为有众多喜爱她的读者，处处充满友爱和善意的理解。

30年的创作时间，迟子建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潮流。但她又具有“不入流”的勇气，这种坚持恰恰给了她自由，给了她广阔的生长空间。也许这坚持在今天的时代因固守而显得孤独，却明明白白地昭示一种光明和值得期待的未来。

舒晋瑜：在《赐笔的“上帝”》中，您将与笔结缘归结为幼时的“抓周”。

迟子建：在堆满鸡蛋、钞票、算盘、胭脂和笔的桌子上，鸡蛋可以滚动，算盘珠子可以发出噼啪的脆响，而胭脂带来了一股香味，我却独独抓了笔，细长的、冰冷的、不发声的、无彩色图案的笔。

舒晋瑜：最早留在记忆里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迟子建：低矮的板夹泥小屋，房前屋后的菜园(那是我童年的乐园)，无边无际的森林，苍茫的大雪，偎着火炉听童话故事，暑假时到园田干农活，寒假时去山里拉烧柴。这些，构成了我的童年生活。

舒晋瑜：现在您也经常回去？大概一年中有多长时间在家乡待着？每次回到这片熟悉的土地，是怎样的感觉？能不能描述一下那里的环境和生活条件？

迟子建：我每年总要在故乡待上三四个月。现在那里虽然少见大树，但次生林很茂盛，所以那里仍是空气最好的地方。故乡已不是我童年的故乡了，像北极村，它不再有过去的宁静了，一年四季游人不绝。

外婆在北极村去世之后，我很少去那里了。我在大兴安岭中部的一个县城居住，与母亲在一起。我住的不是你们想象的那种我童年住过的独栋的木刻楞房子，而是普通的居民楼，有自来水和暖气设施，所以生活很便利。房子位于城边，就在山脚下，所以我的书房对着山峦河流，风景不错。夏天时打开窗子，满室都是植物的清香。

舒晋瑜：在那里，您过着怎样的生活？在他们眼里，您是怎样的人？他们看您的作品吗？《北极村童话》中我们熟悉的人物，现如今都怎样？

迟子建：我和亲人们在一起。我们家人个个爱好美食，所以傍晚一家人聚在一起，常做了一桌子菜，喝酒聊天。因为守着大山，多吃绿色食物，比如春天吃开江鱼，野菜，夏天吃自家园田种植的蔬菜，山上的蓝莓、红豆等野果，秋天吃蘑菇。家人中，我最忠实的读者是我母亲。她看过我的作品，总给我提意见。

《北极村童话》里我描写的人物，很多已故去了。我前年料理外婆的丧事，见到了我描写的春生，他头发花白，牙齿掉了，邋遢疲惫，脸上的皱纹里刻满了生活的艰辛。近年来，家乡的小书店进了不少我的书。比如2012年出版的《白雪乌鸦》，我春节回去过年时，就在一家书店看到了。我不知道他们怎样看我，只知道我在家人眼中，不过还是那个童年倔强、调皮的“迎灯”(这是我的乳名)。

舒晋瑜：您的多数作品，都关乎脚下的黑土地。家乡对您的人生有何影响？

迟子建：没有我童年的经历，是不可能有我的写作的。一个作家的童年经验，可以受用一生。这经验像一颗永不泯灭的星星一样，能照亮你未来的写作生活。

舒晋瑜：多年来，家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您如何看待这种变化？

迟子建：中国的发展变化，不可能不影响到我家乡的变化。它虽然外表依然是安宁的，但内里却是喧嚣的。最遗憾和让人痛心的是，现在的人对土地的感情，由于种种原因，不如以前深厚了。

迟子建敏锐的目光关注着小人物的世俗生活和悲欢离合，如水滴折射阳光，透视的是她对于生存状况的忧虑、对于人性的悲悯情怀以及人类文明进程的反思。

舒晋瑜：您写的每一部长篇都是大题材，《伪满洲国》《额尔古纳河右岸》《白雪乌鸦》，是否在确定长篇写作时，题材是首要考虑的？可是您又如此擅长写小人物。大题材和小人物之间，您是如何驾驭的？

迟子建：这是个很好的问题。的确，我所写的几部长篇，在别人眼里是“大题材”，《伪满洲国》写了14年历史，《额尔古纳河右岸》写了鄂温克这支部落近百年的历史变迁，而《白雪乌鸦》写的是发生在清王朝末年的哈尔滨鼠疫。不过在我眼里，题材没有大小，也没有轻重，关键要看作家对这样的“题材”是否产生了感情。喜欢上一个题材，如同喜欢上一个人，你才愿意与之“结合”，才会有创作的冲动。否则，再大的题材，与你的心灵产生不了共鸣，融入不了感情，你就驾驭不了这个题材。好在这三部长篇的题材，都是让我动心的。我与《伪满洲国》是马拉松式的“恋爱”，资料准备了七八年，写了两年，直至它出版，我与它“相恋”了10年。《额尔古纳河右岸》也是这样，对这个题材的爱，早就埋在心头，我一天天培养它，准备了大量资料并做了实地调查，这颗爱的种子在发芽后终于成长起来，我用两个多月的时间就完成了它。而与《白雪乌鸦》是闪电式的爱，很快就掉入了这种写作情境，开始了一次鼠疫之旅。如你所说，我的这些长篇，不管题材多么大，写的都是小人物。即便《伪满洲国》里写到溥仪这样的大人物，我都是用描写小人物的笔法。因为我坚信大人物都有小人物的情怀。而情怀才是一个人本真的东西。

