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治与街边诗学

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曾经记录下苏格拉底的一个看法：一个好的“城邦”要有“好的医生和好的法官”。从这一点上，我很赞同苏格拉底下面的看法：“医生假如从小就学医，对各色各样的病人都有接触，对各种疾病都有过切身的体验，那么这个医生确实可能成为极有本领的医生。”好的法官我们没有碰见过，不知道有什么用；但好的医生确实罕见。

对我们生活于其间的“乌有乡”，我不想冒充医生，好的医生责任重大，不像我们时代这些唯利是图的“狼医”；好的医生可以医治人的精神，甚至治理国家。为了听诊，我只能猪鼻子上插根葱，装象，自己冒充摩洛哥来的江湖郎中——借用《百年孤独》里那些流浪的吉普赛人的身份——假装对我们对这个城邦的生理学和病理学有比较深入的了解。

然而苏格拉底的另一个看法是：“他们并不是以身体医治身体，如果是以身体医治身体，我们就不应该让他们的身体有病或继续有病。他们是用心灵医治身体，如果心灵原来就坏的或者变坏了，他们就不可能很好的医治了。”这一下麻烦了，医治心灵，可不是我这个江湖郎中扮相可以充数的——我想，我们可能是心灵原来就坏的或者变坏了，有可能，“君子之德风，小民之德草”，上梁不正下梁歪，是从上面开始变坏了。任何一个批评或试图教育小民的人，可能自己都是“伪君子”，如同电视上今天还在台上喊“反腐倡廉”的人，明天就是阶下囚——对那些不得不生活在“旧邦”、生理与心理承受力不够的人，我有必要提醒一下，或者可以说是我的一小点建议：默不做声。在“沉默的国家”，最好不要生病，更不要出声。

王小波写过一篇很有趣的文章，叫做“沉默的大多数”。这篇文章从作家格拉斯的《铁皮鼓》和前苏联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的音乐谈起，当谈到我们这个“旧邦”时，得出了这样一个结论：沉默是我们的生活方式。说实话，在他的幽默之后多少有点悲观，虽然悲观不那么容易“骗人”。

可惜，我很早就听过很多声音，如《热风》、《南腔北调集》之类的——我们早就听过这样一种街边的声音，鲁迅对“沉默的旧邦”的各种发音的独特体会。从发出“历史是吃人和谎言”的狂人，到浪漫主义的行为艺术家阿Q先生“慷慨就死”前发出的“二十年后，又是一条好汉”的叫声，还有祥林嫂“唧唧歪歪”的唠叨，以及鲁迅自己在“血与废墟”中勉强发出的那些奇怪的声音，主人和仆人的声音，什么秋天小虫子的声音，梦中听到自己做梦的梦语，复仇者和围观者的快乐的叫唤，离开了自己的家园、幽灵一样的“过客”逃亡的声音，地狱里“暴力革命”和重新“清理旧山河”的声音，等等，热闹非常。

真正的医生不在场的悲剧在这里，如果真是某一天奴隶再次起来，打碎那些阔人的美梦，阿Q在土谷祠里放出的豪言，也不是没有可能：并不是真的沉默。

感觉

博尔赫斯曾经在某处借助贝克莱给我们指出，“把物质加入感觉等于在世界中添加一个不可感知的多余的世界（贝克莱）；相信一个由感官编织成的表面世界，但他认为物质世界是一个多余的世界”。在这“街边诗学”中，我们一开始就碰到奇异谱系的“感觉”。它开始于对“旧邦”古老的“听与说”的家谱的整理，进入各种各样的仓库，恢复这样一笔极其古怪的遗产。在这诗学中，对这些仓库的打扫和清理是很必要的，然后到“感官的王国”进行“快感体验”——余华的许三观卖血后“上一盘炒猪肝”，色香味俱全；莫言展示《酒国》中的声音：残酷的格斗，谋杀，“酒国”的官员们，吃小孩子。检察官丁钩儿喝酒，也吃小孩子，他娘的，没有人不吃。这就是“感官王国”的魅力和秘密。在旧邦，要理解“声音”，必须学会通感巫术。

在那个流年不利的时代，“叽叽咂咂声”开始出现，本雅明在《单向街》的某一页，说：“资产阶级的存在是一个私人至上的王国，政治交易、财政状况、宗教……里面的每一个橱柜和角落里都储藏着人类各种最无耻的习性。”本雅明把这个世界看成一个“交易”的“赌场”：包括家庭和男女之间的买卖。他的悲观至今还在：包括我们自己所有的一切。本雅明对他自己的世界能一针见血，一方面体现了他对日常世界的透视，另一方面体现了他对具体生命处境的关注。在战火弥漫之前的欧洲，一个乏味的时代中，它带来趣味和智慧，他的关注是基于特定的人文和现实情怀的。我们不需要阅读普鲁斯特那七卷本的《追忆似水年华》，才能看到被看成世界奇观的巴黎上层社会，其实里面糜烂不堪、空空一团。这个当然包含任何的上流社会，无论被多少脂粉和荧光灯照亮，被多少珠宝、香车美女环绕。《红楼梦》贾宝玉出场时的那句台词：腹内原来草莽。

