疗治与街边诗学

数与诗：想象力的轨迹

我已经漂泊回家，但我

刚刚去过那最混沌的地方。

——艾伦坡《梦境》

游历遍埃及和巴比伦后，毕达哥拉斯在意大利南部建立了一个传播经过“再生、净化、努力而达到和谐”的神秘教义的宗教和伦理学派。这个神秘主义学派的“数字象征”构建了一个毕达哥拉斯三角形，其三条边的数值分别是3、4、5。这就是我们后人熟悉的勾股定理，它被解释为绝对和谐的形式。

不过，就连象征着大智慧的毕达哥拉斯本人也从未料想到，他的这些“数字化”的民间神秘观念，会登上大雅之堂，直接影响着以后的数学、几何学、建筑学、政治学甚至宗教的教义：建筑学上的方形只是和谐与平衡的结构；政治学上的三权分立代表着在权力运作中的节制和平衡；十字架作为方形格的骨架，成为共济会研究创世和创世者的秘密（宇宙最高建筑师）的方法。

数字和计数的出现，曾经被人们认为是关于这个物质世界的最伟大的想象力：刻字计数、结绳计数、石头和短树枝计数等，它是面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神秘的表达方式，是一种古老的诗性。数字甚至在它出现的初期，就和那些最古老的诗人（巫师）一起，代表着这个世界古老的和谐与仪式。更为精妙的是，黑格尔在《哲学史讲演录》中评价毕达哥拉斯时说：“因为他们在和谐者中见到了数的性质和关系，因为数，即尺度，乃是一切自然物中的最先者；因此他们把数看成一切事物的元素，把整个宇宙看成一个和谐与数。”在这里，数字不仅用于计算和测量，它是真实世界的本质所在，也是内在的一个秘密。

不过，读过他的章句后，我宁愿把毕达哥拉斯这个哲人也看成诗人，这个秘密隐伏在“数字哲人-诗人”的脚步里。阅读毕达哥拉斯是带着诗歌和数字的旅行，是旅行中的最为优美的漫游。

在世界上周游一圈已经不是谁的特权，它重新成为受古训“读千卷书、行万里路”影响很深的中国人的自我期望。旅游者写上一部旅游传记也不奇怪，旅游传记也可以有不同的面孔，通过探险、旅游、幻想，我们幸运地和别人分享那些关于异地他乡的信仰、风俗和地理面貌。物质世界在其中得以敞开，我们在其中获得喜悦。可是，人们都有些意犹未尽，还有没有“另类”一点的漫游？我们可以像古人那样漫游，但漫游的数字性和诗性怎样统一？数字的诗性隐藏在这个世界的什么地方？古老的和谐、古老的诗性何在？想象力的轨迹用什么样的曲线来描述？

如果一个漫游者不仅是精通数学的人——“数学是一种摆弄假设的纯粹游戏，并且完全是悬在空中的”，他和他的先辈一样用最抽象的方法来面对这个世界，它们是自己在其中行走的世界，那是他们自己抽象的城市和风景——他还是一个诗人，那么他给我们的会与众不同，它那些物质世界的敞开，将给我们多一点东西。正如艾伦坡说的：

稻草之类的东西漂浮在水面，

要寻找珍珠你就得潜入水底。

数的想象力一点不匮乏。如果你打开了地理上的物质，还打开了地理上想象力的曲线，那是一些漫游者真正迷恋的珍宝。要恢复诗歌中优美的想象力的轨迹，漫游者恢复了所必须的诗性和想象力，在漫游中数字与诗性的古老对称与和谐，必然是一个充满灵气和漂移的精神之旅。

写在战争边上的文学

战争在文学中，首先是它提供了如此丰富的想象空间和深入的灾难视角。冷兵器时代，首先把这些想象和事实判断记录下来的，就是文学。从古老的诗歌、到民间故事、英雄传奇、一直到现代的小说。自古以来，文学就像战争的双胞胎兄弟一样，说文学的发展和变迁依赖于战争，并不算太过武断。在人类漫长的农业文明中，在冷兵器战争时代，战争是最能提供文学体裁和想象的东西了。没有了战争，文人骚客们会觉得“人生易老、壮志难酬”。在诗篇中“整戈待发”是一种英雄的豪举。有了战争，无名小辈也能一夜之间成为英雄人物，“胯下韩信”也能身着锦衣，战争成了人们心中一个美妙的幻象。著名的“十字军东征”也是如此，它“给那些无家可归的、欧洲街头上的流浪汉、酒鬼、无所事事的好事之徒，提供了一个到达天堂的幻想之梯”——虽然也有像《诗经》里的反对战争的美妙的句子“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斯，雨雪纷纷”；以及诗人们的感叹：“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何时平胡虏，良人罢远征。”但它们没有能更改这样的事实：农业文明时代大多数的战争，为那些一代又一代的平民子弟，提供了一条成为社会显贵的非常重要的途径。

战争成了古人们内心里对自己的某种人生设计：古人所谓的“富贵险中求”，就来自于此；甚至于在古希腊人看来，成为“战场上的勇士”，和男女床笫之欢一样，是一个人在天底下最伟大的事业。古代的战争，成就了多少英雄，成就了多少伟业，也就成就了多少的诗篇。

荷马这样记录了古代的战争史：它是一场为了争夺美丽的女人的“神的阴谋”，不过英雄们并没有在自己的命运前后退；他们选择了命运，选择了参战，也就选择了诗歌中永恒的位置。

