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和重建：以反启蒙的精神对待启蒙

西方学术界早就发现，启蒙思想并非铁板一块，相反，正如托多罗夫所指出的，启蒙本身是异质性的，“启蒙时代更是一个争论不休而非意见一致的时代”（第14页）。甚至可以说启蒙是悖论性的，因为它往往把不同乃至相反的元素组合在一起。此外，启蒙思想家本身就是充满矛盾的人，美国著名史学家贝克尔在其名著《18世纪哲学家的天城》对此有精彩的描述：“他们抛弃了对上帝的畏惧，却保持着一种对神明的尊敬态度。他们嘲笑了宇宙是在六天之内创造出来的这种想法，但仍然相信它是被一个至高无上的存在者按照一个合理的计划所设计出来的一架精美的机器，作为人类的居留所。……他们否定教会和圣经的权威，但对自然界和理性的权威却表现出一种天真的信仰。他们鄙视形而上学，却对被人称为哲学家感到自豪。他们看来似乎有点过早地就毁掉了天堂，因为他们还保留着自己对灵魂不朽的信仰。他们勇敢地讨论无神论，但却不在仆人面前。他们勇敢地捍卫宽容，却很难宽容教士们。他们否认曾经出现过奇迹，却相信人类的完美性。”这使得任何对启蒙的辩护都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除非出于辩护者本身的意识形态立场，实际上把启蒙作为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来辩护。这是我们在众多启蒙的辩护者那里看到的。

对启蒙的批判和质疑当然也可能是出于批判者自身的意识形态立场，但不会纯粹是由于个人的主观取向和背景，也不能简单归结为人们对它的故意歪曲；是历史与现实使人们不得不对它持批判态度，这一点托多罗夫其实也看到了：“20世纪带给人们从前形成的所有希望一个决定性的否定，以致他们不再仰仗启蒙，诸如人道主义、解放、进步、理性、自由意志等词语所涉及的思想都声誉扫地。”（第23页）如果现代世界很大程度上是在启蒙的规划下形成的话，那么根据它的种种灾难和困境追究启蒙本身的问题，难道不是合理的吗？主张批判一切的启蒙难道不应该首先对自己展开批判吗？主张宽容的启蒙难道不应该容忍对它的批判？这才是以启蒙的精神对待启蒙。

但是，托多罗夫在提出要批判地对待启蒙的同时，也提醒我们：“过多的批判谋杀批判。在启蒙运动的传统中，批判只是一种批判和重建的双重运动的初始阶段。”这话说得好。但是，至少在这本书里，不要说过多的批判，连一丁点批判都没见到。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对启蒙的哈贝马斯式的辩护：“我们今天离启蒙运动的理想还很远。”（第83页）在此之前，哈贝马斯说，启蒙是一个未完成的规划，说法略有不同，意思是清楚的：启蒙不该对现代世界的种种罪恶负责，现在的问题在启蒙允诺的美好未来可以得到解决。这其实是用一个可以无限延伸的未来为当下的罪恶背书。这种手法基督教神学家和左翼理论家在解释他们的美好世界为什么会有罪恶时都用过。

在这部书中，托多罗夫对当今世界的种种罪恶有严厉的批判，但这种批判与对启蒙的批判无关。对于启蒙，他只有辩护，没有批判。他解释说：“如果我们今天想在启蒙思想中找到应对当前困难的依据，那么我们就不能原封不动地接受形成于18世纪的所有主张，这不仅因为世界已然改变，还因为这种思想是多元的，不是只有一个。”（第29页）这也说得不错。但托氏没有提到，多元的启蒙思想中有一些对后世影响最大者其实是相互抵消，甚至是相互否定的。这些相互抵消、相互否定的思想当然不可能同时对现代性发生影响，而必定有一个最终对现代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因此，不但要看到启蒙思想的多元性，也要看到启蒙思想有相互否定和抵消的一面。

就拿自主性原则来说，它说的是我们人凡事都应该，也能自己做主，这就必须以承认人的自由意志为前提，没有自由意志的自主性就像圆的方一样荒谬。然而，启蒙思想的主要代表人物却都不太相信自由意志，因为启蒙哲学大都将机械因果观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正是启蒙思想使得各种决定论在现代大行其道。伏尔泰早年还通过常识论证来证明自由意志的存在，但到了写《无知的哲学家》时（1766年），完全变成了一个决定论者，他说：“当我能做我要做的事时，我是自由的；但我要的是我必然要的东西；否则我就没有理由要，没有原因要，那是不可能的。”休谟虽然不承认因果必然性，但却把心灵的作用与物质的作用同样看待，自由意志只不过意味着做我们被迫要做之事的自由。他的同胞洛克明确反对笛卡尔的心灵学说，认为所有心灵状态都是因果决定的，我们没有必要为了保持对人类自由的信仰而假定心灵的非因果决定性。斯宾诺莎把人比作一块有意识的石头，以为自己在空中自由运动，实际只是因为不知道它运动的原因。霍尔巴赫则把人比作马车上的苍蝇，以为自己就是车夫。

