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一个新世界：近现代中国对世界的理解及其变化

我强调“天下”和“世界”的差别不是那么绝对，并不是要否认中国社会在19世纪末期所经历的思想变化的剧烈性和重要性。恰恰相反，我以为19世纪末的思想变化的重要程度超出了“天下”和“世界”之别，其剧变的核心内容之一是自我的对象化。天下观中是完全以自己为中心的，而且连续不断，无限延伸，无所不包。在天下观下，自我是绝对的，不能被相对化和对象化。如前所述，中国人在天下时期已经意识到世界的存在，这是不是可以被看作中国的“西方学”？{15}我以为像《山海经》、《大唐西域记》等文献和欧洲的“东方学”，至少是萨德意义上的东方学，有本质的区别。欧洲的“东方学”在表面上是关于东方的知识，但其真正关怀是欧洲自己，是要建立欧洲和非欧洲的联系，从而树立一个对欧洲自己的叙述。中国历史上对异域的兴趣可能主要是出于知识和信息上的好奇，而不涉及新的认识论和方法论，不涉及对新的世界秩序，特别是对自我的想象。他者要么是自我的扩展，要么是有待吸纳的对象。不像欧洲的东方学学者，中国的学士没有把在边缘的对象当作外部或者他者，通过对他者的了解来形成对自我的认识。能不能把自我对象化，我以为是传统天下观和现代世界观的一个本质区别。

19世纪后期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把以自我为中心的天下、天朝观念击得粉碎。中国的知识分子突然意识到，自己不仅不是世界的中心，反而自己根本在“世界”之外。早期的洋务运动和变法改良要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还是要以自我为本，但是随着危机的深化，随着对外部世界的进一步认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日益激进，觉得中国非彻底改变而不能生存。自我的对象化达到了极端，体现为对自我、对传统的彻底否定，号召“打倒孔家店”。康有为在20世纪初称，统治中国千年的“化夷之辩”要彻底改写，在当时的世界版图之中，欧美是代表文明和进步的“诸夏”，而中国则应该被视为“准夷狄”或“半野蛮”！{16}日本的“脱亚入欧”论在逻辑上有相似之处，即把自我彻底对象化，不仅成为认识和反思的对象，而且成为批判和改造的对象。

和对自我的相对化相对应，“世界”则被绝对化和外在化了，即世界成为一个客观存在、不可抗拒、高于自我的绝对实体。金观涛、刘青峰两先生指出，在从天下观到世界观的转变中有一个重要的过渡概念，即“万国”。万国在地域范围上和世界几乎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万国在当时被理解为“天下万国”，即万国是天下原则的具体表现形式，万国体现了知识范围的扩张和在形式上对民族国家的认识，但是并没有直接触及自我和世界的关系问题。只有当“去中心化”之后（金、刘援引的一个重要的“去中心化”例子是，甲午战争之后，中国出现了去敌国学习的高潮），万国才变成了世界，实现了一个质的转变。罗志田教授指出，在19世纪末期的中文语境中，“世界”经常仅指西方列强，而中国是在世界之外。{17} “世界”指的是活跃的、进步的、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引导人类社会变化的那个部分。不管是资产阶级的论述还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都是欧洲为中心的，因而欧洲被表达成是有丰富历史的、高度动态的、不断前进的、代表着世界未来方向的。相比之下中国的历史则是静态的、凝固不前的，中国成为被改造、甚至被抛弃的对象。梁启超1902年的影响巨大的《新史学》是一部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史，其“新”是绝对当之无愧的。对世界的这一想象，和对历史的启蒙主义式的理解，以及社会达尔文主义，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状况。

进入世界等于加入进步的历史过程。被绝对化和外在化了的世界，不再仅仅是一个客观存在，而且成了人类历史普遍规律的载体。孙中山的名言“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是这一世界观的一个典型反映。“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说法出自《史记·太史公自序》：“夫阴阳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各有教令，顺之者昌，逆之者不死则亡”。很明显，这句话原指自然规律、特别是时节法则不能违背。但是到了孙中山那里，不可违背的历史和社会法则通过世界这个空间概念表达出来。近现代的知识分子把哲学上的本质和规律概念、抽象的历史逻辑以及具体的地理想象（归功于新的航海技术和地图制图技术的发展）结合起来，通过空间的叙述建立了一种历史的宿命。这和早先士大夫讲述天道人伦很不一样。比起纯粹的哲学和历史的演绎，空间概念的引入让人们看得见、摸得着，使得规律显得更加“实证”，必然更加“必然”。

现在的绝大多数论著认为，从天下到万国、到世界的转变是和现代国家观念的确立紧密地、甚至是必然地联系在一起的。在这样的叙述框架下，富国强兵、建立一个自主强大的现代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国家）之林，成为革命和现代化的首要目标，也成为中国近代史的主线。事实上可能要更加复杂。国族意识当然很重要，但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纷繁复杂的社会和文化运动中，民族国家并不一定是首要的社会目标。很多政治运动，从无政府主义、到共产国际运动、再到国内的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反国族观念的。陈独秀称国家为“骗人的偶像”。{18}蔡元培主张超越“国”和“家”的局限，全人类应该联合起来战胜自然。梁启超可以被认为是中国近代民族国家思想第一人的，呼吁要变朝廷意识为国家意识，但是他只把“国”是个人和世界之间的一个“中间阶级”，是一个过渡，他后来日益向世界主义靠近。{19}唐小兵认为梁启超的全球意识——他对法国革命、德国自由主义、匈牙利的独立、意大利的建立都有强烈兴趣，更不要说对日本、美国和英国的了解——导致了他的现代的民族主义意识，同时也使得他最后放弃狭隘的民族主义。{20}确实，对许多中国早期的仁人志士来说，建立自己的国族不是唯一的、甚至不是最重要的救中国的手段，而是要让中国人民直接参与到世界性的革命中去。他们追求的，不是去效仿西方的国族逻辑，而是要超越这一逻辑本身。革命理解、世界主义和国族意识的关系在早期是复杂的。

