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全球政治的代表性断裂与“后政党政治”

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为了谁”与“怎么为”的文化政治，涉及的是政党与群众、社会的关系问题。现代政治的基本外壳是国家，也正由于此，政治运动不可能脱离政治权力单独运行。代表制的问题实际上是在政党与国家发生紧密关联的条件下产生的，即政治体系必须通过一定的代表形式而形成。普选、地方选举、党内选举、推举、轮换或抽签等机制，都是这一代表制得以运转的不同形式。这些形式的优劣不是绝对的，而应根据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其前提是存在着活跃的民众的和为民众的政治。

但今天人们在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往往忽略了代表性政治中包含的超代表制内涵。事实上，群众路线就包含了这样的内涵，群众路线是一个政治过程，群众路线中的群众概念包含了有待出现和有待形成的政治主体的内涵。群众是形成中的政治能量，而政党与群众的关系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两者的关系逐渐地转化相对一体的关系。这种关系不完全是代表性的关系，或者说，常常超出了代表性的关系，两者通过这一关系而相互塑造，从而群众路线成为一种新的政治主体性的创生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群众成为政治的范畴，而政党也成为大众政治的一部分，两者水乳交融，但并未取消政党的先锋性。因此，如何回应时代变化及新条件下不同群众的构成，就成为政治组织重构政治代表性的主要议程。没有这一进程，无论以何种形式出现，政治代表性都会面临空洞化的危险，从而产生政治体制与大众生活的脱节。代表性政治中的超代表性方面是讨论代表制问题时常常被忽略的问题。

伴随着阶级政治的退潮，政党政治向后政党政治转变。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一个重构阶级构造却压抑阶级政治的历史过程，这一过程正好与阶级政治极为活跃而工人阶级规模却相对弱小的20世纪形成鲜明对比。在“后政党”的条件下，什么是“群众路线”的政治内涵？在中国革命、尤其是人民战争中，群众路线大致可以这样描述：完备的、内部有高度严明纪律性的政党，根据其清晰的政治方向和使命，通过动员群众、吸收群众中的积极分子以壮大、改造自身的政治过程；与此同时，充分保障群众团体和群众运动的自由和法律权利，尊重其独立。例如，抗日战争爆发后，1937年10月16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群众运动的政策》，强调“在群众自己的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各种要求纲领上，建立真正群众的工会、农会、学生会、商会及青年、妇女、儿童等团体。要使最大多数的工人、雇农组织在工会之内，最大多数的农民组织在农会之内”；这些群众团体内部实行“广泛的民主”，并在促进群众经济利益、政治利益和文化活动的实现的同时，以自治团体的角色参与政府的工作。在今天国党体制下，我们可以用群众路线这个概念，但不能也无法重复过去的政治方式。政党国家化的结果之一，便是政党作为政治运动的终结，它与群众的关系逐渐地演变为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今天既不存在20世纪意义上的那个组织严明、目标清晰的政党，也不存在通过群众路线而产生的大众政治，政治蜕变为管理的范畴，亦即蜕变为去政治化的政治。

六、阶级重组与阶级政治的衰落

政党国家化意味着群众路线时代的终结。在完全不同于20世纪的语境中，重提群众路线的含义是什么？我们是在国家与公民的关系中讨论群众，还是在政党与阶级的关系中讨论群众？群众作为一个形成中的政治主体，它的诞生事实上意味着新的政治形式的诞生。群众路线是人民战争的产物，但其运用并不限于战争条件下，在20世纪50～80年代，中共曾以不同方式试图用群众路线解决官僚政治的弊端。在全球化与市场化的条件下，重提群众路线到底具有什么意义？除了作为一种工作方法，群众路线是否还与创造什么样的政治力量、锻造怎样的政治主体、指向怎样的未来的问题相关？

因此，重提这一问题，与其说是对一段历史的回归，毋宁说是对一个可能的、不确定的未来的探寻。依靠群众，不单指社会监督与社会参与，也意味着群众参与的社会组织形式。说今天不存在20世纪意义上的阶级政治，并不意味着不存在活跃的阶级运动和公民政治，这些运动以不同的形式介入政治的、经济的、生态的和文化的议题。社会运动具有政治潜能，但未必能够产生出新的政治，原因是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社会运动也常为资本体制所渗透。