西塞罗这样写道：

命运施宝座与谁？你还是我？

让我们用勇气来证实。

冷兵器时代的战争，它必须发生在“士兵与士兵”的搏斗中，它可以展现一个人的力量和勇气，人的名誉依赖于肉体与肉体搏斗。但这种场面和荣耀在热兵器时代化为乌有：你还没有来得及展示你的武器，远程的子弹就已经打中了你。热兵器的出现，“三个火枪手”，使得文学中古典浪漫的“骑士”、“英雄”、“冒险家”们成了一种可笑的符号：著名的唐吉诃德先生只能怀有古老的梦想，举起刀来和风车打斗一番。

自从人类的战争进入了热兵器时代，人们对待战争的态度，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为它的伤亡更多是以无情的方式出现：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使大量的平民伤亡、大量的难民出现、大批大批的人“分享”了战争的风险和痛苦。那些农民和工人的子弟们，不再拥有古人们的荣誉、勇气、人生的抱负，却和他们一样——甚至比他们还残酷地——面对死亡。

20世纪是战争的世纪，19、20世纪文学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战争，借助战争来展示人性中的“古老而年轻的”恶。《战争与和平》、《永别了武器》，那一代的作家、诗人，大多有战争的经历或体验。当大量的人，像托马斯曼所写的那样，是被一种荒谬的方式拖入战争时，作家们、诗人们终于认识到，宁愿那些关于战争的古老的想象，变成为一种幻觉，就像唐吉诃德一样；不要让它成为生活，虽然没有它们，我们的生活确实没有多大乐趣——就让舞台上的留在舞台上，让马戏团的小丑演员和悲剧演员去表演它们。

现在，一提起战争，我们马上会想到一座正在焚毁的大楼、或已经变成废墟的民居。它跟这个时代的战争提供给我们的图景有关。如果不是士兵、不是将军，当我们面对战争时，那就注定只能是以旁观者的角色出现在它面前。这是一种很暧昧的姿态：一方面，我们内心里关于战争和死亡的种种想象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另一方面，战争检验着我们人类自己的生命历程。

疾病时期的爱情与意志

流行病到来时，人们在忍受着内心里让人不寒而栗的恐惧，它首先是一种对意志、友谊和爱情的挑战。

在《鼠疫》中，加缪通过描写奥兰流行的鼠疫，来寻求一种人们面对现实和疾病的神话。“要了解一个城市，比较方便的途径不外乎打听那里的人怎样干活、怎样相爱、又怎样死去。”小说是很传统和现实主义的，老鼠的涌现、流行病的隐隐约约的发生，人们和死亡朝夕相伴，城市也被隔绝于其他地方之外，一开始，人们生活在慌乱之中，遗弃、厌恶、憎恶、恐惧、欲逃无能的境遇。这部作品暗示我们，和流行病一起到来的还有精神上的流行病，包括其死亡的本能。其间，每个人都在寻找自己的道路、自己的道德和自己的拯救。

寓意虽然明确直白，却也非常有力：“属于自然的东西是微生物，其余的东西，如健康、廉正、纯洁，由你怎么说，都是意志，一种从来不会中断的意愿的结果。”这种意志的安慰，体现了人自身的力量。

最后人们走向了和解、团结，走向了正常的人的生活，加缪最后借主人公的口气写道：“对于那些满足于得到他那可怜但又伟大的爱情的人，确实应该使他们、或者至少是每隔一段时间使他们得到欢乐作为奖励。”

1384年，繁华的佛罗伦萨瘟疫流行，这瘟疫的威力实在太大，它破坏了人们之间正常的接触和亲密。“活着的人看到这类大大小小的惨事，不免异常害怕，自然也会生出种种的怪念头，到后来，几乎所有的人都采取了冷酷无情的手段：尽量躲开病人和病人用过的东西。”十个青年男女在乡村一所别墅里避难，他们终日游玩、欢宴达旦，每人每天讲一个故事，十天讲了一百个故事。其中大多是讲男欢女爱的：谴责虚假的禁欲主义，认为爱情是才智和高尚情操的源泉。

《屋顶上的轻骑兵》更是一场乱世中的爱情，故事发生在18世纪法国南部的村镇上。在普罗旺斯大集镇曼罗斯克，受瘟疫、死亡折磨而失去理智的居民追杀所有的陌生人；瘟疫肆虐的时候，外乡人就是替罪羊。安杰罗是一个逃亡的意大利轻骑兵上校，当他来到法国南部时，他不得不在屋顶上栖身，与一只无家可归的猫为伴。外乡人是一个隐喻，有时候可以是犹太人，有时候可以是巫师，或是同性恋，他们是人类歧视和恐惧的替罪羊。故事终于发生，安杰罗邂逅了一位高贵美丽的法国少妇宝琳娜，两人有了爱情。《霍乱时期的爱情》以终于可以在挂满了霍乱黄旗的轮船上用牙床接吻作为面对疾病的诙谐结局，这种快乐主义的东西在文学中毕竟很少，而且也不会变成大多数人的生活原则。

爱情是流行病时期除了意志之外，对人们最有用的安慰。事实上，在文学之外，加缪所说的爱情和意志，一直是疾病到来时人们的主要生活支柱——尤其是爱情，是普通人重要的精神药物。中国的文学中尤其没有这种面对灾难的轻松和幽默：活命都来不及，还有心思谈情说爱？不过，生活比文学更浪漫。在每一个非常时期，我们同时发现了最无私的心灵，和最脆弱的人性。记得那一年，读到这样的故事。有一对医生夫妻，他们所在的医院被指定为“非典”专门接收医院，医生也要求被封闭在医院内，什么时候能出来也是未知数。两人被通知必须有一人要去，而他们俩几乎同时说出：“我去！”有一次，我在地铁看见一对恋人都戴着厚厚的口罩，拥抱在一起，他们就是那些永不消逝的轻骑兵。“非典”时期的爱情，真难为恋人们。

真的爱情不需要启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