舒晋瑜：关于“满洲国”的题材大家并不陌生，您在构思时是如何考虑的？能谈谈《伪满洲国》的创作原因吗？

迟子建：我在鲁迅文学院学习的时候就有这个想法了，那时对东北这段特殊的历史所知甚少，想写也无从下手。1991年年底我去日本参加文化交流，在东京召开一个欢迎会，一位白发苍苍的日本老人走过来突然张口问我：“你从满洲国来吗？”我听了很震惊，感到刺耳，仿佛受了污辱。那段不堪回首的历史已经结束，为什么在日本、在中国的老人中烙印这么深？我觉得伪满14年的历史值得我去想一想，看一看。

这本书的落足点不是史实，而是特定的时代，充满乡土气息、民俗文化，而人的情感经历在里面占据了主导地位。我断断续续地查资料，想法成熟了才开始闭门写作，全力以赴地写。计划写40多万字，实际上写了60多万字。写完后自己都觉得吃惊，怎么会写这么长？但我觉得写得还是比较精练，因为它涉及的社会生活层面较广。我做了许多资料准备，在酝酿成熟后才动笔。《伪满洲国》是我比较满意的一部作品，写的过程也比较顺利。写作这部作品时，我沉浸在“满洲国”的氛围里，傍晚走在街头，感觉调子都是灰的。

舒晋瑜：我很欣赏您的创作状态，不疾不缓，每一篇拿出来都是留得住、值得放在书架上仔细回味的作品。

迟子建：我从1983年开始写作，其间经历了新时期文学种种的潮流。我不是任何一个“主义”下的人，也不是任何潮流中的人，这种不入流，恰恰给了我自由，给了我广阔的生长空间。我觉得写作不能急，要慢慢来，持之以恒，而坚持是需要勇气的。写《伪满洲国》，给我最大的启发就是，作家要不断面对有难度的写作。我每写一篇东西，发表出来后，至少要读一遍，给自己挑挑毛病。常批评自己，就会有所进步。我觉得作家最大的敌人就是他自己。我对自己的作品总有种种不满意的地方，从这点来说，我可能还会有所发展。

也许是因为神话的滋养，迟子建记忆中的山川河流以及笔下的人物，无一不沾染了神话的色彩。

舒晋瑜：您曾在作品中不惜笔墨地描绘萨满治病招魂的全部细节，从萨满治病的禁忌(不许点灯)、萨满跳神的服饰(彩色神衣)、法具(神鼓)、萨满神歌以及神奇效果(除岁奇迹般地好了)等方面细致再现了整个治病招魂的过程，让我们看到萨满跳神所具有的科学无法解释的神秘力量。

迟子建：大自然确实有股神秘力量。我在做《额尔古纳河右岸》资料时，知道有的萨满在跳神时，能把大地踏出一个坑来。超自然的力量，是我们所不知的。而我小时生病，家长也用“烧邮票”的方式给我叫过魂。我去北京天文馆参观，看着陨石展厅中一颗微小的来自月球的岩石，我总想夜晚时它会不会发光，它会不会是嫦娥舞蹈时，衣裳落下的一颗纽扣呢？科学可以探明宇宙的奥秘，但对于一些超自然的力量，科学也无法解释。其实世界有谜团是好事，我们对世界还有敬畏之心。

舒晋瑜：文学写作本身也是一种具有宗教情怀的精神活动，而宗教的最终目的也就是达到真正的悲天悯人。在写作中，是否也贯穿着这样一种精神诉求？

迟子建：悲天悯人的前提，是这个作家对世界没有绝望，哪怕生活落入不幸之境，他们依然能用湿漉漉的眼睛打量尘世的风景。这个世界神灵与鬼魅共存，一个富有宗教情怀的人，会把“根”扎得很深，不会被鬼魅劫走。

舒晋瑜：智障人物也是您作品中的“常客”，在这些被世俗社会视为异类的人物身上，您发掘出他们纯净的思想、奇异的智慧：《额尔古纳河右岸》中的安草儿是个愚痴的孩子；《第三地晚餐》中陈青的哥哥陈墨是个遭人嘲笑的智力欠缺的人，但他却有着自己的生活理念……这样的人物，在很多经典作品中都会出现。

迟子建：我的短篇《采浆果的人》，也写了智障的人，这与我童年的生活经历有关吧。我们小镇不大，但有好几个智障的人，他们在我眼里不是“傻瓜”，而是有光彩的人。他们不循规蹈矩，说出的话永远满怀天真，他们在一种“天籁”状态下生活——虽说那是病态的。我总想，我们觉得他们可笑，可他们也许觉得我们可笑。

舒晋瑜：关注底层一向是您写作最大的特色，您觉得底层人物在您的笔下，30年来是否也有变化？

迟子建：如果说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我笔下的底层人物，近些年悄悄“进城”了。因为我在写哈尔滨的系列作品中，包括长篇《白雪乌鸦》，中篇《起舞》《黄鸡白酒》《晚安玫瑰》，底层人物都活动在我所熟悉的哈尔滨。

舒晋瑜：您的小说多数是温情的，但是您对于死亡的关注也贯穿始终。为什么会经常在小说中设置人物突然又离奇的死亡情节？

迟子建：如果你想到这世界上所有的人，终究会化为尘土，所有生者的名字都会上墓志铭，你就能理解为什么我的作品里会写到死亡。死亡是我们生活的一部分，谁都不能回避。

(摘自《说吧，从头说起——舒晋瑜文学访谈录》，作家出版社2014年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