所有这些否认自由意志的思想，从根本上掏空了启蒙的自主性原则。启蒙思想家对自由意志的实际否认，预示了一个与他们期待相反的现代事实：现代不是自主性高涨的时代，而恰恰是自主性日趋式微的时代。托多罗夫自己也看到，在启蒙后的现代社会，“不仅是国家可以剥夺国民的自由，就是一些强权的个体同样能够限制人民的主权。这里，危险不是来自独裁者，而是来自一些财势显赫的人”（第58页）。在经济全球化时代，人民主权对经济控制无能为力；相反，经济控制却在限制政治自主。经济机器“具有命定性非个人的形式并阻止个体使用他的意志”（第60页）。公众舆论也在限制个人自由。遗憾的是，启蒙与这些现代现象有何关系，启蒙精神应该如何应对如此严峻的现实，托多罗夫只字未提。实际上，这决不是一句“从反面意义上对启蒙运动的曲解”（第58页）可以解释的；而是启蒙运动本身与这些现象有亲缘关系。启蒙思想家中很多人（著名如狄德罗、孔多塞）相信应该以理性和知识来控制社会。现代社会的科层制与理性化同样也是启蒙自主性原则的产物。这恰好应了卢梭的那句话，“善恶同出一源。”

自主性原则在政治上表现为主权概念和权利概念，在社会管理和运作上表现为科层制和理性化，而在道德领域则表现为自律的概念。然而，正如麦金太尔在《美德之后》中深刻指出的：“为了保护我们珍视的自律性，我们力求我们自己不被他人所操纵；但为了把我们自身的原则和观点具体化在实践世界中，我们却发现，除了用自己力求避免的操纵性关系来对付他人外，无任何他途可循。”现代人异化的根源，恰恰在他的自主化原则。自主化要求自己用理性来操纵一切，包括操纵他人。但人事实上不是生活在真空中的原子式的个人，而总是生活在一个社会中。因此，主体用理性操纵一切的要求必然吊诡地体现为自己被种种理性化的制度操纵。这样的话，批判启蒙，首先应该批判启蒙基本原则所包含的自我否定的因素，分析其原因，而不是用批判启蒙的口号来代替或防止切切实实的批判。

其实，批判启蒙决不会消灭启蒙。启蒙的原则如果是有真正价值的话，决不会因批判而失去其价值。相反，当启蒙成为不能批评的图腾或禁忌时，启蒙实际上已经被埋葬了。启蒙的首要原则恰恰是怀疑与批判。恩格斯曾这样描述启蒙主义者：“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种权威是什么样的。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以往一切社会形式和国家形式，一切传统观念，都被当作不合理的东西扔到垃圾堆里去了；到现在为止，世界所遵循的只是一些成见；过去的一切只值得怜悯和鄙视。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出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这个描述可能有点理想化，但基本表达了启蒙思想的批判特征。启蒙的这种批判精神，恰是今天的世界所缺乏的。

不仅缺乏，而且根本就被一些高喊启蒙者抛弃。有些启蒙不离口的人，不但不知启蒙的批判精神为何物，反而是反其道而行之，他们把某些自己也没有完全弄清楚的东西当作绝对真理来宣扬，把自己当作“口衔天宪”的真理代表，以喊口号代替批判性思维，以独断论代替理性辩难，以必不容对手有反驳之余地来代替宽容与讨论。毫无疑问，这决不是启蒙，而是启蒙的反面——迷信和专制。

启蒙的维护者大都不否认现代世界是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形成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现代世界的种种弊端与启蒙毫无关系就是不可想象的。面对历史和现实，一味维护不但无济于事，而且也与过度批判一样，在谋杀启蒙。只有批判启蒙才是维护启蒙，也才能拯救启蒙。托多罗夫看到了这一点却不能做，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这也是许多维护启蒙者的通病。他把唯科学主义、个人自由、彻底的去神圣化、意义消失、相对主义都看作是对启蒙的曲解，而不认为它们乃启蒙所孕育，所以他对启蒙的批判只剩下了一个姿态。但是，无论如何，他没有背叛启蒙的批判精神，他相信：“人类注定要追求真理而非拥有真理。”（160页）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没有必要把启蒙神圣化。启蒙的精神不是真理，而是追求真理。启蒙是让真理之光照亮自己，而不是传教或布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