本雅明的《单向街》对我有很多启发，他把街边的一切器物与生活，以肖像的方式记录在案。不同的是，欧洲街边的生活可以产生梵高、卡夫卡、本雅明，波德莱尔之后，街边的生活，似乎成为一个最强悍的生活世界；但中国的街边生活，尤其是上海的街边，是陈丹青、卫慧和韩寒他们把持着，其余的只好沉默。卫慧把本雅明认为是“交易”的东西，变成上海“奢靡自由”的象征，依靠的是上海对洋人莫名的崇拜感：感官世界的主宰权——这是上海的家庭教育最为畸形的地方——本雅明和普鲁斯特各自走向不同的感觉世界，对常人不及见的欧洲的街边生活，普鲁斯特精细而深入，本雅明就是素描。

对普鲁斯特洞见了上流社会的颓败虚无，本雅明深表同感；本雅明把普鲁斯特看成“语言的尼罗河，流过真理的土地，使之硕果累累”。“他躺着的病榻将写得满满的无数页书稿举起，奉献给了他自己微缩宇宙的创生。”重复有时并不过分：“普鲁斯特深刻地意识到，我们没有一个人有时间去经历我们命中注定的要经历的真正的生活戏剧。正是这一缘故而非别的使我们衰落，我们脸上的皱纹就是激情、恶习和召唤我们的洞察力留下的印迹；但是我们这些主人，却无家可归”（本雅明《普鲁斯特的意象》）。

这就是上海的街边：这里的人，给人的第一感觉就是都无家可归。

感动

年轻的侍者，别给我斟法莱纳酒，

我要喝苦味更浓的酒。

——（意大利）卡图鲁斯

曾经有一阵，人们纷纷讨论，要找到一本“感动中国”的小说，这种讨论的潜台词，是现在的小说写作缺乏感动的要素。感动居然成了问题，而且好像是大问题。人们把感动当作自己必须面对的情感要求，暧昧的是，它是“吃饱后的休闲运动”？是“商业时代一种新型的消费对象”？或是我们必需的一种满足感？也是对我们这个冰冷和充满谎言的世界的怀疑、不满和不安？

“诸神赋予我们种种快乐，却要我们为之付出代价”，如果感动真的已经成了消费对象，成了人们无所适从的生活之后的休闲运动，那它还真隐含了一种黑色幽默：内在痛苦的经验已经可以变卖成为流水线上的产品——毫无疑问，它有这种可能性。据说，很多作家都瞄准了这一点——哎呀，这些玩笔杆子的商人们，真有眼光。面对如此庞大的出版业和肿胀的信息量，在谈到自己所面对的书籍，他们想感动“孔方兄”。

感动到底离我们有多远？我们的时代，毫无疑问，真实无法被掩盖起来，可是我们的想象力无法追击这些故事，于是我们的小说中，也大多充满一种可怕和可笑的自负和虚构，这和我们的时代基本吻合。如此看来，运用各种情感，都是“煽情容易感动难”。但是，你别说，他们代表我们时代所有可能的临时代码，小布尔乔亚美学（发嗲或撒娇的方程式）、新滥情、自恋的感伤、都市怀旧、青春期的愤世嫉俗等流行的精神倾向，犹如一场规模盛大的流行感冒——人们稍微深入一点，就会说：“流行的东西，还是一种泡沫的东西，不耐读。”

报纸上的东西，都是自言自语，何况，感动不是一成不变的，换句话说，从来就没有一种感动的模式。我们都知道，随着年龄的增长，感动的首要的条件是能够引起我们的共鸣，曾经感动我们的东西也会让位给无动于衷，不是有句老话吗：“人过四十方喜杜诗。”要有生活的基础，才能明白杜甫说了什么。“老于世故是感动的一大天敌”，但它不是最致命的，甚至对感动本身说不上损害，只不过是要求的层次高了。

“世界有多热闹，人就有多孤独。”社会给我们每个人许诺了更多的自我和独立性，我们却发现“自我”越来越小，我们比以前更加孤独地处于“囚禁状态”之中。我们确实获得了一个“更大的空间”，但最终我们发现对身边的一切，没有多少真正的参与感。个体在许诺的“自我和独立性”面前，变得更加乖戾、更加脆弱。除了恢复可信度、拒绝谎言和不可靠的自负，除了真正能够引起共鸣外，能有一个有效的交流、能满足于读者的参与感是感动的更重要的东西，也许最重要的，就是恢复我们人性中那种简单的东西、朴素的东西。

我想起了一个朋友对我讲过的、他亲自听过的乡间盲说书人的故事——很多很多年前的故事里，那些盲说书人哪里寻找？

有一次，盲说书人对一群人讲“秦琼卖马”，说：“秦琼万般无奈，只好把黄骠马卖了，那是一匹祖上传下来的好马，一匹有感情的马。”听着听着，一个听说书的人说：“它到底是公马还是母马？”盲说书人：“公马母马都一回事。”听说书的人发出了一阵嘘声。于是又继续讲，听着听着，边上一个老汉，以前赶过马车，插了一句说：“也不知道这黄骠马能不能拉大杆马车？”说书人说：“你看你，你看你，整天惦记公马母马，拉不拉车，人家那是英雄末路啊。”

这种简易、古朴的讲故事的场面，更重要的是在说书中，那些听故事的人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本身参与了“故事”和“讲故事”。

不像我们面对电影、电视：你就坐着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