根据对这一历史的认识，我们可以假设性地区分两种民族主义或者说国家意识。一是相对的、开放的、带有工具主义色彩的民族主义；二是绝对的、内向的、本质主义的民族主义。这两种民族主义都建立在现代的世界观之上，都承认民族国家在世界政治格局中的中心地位。但是相对的民族主义把国族当作工具性的容器，把国族看作全人类更大的历史运动中的一部分，国族是个人和世界的一个中介；而绝对的民族主义把国族的建立、维持、强大本身看作是目标本身，无法接受历史的偶然性（绝大多数现存的国家都是因为历史上的诸多偶然因素才成了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没有哪个国家是“必然”的、神定的），更难以想象未来国家的消解或者变异。绝对的民族主义不仅视世界是潜在危险的，而且倾向于认为敌对是必然（即，如果每个国家的人民都信奉绝对的民族主义，那么自然大家各不相容）。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两种民族主义同时存在，此起彼伏，互相交叉，对社会运动和政治思想产生重大影响。很明显，和社会主义革命相关联的，是相对的民族主义。社会主义是世界主义，不是为中国而中国。

二、社会主义革命和“三个世界”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早期投身于社会主义革命的中国知识分子具有极强的国际主义意识，普遍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是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中国共产党是在第三国际的帮助下建立的。至今，在官方定义中，毛泽东思想首先是在国际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对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因而，毛泽东思想首先是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部分，而不仅是对中国问题的解决方案，毛泽东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之一而不是一个国族的英雄。但是这一建立在高度的世界主义理想基础上的革命，却依靠其“国族化”而获得最后的成功。至少有四个历史事件构成了在这一社会主义革命“国族化”的过程。第一，1927年蒋介石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员，共产党内认为列宁派来的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此之前错误估计形势，造成了党的重大损失。苏联和共产国际的权威开始动摇。第二，1935年的遵义会议是官方正史中的关键事件，这当然有事后神化毛泽东的用意，但是遵义会议批判了李德，确立了从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这意味这社会主义革命的“本土化”。第三，1937年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联合抗日。“救亡取代启蒙”，社会主义理想中对个人解放、社会平等的追求让位于对“民族”整体生存的忧虑。第四，1943年共产国际宣布解散。这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没有太大影响，因为在那个时候它们已经相当深入地本土化了；但是其解散反映了革命在世界范围经历了普遍的国族化和地方化。这样，尽管教科书上把毛泽东思想界定为世界革命理论的一部分，在中国真正占主导话语的意识形态乃是国族化的革命：“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

在革命“国族化”的过程中，中共逐渐形成了“普遍世界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话语框架。黑格尔和马克思哲学中的普遍—具体的辩证思想，给了这个话语极大的理论支持。但是这个话语在一定意义上近乎文字游戏。究竟什么是世界、普遍、必然，什么是中国、具体、特殊，没有人能真正说清楚。它的真正功能可能有两个：第一，为官方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了一个宽泛又方便的框框，几乎可以去解释所有的问题；凡是执政者想做的，都是“普遍世界理论和中国具体情况相结合”的结果，是不是先后矛盾没有关系。第二，和本文关系更密切的是，它提供了关于自我和世界的关系的又一种解释。中国现在是在世界之内、世界之下，是人类世界的一个具体案例。

但是如果我们仔细分析毛泽东的具体行动和政策，他对所谓世界规律并没有多大兴趣。在毛眼里，世界总是分裂的、动荡的，中国要根据具体的世界动态而动，而不是跟着所谓普遍规律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毛就预见到世界将分化为美、苏两个阵营，一部分国家将居于二者之间，形成“中间地带”。但是毛认为中国在当时的情况下，不可能进入中间地带，而必须“一边倒”。到1969年，始于50年代末的中苏关系的裂痕公开化了，到了中苏关系破裂以后，毛把中国列入了中间地带。毛泽东在1973年会见基辛格的时候，又提出“一条线”战略。毛说自己要在地球上划一条横线，联合美国、日本、巴基斯坦、伊朗、土耳其和欧洲反苏遏苏。毛最有影响的世界想象当然是关于对三个世界的阐述。他在1974年2月会见赞比亚总统卡翁达时首次提出这一思想。1974年4月，邓小平在联合国第六届特别会议上详细阐述了毛泽东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战略思想：“现在的世界实际上存在着互相联系又互相矛盾的三个方面，三个世界。美国、苏联是第一世界。亚非拉发展中国家和其他地区发展中国家是第三世界。处于这两者之间的发达国家是第二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