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治与街边诗学

女性写作：从思想到肉体的归来

《红楼梦》里的贾宝玉说：女人都是水做的，男人都是泥做的。它是一些古老的寓言和象征。每一个新的时代都有自己的情感、自己的象征，同时有和这些情感相适应的写作类型。这些情感和象征，就女人而言，既包括男人对女人的设想，也包括女人对女人自己的设想。

马尔科姆考利在《流放者的归来》中说了一个很有趣的男作家对女人的想象：“另一个朋友，像萨默塞特毛姆的《人间的枷锁》中的主人公一样，想当一名船上的医生，游访异国港口；还有一个朋友，只要能参加他父亲的企业就满意了。就我而言，我决心当一家大都市或外省报社的戏剧评论员，我要每年赚三千美元，还要有一个情妇。”——要有一个情妇，这是有趣的理想。至今我还没有看到，女作家会把一个有“男情人”作为她写作的欲望对象。

从20世纪开始到今天，汉语文学中女性写作风格的变迁，可谓历史巨变。一开始，女人们拿起和男人们一样的语言，参与男人们反对一个旧的制度。“她们的”语境还没有和“他们的”分开来，“她们的”语言还是社会的，含有很多时代的命运、事实和神话。这些“思想”造就了知识女性作为大众情人的神话，像林徽因、陆小曼等；冰心的写作从始至终都显得“未成年”，后来，到了萧红和丁玲那里，虽然她们在话语上仍然和男人们的话语相似，但知识女性在革命中的种种问题渐渐得到了显现，在丁玲的《莎菲女士的日记》、萧红的《生死场》中，女人的视角得到了展示（后来50年代杨沫的《青春之歌》成了这个写作类型的集大成者），萧红的《呼兰河传》成为从女性的童年心理出发的女性写作中艺术成就最高的作品之一。张爱玲则从另外一个角度获得了非凡的成就：在历史和现实的夹缝中都市女性暧昧的命运和归宿。

接下来，正在复活的女性意识：情感、心理和肉体，被革命话语完全淹没，在后来的革命文学中，女性被中性化、无性化，肉体和情感再次让位于大话语。

在中国，被称为女性主义写作的写作类型是非常难于界定的，许多被评论家“如此称呼”的女作家和女诗人，都拒绝这种称谓。20世纪的最后两个十年为复活女性关于自己的书写创造了历史和生理、精神和物质的条件，这些写作主要表现在一些严肃的写作中。张洁、张抗抗、王安忆等把女性的个性和自我意识、女性的自我压抑与命运选择联系起来，残雪把这种写作类型推向了某种极端：她把女性的自我意识通过梦呓的方式来展现，她把女性形象放在男性权力的边界来区分：只有在颠覆男性权力的同时，女性意识才能得以实现。陈染、林白、虹影等则倾向于讲述封闭的女人的故事：女性独白、女性自身的感受、女性的语言风格——同时，一些女性反社会、女性标志、女性身体以及同性恋等典型而激进的主题进入并构成了她们的写作类型。女性的肉体渐渐得到充分的关注。

相比较而言，另一类女性小说家在写作中没有这种过分强烈的女性意识，一些通俗小说家如池莉写特殊的社会问题中的女性，陈丹燕写怀旧故事中的女性：上海的风花雪月、金枝玉叶同样构成市民文化中很受欢迎的一部分，她们的写作代表一个自我认识的梦幻。

那些更年轻、更无所顾忌的女作家、女诗人，把这两种写作方式糅合为一体：借助肉体的感觉编写新的女性都市梦幻，各种宝贝纷纷出笼，女作家们都想借自己的肉体感受表达性、情感和虚无。女性“肉体的归来”以这种古怪的状况告终。卫慧、棉棉等新的女作家象征着如此一个时代的写作类型，当电影、电视、MTV音乐、以及各种图片中的女性纷纷展示她们的肉体和性感时，在一个女性从时尚和精神上崇尚肉体的性感的年月，她们想通过文字，努力拽住这种历史趋势，不让自己掉队。