我们可以确定的是：构成现代国家和权力体系的一些基础性概念——从主权到公民，从阶级到劳动等——都需要根据新的形势重新加以界定和分析。例如，在中国的语境中，重建代表性需要重申有关工人阶级或工农联盟的概念吗？在金融化资本主义条件下，发达国家经历了并还在继续经历去工业化过程，作为革命阶级的工人阶级大规模的缩小或消失了，谁是新的政治的主体？。在中国和许多非西方国家，大规模工业化催生了大规模的、我们称之为农民工的工人阶级。重新阶级化是当代中国社会的重大现象，阶级概念的再度使用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工人阶级队伍的扩张及重组与工人阶级政治的衰落几乎发生在同一个进程中，新生的工人阶级政治不但远远没有达到先前的深度和规模，而且很可能也不会重复20世纪的政治模式。我们至少可以辨识出两个特点：一个特点是工人阶级政治与政党政治的脱节；另一个特点是在当代流动的生产体系中，新工人阶级的群体稳定性较弱。这两个特点不但区别于社会主义工业化时代的工人阶级，也不同于早期工人阶级的形成。

我们可以大致分析出四种工人斗争的形式：第一，为保护自身权益而展开的罢工和寻求自我组织（工会）的努力，如广州本田汽车发生的罢工运动，这是经典的工人阶级政治；第二，打工短期化，即劳工拒绝长期在一个工厂或公司工作，而只是在一个岗位逗留一两年便更换工作。从经典的阶级政治来看，这不利于工人阶级的团结，但对国家和资本提高劳动待遇而言，却是最为有效的行动之一；第三，除了工会等组织形式外，过去被认为包含双重剥削的“领工制”也成为工人斗争的某种组织形式之一，即以某种非正规契约形式保护工人的某些利益。此外还出现了同乡会、少数民族劳工保护自身权益的组织等；第四，以个人权益的保护为中心的法律维权。此外，乡村建设事实上也为劳工运动提供了另一种支持。上述阶级政治的形态是当代资本主义及其在中国条件下的产物，与上个世纪的阶级政治存在重要的差别。如果代表性断裂表现为政治形式与社会形式之间的脱节，那么，什么才是与一定的社会形式有机关联的政治形式呢？当代中国社会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政治，重建代表性不可避免地与解决当代中国社会的重新阶级化问题直接相关，但在金融资本主义条件下，伴随着政党国家化的深化，与其说是重建阶级性政党，毋宁说是形成更为自主的社会政治（包括工会、农协和其他社会团体等广义的政治组织）和致力于改造生产体系内部关系的活跃的劳动政治，很可能是“后政党政治”可能路径之一。事实上，城乡矛盾及其转化、区域差别及其转化、阶级关系及其分化，以及当代生产和消费形态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集中体现了当代资本主义的矛盾。因此，乡村建设、生态保护、发展模式的转变、民族平等和文化多样性的保护，与工人阶级的社会地位的改变等，理应成为当代平等政治的驱动力。

七、“后政党政治”与宪政改革的方向

为什么要提出“后政党政治”的趋势呢？这是因为当代倡导政治变革的两种对立方式均以重返政党政治为前提：对于右翼而言，基本政治模式就是经典的以议会政治为框架的多党政治；对于左翼而言，则是恢复或重建政党的政治代表性，从而势必提出有关阶级及其政治形式的一系列问题。从中国的现实出发，后者提出的问题显然更为紧迫。但是，当代政治变革很可能并不必然地以重返19世纪或20世纪政治模式为途径，而是以新的政治经济现实为条件。通过群众路线、思想辩论和组织建设以重建一种开放性的政治是不可或缺的政治过程，但其目标很可能不是回到旧的政党模式之中。在今天，即便名为政党的政治组织仍然存在，其政治的含义也发生了重要的变化。这个变化在20世纪前期是主动的，即通过建立超级政党以克服多党政治的危机而形成，而在20世纪的晚期和21世纪，这一变化却在从党国向国党的转变中完成。这一转变所包含的被动性更为明显。在这一条件下，如何让社会力量更大规模地、更直接地参与政治进程，是探索新的政治框架必不可免的课题，也是政党能否在一定程度上实践群众路线的基本前提。因此，重新政治化不能依赖旧式的政党政治，却包含了“后政党政治”的实践。所谓“后政党政治”不是否定政治组织的作用，而是强调其开放性、待形成性和非官僚政治的特点。群众路线和群众政治是政治活力的源泉，也是抵御右翼民粹主义的基石。今天的社会构造正在发生大的变迁，其展开、重组的方向应关乎所有人的利益。任何一种政治体制只有在它能够创造出普遍性时，即它可以代表普遍利益的时候，才具有代表性。因此，重建代表性的过程也是创造普遍性的过程。20世纪是一个预言，一个旋即陷入危机的预言。但是，这个预言很可能也是一种被压抑的可能性。重提20世纪的文化与政治遗产，不是简单地回到那些如今已经过时的实践，而是发掘其蕴含着普遍性或未来的潜力。这种被压抑的潜力以一种未来的形式提示我们，回到19世纪的旧政治并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需要为之倾注精力的，是建立在20世纪历史遗产之上的、汲取了丰富的历史遗产的“后政党政治”条件下的宪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