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兆言：我的小说就是和喜欢文学的人共同回忆历史

另外，我也相信，留的空白多一点，可能读者能够感觉的东西更多，他们有自己的想象力和理解力。在某种意义上，这个小说像画了很多没有尽头的线一样，你如果顺着这条线探寻，你会获得很多很多。

记者：您对传统叙事技法的挑战，和小说中刻意为之的留白，是您对小说技法的要求。您曾多次谈到小说技法与处理的问题。在我看来，“怎么写”是您写作中特别关注的一个问题。

叶兆言：对一个小说家而言，写什么永远是重要的，但不是唯一重要的，小说说到底还是一个怎么写的问题，因此怎么写才特别重要。伤痕小说、反腐小说、现代派小说、现实主义小说等等的概念，对真正的写作者来说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对于我这样的作家来说，怎么写永远是第一位的，我想得更多的是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中国当代作家包括世界作家现在都面临的一个问题是，怎样写出好的作品。对于读者而言，你说什么并不重要。今天的读者很忙，很多读者根本就不读你的作品，当代小说家最简单的一件事情就是，你只是为那些愿意阅读你作品的人写作。所以作家千万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以为你不写就怎么了，别人不读又怎么了。对于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能写，能让你写，写了还能发表，还能出书，就是天大的幸福。说白了，不是这个时代需要你去写作，不是这个时代缺不了你，你真不写也没什么大不了，你写作，是因为你需要，是因为你热爱，是因为你只能玩这个。

3 “我极力写每一部小说，就像运动员一样，每一场球都想打赢”

“就像一个漫长的 NBA　赛季”，这是叶兆言对自己写作的一种描述。这赛季一打就是三十多年，他坦言自己“每一场球都全力以赴”。但他也会有胆怯的时候，他对朋友说：“我一直是个不自信的人，我总有一种担心，怕我的东西别人读不下去，怕别人觉得不好看。”但这也恰恰就是真实的叶兆言，“我极力写每一部小说，就像运动员一样，每一场球都想打赢。我不会向别人说这是我的力作，我只是会不断问自己，这篇小说你是否全力以赴了，你是否没有放弃。作为作者，我只是想让读者认识到自己不认输的心态和自己的技艺。”

对于打完的那场“球赛”，叶兆言说，打完也就打完了。“作为一个真正的写作者而言，他真正在意的是他正在写的东西。对于已经写完的东西，其实也就写完了，只能默默为它祝福，希望看它的人能够多一点。对于我而言，正在写的东西最有趣，没有写的东西更能迷惑人。作家就是这样一种人，他就是贪得无厌，他就想多写一点。”

记者：小说里第二章的开头两部分是对“我”写这部小说状态的描述，我愿意将它想象成您写《很久以来》的真实再现。您也曾说写作对于您而言“就像一个漫长的NBA赛季”，每天早上都会写作，每年都有新的作品问世。

叶兆言：小说里的“我”确实是我真实写作状态的一种再现。现实生活中我是一个活得很枯燥的人，也不擅交际。我很羡慕国外的一些大作家成名以后可以不在乎一切，他们可以拒绝很多。在我内心深处，我也想拒绝很多事情，但有时也还是不能免俗地接受采访，这在我是一种尴尬，我内心其实很排斥这个。小说中也描写了这样的细节，“我”的形象和我本人是相符的。

我现在的状态是勤奋依然，努力是必须的，但产量并没有那么高，上一部长篇已经是五年前的事情了。现在三年能出一部长篇，七八年能出两个长篇，对我而言就是一件太幸运的事了。但这也是一个事实，只要有可能，我就每天坚持写作。除了写作之外，我又能干什么呢？

记者：第二章第二部分您写到一个读者的提问：你为什么要躲在书斋，回避残酷的社会现实。相信这个提问是您写作真实遇到的提问，我想这样的提问可能源自于您的小说题材看起来大多“在过去”，似乎与当下的生活没有那么切近的关系。您怎么看待自己的写作？

叶兆言：小说中“我”调侃了一句：我经常被谴责没出息，躲在书斋里写写秦淮河边的妓女。其实我的小说还真没怎么写过什么秦淮河边的妓女，我倒是写过几篇比较长的散文，谈到了秦淮八艳的意义。秦淮八艳的意义也就是《桃花扇》的意义，我们说这些妓女，说柳如是和李香君，并不是对她们的卖淫有兴趣，要再现她们的生活方式，而是要探讨一个让知识分子会感到尴尬的话题，在亡国的现实面前，她们比我们那些光会说漂亮话的知识分子更有骨气、更讲究“义”。因此，秦淮八艳在中国文化史上是一个沉重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陈寅恪会那么认真地写《柳如是别传》的原因所在。