致命和不致命的青春哀伤

——从自杀者少年维特到滥情者渡边

有人曾经说歌德的著述可以摆满一屋子，而关于他的著述则可以充满一个更大的藏书房。年轻的歌德具有非常特殊的文学天赋，被黑格尔称为“世界精神”的拿破仑一定程度上也具有这样的天赋，只不过他是把它放在了军事和征服欧洲之上。歌德运用他的天赋，一生进行文学创作，从欧洲最为有名的感伤者少年维特到最大的赌徒浮士德，为世界文学塑造了许多有名的形象。

事实上，歌德的小说形象和他的阅读密切相关，青年歌德在摆脱了莱比锡学生时代中传统的罗可可趣味的影响之后，于1770年和1771年的冬季之交，在斯特拉斯堡与赫尔德认识并改变了信念。分享了赫尔德关于荷马的热情，卢梭令他神往，莎士比亚让他景仰，莎士比亚的悲剧和悲剧观影响了他：以纯净朴素的形象向人们展示完整的心灵：“我读到第一页就终身归属于他了。我读完第一个剧本时，仿佛是个先天失明的人站在那儿。”

少年维特的感伤是非常奇特的，一个古希腊的老话题：情欲受到抑制，情欲的主人忧郁致死。在此之前，少年维特的世俗形象早已有雏形，但丁的贝雅特丽齐比但丁早死，只能在天堂里为他引路，不过他还得在地狱和炼狱里绕一圈。卢梭在《两情人》中已经“扮演”了这样的角色，家庭教师对女学生的勾引，虽然有一次已经勾引到手，但接下来还是只能郁郁而终；因为卢梭没地方安排这两个情人，况且被勾引者只是一时的“粗心”，还不具备流浪汉的决心，也没有私奔的精神和可能。少年维特可怜地爱上一个姑娘，一个不该爱上的姑娘，这个姑娘最后肯定不会选择这个心情忧郁的小伙子作为自己的丈夫，“欧洲的精神”还没有能够冲破一切束缚，彻底的精神解放和人的无限自由还没有成为封建制度中市民们的哲学要求。苦闷的少年维特决定离开苦闷的世界，以自杀的方式，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

从此，少年维特成为了为爱情而献身的、忧郁哀伤青春的象征。自杀也成为了青春期苦闷的一个出路，一个至少表面上可以让人忍受的理由。这个早产儿和遗腹子，这个市民社会的爱神，安慰并将继续安慰着忧伤的一代又一代苦闷的孩子们。

有情人难成眷属，这些致命的哀伤！相比较而言，《挪威的森林》中的渡边就幸运很多。从《源氏物语》，到川端康成、三岛由纪夫，再到村上春树，日本文学秉承了“物伤”的美学，四季的轮回、花开花落和人的青春易逝息息相关。这种青春的哀伤和少年维特相去甚远。如果村上春树说的是实话，那这本小说也许正如他在后记中写的那样，是一个私小说：“献给一些离世的朋友和在世的朋友。”这种说法非常暧昧，它又是一本销量惊人的私小说，可以毫不客气地说，是大众小说。

在川端和三岛的小说中，主人公有很重的孤儿性质，这种孤儿性质和孤独并不完全相同，它是一种没有过去与将来的血缘的状态，《挪威的森林》中的渡边遗传了这样一种气质，直子、绿子、玲子这些女人，三种类型，三种象征，三种经验。她们要么早死（直子），成为抽象的肉体；要么离开（绿子），成为一种肉身的怀念；要么只能像母亲情人一样（玲子），用皱纹和性抚慰他。她们只是偶然的“孤儿的安慰”，是一些街道上的情绪，小心翼翼地照料着这个孤儿渡边。

在维特和渡边之间，男人们已经丧失了自杀的理由和勇气，也许，我们和渡边生活在一起，也许就是渡边，街边的滥情者，一个孤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