至于说我是躲在书斋里，这个我认为，小说就是躲在一个角落里写出来的，不这样你又怎么写得出来呢？

熟悉我小说的人，当然知道我有很多小说都是写的现实题材。因此，我没必要去强调自己没有回避现实。有些话多说没有意义，你没有必要像祥林嫂那样喊冤，到处去跟别人解释，说我写现实了，我写了。很可能这只是一种机缘，别人正好看到了你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可能那些作品会有更多人关注。事实上我的小说大约百分之七十写的都是现实生活，只有百分之三十写的是历史，也许恰恰就是这百分之三十被别人注意到了，造成了那样一种既定的印象。因此，当听到这样的提问时，我要做的可能不是反驳和辩解，而是要问问自己，你的现实题材小说是不是写得还不够好。

《很久以来》后记(节选)

叶兆言

1971年盛夏某一天，父母从外面开会回来，神色十分凝重。我们家向来吃饭热闹，那天却一声不吭，就听见碗筷在空气中碰撞，大口大口的咀嚼，气氛让人觉得很奇怪。终于父亲开口，说李香芝怎么会落得这样的结局，话音刚落，母亲非常紧张，也许怕儿子知道不好，她瞪了父亲一眼。过了一会，父亲忍不住又嘀咕：“没想到真的会被枪毙。”

李香芝是父母熟人中唯一被枪毙的一位，轰轰烈烈的“文革”中，枪毙现行反革命分子并不稀罕，然而，如果这人碰巧是你的熟人，是你身边曾经相处过的某个大活人，情况可能完全不一样。接下来，他们躲进卧房议论，很显然不想让儿子知道在说什么。作为文艺工作者，我父母的出身和李香芝背景相似，都是1949年前参军，都是文工团员，都是差不多时期参加共产党。他们万分震动极度恐慌，在后来的岁月提到李香芝，忍不住要问一声为什么，都以为很了解她，觉得她比自己更进步更革命，可是突然发现，其实一点都不明白这个女人。

李香芝的故事始终是个谜，文化大革命开始，我还是个不到十岁的孩子。李香芝被枪毙，我已经十四岁。

大约也是在这段时期，有位靠边站的省委副书记像隐居的陶渊明一样，经常溜达到我们家来借书，借阅世界文学名著，他住的地方不远，一借就是一大包书。每次来都会与父亲说阅读体会，聊聊天，讲讲自己的被隔离审查。说那些年轻的造反派折磨人，一点不比万恶的国民党反动派差劲。有一次说着说着，他像小孩子一样哭起来，这给我留下了非常奇怪的印象，不明白一把年纪的他为什么会这样。

他很快官复原职，平调到外省去当领导。他只是一位副省级干部，还有一位同样靠边站的省长也不止一次来过我们家，这省长就是惠浴宇，货真价实的正省级官员，前前后后一共做过十五年省长，江苏历史上最长的一位省领导。他的显著特征是肥胖和声音洪亮，上世纪三十年代，我的姑夫在南京国民党军人监狱与他一起坐过牢，因为这层关系，因为这段革命历史，母亲托他帮忙开后门，为她单位一位工宣队的妻子调动户口。工宣队陈师傅的妻子在安徽插队，想调到南京郊区去当农民。今天说起来根本不是事，那年头却是很大的麻烦，操作起来非常困难。要说工宣队中也是什么样的人都有，这位陈师傅是文学青年，在我父母隔离审查期间曾偷偷地有过关照，因此他们心存感激，觉得他是个很不错的年轻人，对他妻子的调动十分热心。不仅父母热心，赋闲的惠省长也仗义，一口答应帮忙，喊上了当时靠边在家的省公安厅洪厅长，到我们家来一起商量这件事情。

印象深刻的是这位惠省长喜欢爆粗口，领导干部成为老百姓，自有一种平易近人的亲切。在两位下岗官员鼎力帮助下，陈师傅的妻子顺利调到了南京郊区。我重提此事，无非想说明“文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走资派必定一直倒霉，知识分子必定被轻视，文化名人都会被别人看不起。事实绝对不是这样，文化大革命是条不断流动的河流，绵延曲折，要拐过无数道弯，每一段河道都不一样，每一段流程都有自己的故事。

因为家庭关系，在“文革”中，我常常可以听见一些文化名人的消息。1966年8月底，作家老舍投湖自杀，当时我祖父正在家里看马克·吐温的《赤道旅行记》，不知道什么原因，七十二岁的老人会突然要看这个，除了《赤道旅行记》，几乎在同时，他还看了《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接下来，进入9月份，天气开始凉爽，又开始阅读雨果的《悲惨世界》。这时候，教育部的造反派贴出了一张四千字大字报，标题是“坚决打倒文教界祖师爷×××”，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字眼说祖父是“横在社会主义大道上的僵尸”，应该“剁成块，烧成灰，扬入河”。四千字小说只是小短篇，四千字大字报贴墙上，会给人一种铺天盖地排山倒海的感觉。堂哥三午将大字报全文抄下带回家，老爷子看了郁闷很多天，他是个讲究脸面的老人，一肚子不痛快，独自关在房间里，痛苦得不愿意出来见人。

士可杀不可辱，如果老人家一时想不开，悲愤也好，羞愧也好，来个自杀了断，不过是在长长一串被迫害致死的名单上加上自己名字。经历了一个多星期的思想斗争，老爷子让另一位堂哥永和陪他去王府井走走，他们去了中央美院，专门溜进去看大字报，那里的大字报很精彩，配上了绝妙的漫画，收藏到今日都是了不得的文物。稍稍有点名气的画家，谁还能没有这错那错，谁都有些丑行罪行，若没有个七八张大字报检举揭发，你都不好意思说出来。然后又拐到文化部，仍然到处大字报，是地方便贴满了，干脆搭起长长的芦席棚供人继续张贴。是个官就得让人痛骂，五花八门的古怪罪名琳琅满目，牛鬼蛇神纷纷上榜，妖魔鬼怪统统现形。所有这些都让祖父大开眼界，一直蜗居在家的老爷子不知道外面世界已变成这副腔调，现在目睹了这么多荒诞，看到了那么多闹剧，原本严肃顶真认死理的祖父，立刻顿悟，变得想不幽默都不行，想不开也想开了。什么批斗会，什么抄家游街，要来就尽管来吧。

我父亲是个右派，是那种老实巴交的右派，真心认罪，认栽，认倒霉。还有些右派不认邪理，一有风吹草动便跟着蠢蠢欲动，譬如父亲的难兄难弟方之先生，在“文革”初期居然也成了造反派，他想为自己正名，结果被逼得真的玩了一次自杀。又譬如上海的王若望先生搞逆袭，胆大妄为地贴出了大字报，要自己解放自己，活生生把罪名越搞越大。“文革”中很多事千万不能太当真，多一事永远不如少一事，所有折腾注定都是让人更吃苦头。“文革”的最大特点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天大的事过去也就过去。记得我在生活的大院里看见的第一张大字报，标题是“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这当然是针对走资派，是革命群众对当官的一种强烈反应，可就在同一个位置，同一面墙上，过了没多久，风向转了形势变了，又出现一张大字报，标题只换了一个字，就是把拉下马的“拉”字，改成了有点拍马屁的“扶”字，两张大字报的作者是同一个年轻人。

出水才看两腿泥，文化大革命中很多年轻人同样也会俗不可耐，并不像想象的那样无私无畏，他们敢造反，敢打，敢砸，敢抢，是因为后面有人撑腰。城头变换大王旗，他们想打倒谁，不是因为有理想，是意识到这个人可以打倒应该打倒。墙倒众人推，说白了一句话，很多人造反就是趁火打劫，跟着风头起哄，在混水里摸鱼。总会有只看不见的手在背后操纵，呼风唤雨，“文革”开始时我还是个孩子，因此免不了会用一种童年的目光来看待，在一个小孩子眼里，年轻人站在时代风头浪尖上，神气十足风光无限，行为浪漫很有诗意，那些被打倒的走资派，被批斗的文化名人，已成为死老虎或者死狗的地富反坏右，一个更比一个弱智，一个更比一个可怜。时过境迁，风水轮流转，现在回过头看，当年的年轻人再神气再风光，再浪漫再有诗意，仔细想想都脱不了幼稚，免不了俗气，都是牵着线的木偶，玩得再好也只是貌似天真而已。

这部长篇小说接近尾声，读到了林昭的《十四万言书》，读了《祭灵耦文》，看到她为那个叫柯庆施的老男人写下那样的文字，看到她准备以身相许，愿意为柯献出年轻而美丽的生命，幻想着能与他冥婚，让他们的“灵魂而今如何两情缱绻以胶投漆”，我感到天昏地暗，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差不多有两天时间，一个字都写不出来，人生难免太多的无法理解，难免太多的不可思议。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一部新的长篇小说终于完成，也许拖得太久，也许想得太多，在后记里已无话可说。很多朋友问起这小说完成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究竟想说些什么，它精彩吗，有读者愿意看吗，和以往作品相比有怎样变化，是不是又属于集体怀旧的俗套，所有这些真说不清楚。好在读者明察秋毫，眼睛总是雪亮，恳请大家能有耐心读一读这小说，试玉要烧三日满，它究竟怎么样，想说什么，精彩不精彩，亲爱的读者，盼望你们能告诉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