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社会对“性”的约束

“思想和意见的自由交流是人的最珍贵的权利之一：任何公民都可以自由言论、写作、出版，除非他滥用自由触犯了法律。”——《人权和公民权宣言》，1789年8月26日

法国知识分子与“性”约束

1750年，38岁的让-雅克卢梭以《论科学与艺术》一文崭露头角。成名后，卢梭决定毕生都要过其论文中所描述的“合乎自然的简朴的生活”。他从衣着穿戴开始对自己的生活方式进行“改革”：不锦衣玉食，不穿白色长袜，不戴金银配饰，尤其是从此安之若素，不追名逐利。

1752年10月18日，他的芭蕾舞剧《乡村巫师》在路易十五的离宫枫丹白露上演，大获成功。国王准备亲自宣布要赐他一份年金。那晚，卢梭考虑再三，最终决定恪守自己做人的原则：我行我素，自由自在。他没去觐见国王，放弃了做御用文人那份唾手可得的丰厚年金。他的理由很简单：“一领了年金，我就不敢说真话，就失去了言行的自由，就不能勇敢行事了，我往后还能独立自主和远离名利吗？一接受了年金，我往后就得阿谀逢迎，或者闭上嘴巴，什么话也别说。”第二天天一亮，他就离开了枫丹白露。

卢梭选择了说话，说披肝沥胆的真话，一部《忏悔录》他把自个儿全豁了出去，“我把一个人的本来面目真真实实地展示在我的同胞面前；我要展示的这个人，就是我。”书是在作者死后才出版的，而这部被某传记作家称为有“道德裸露癖”的回忆录其实在1778年就已经写成，旨在严格按照一个人的本来面目作如实的描绘，“这样的画像，过去未曾有过，很可能将来也不会再有。不论你是谁，既然我的命运和我的信任使你成为这本书的命运的裁决者，我就凭我遭受的苦难，并仰仗你的仁心，以全人类的名义，恳求你不要封杀这本独一无二的和有益世人的著作，因为它可以用来作对人的研究（这个工作现在肯定尚无人从事）的第一部参考材料；我还恳请你不要篡改这部唯一能在我身后证明我永远不会被我的敌人败坏的高洁人品的记录。”

但担心什么来什么，这本书还是因为公开了作者暧昧、不体面、露骨的性生活而被教皇庇护七世列在了1806年的“罗马禁书目录”里。直到1929年，美国海关还曾经以“败坏公共道德”为由禁止进口《忏悔录》，虽然这条禁令在次年就被废除了。

卢梭的个案至少说明了两方面的问题：一方面，查禁归查禁，教会主张的种种对性的约束在18世纪下半叶还是明显松懈了，最直接的体现就是非婚生子女（卢梭本人就有五个）和未婚先孕的比例明显增多。在大城市，1860年非婚生子女的数量占到了新生儿的12%，在工人聚居区这个数字高达20%，手淫、鸡奸也不再是讳莫如深的话题；另一方面，整个社会的教育热忱无限高涨，作为自学成才的标杆人物卢梭在《爱弥儿》中宣扬让孩子的身心在大自然中自由成长，通过逐步掌握和体验周围环境来自己教育自己，更在《忏悔录》中现身说法，把自己推向公众舆论的风口浪尖。

此外，启蒙时期知识界的交往（论坛、学院、书籍、报刊、沙龙、社团……）开创了一个新的公众空间。尤其是到18世纪下半叶，标志传统社会的王权和教会的权威受到了严重质疑和公开抨击，书籍和报纸兴风作浪，和巴黎六七百家“不断有人谈论国家大事”的咖啡馆一唱一和，某种自由辛辣的批判精神蔚然成风。这种时代的“气质”渗透到当时的文化风俗当中，“政治化的过程”让公众舆论越来越直接地承担起大众文化的重担，在一个行将就木的旧世界，百科全书派的贤哲们带着“理性的傲气”，把怀疑和求知的种子播向四方，掀起一场切切实实的“阅读革命”。

1789年是法国历史的分水岭

革命造成了君主制传统的编年史出现了断裂，而填满这个沟壑的首先是革命的语言。1789年争得的言论自由撼动了整个出版业，也撼动了王权旧制的根基。在血肉横飞白色恐怖红色恐怖此起彼伏的年代，革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一切都在转瞬间分崩离析，一切都在改头换面，弥漫在空气里的除了血腥的气味，还有让人飘飘然的自由的迷醉：“一切皆有可能”，砸碎万恶的旧世界，我们用想象再造一个崭新的明天”。

据史学家统计，仅1789年这一年，法国就创办了近200种新报刊，其中巴黎140种，外省30种，国外20多种，比此前20年间创办的报刊总和还多。就在同一年，还有3000多种书籍和小册子问世，在大革命的最初四年里，又出了1万种。报刊和出版业成了革命的号角，从某种意义上说，它造就了法国大革命，宣扬了启蒙思想，唤醒了民众，为革命涂抹上梦想和诗意的颜色：“这是一个梦，但不仅仅是一个梦”。

移风易俗，树新风、造新人，改变是全方位的：《马赛曲》，三色旗，旧日的夫人、小姐、先生都忙不迭自豪地称自己是“女公民”、“男公民”。革命让很多教会的神圣权力转移到了共和国的市政厅：1792年9月，出生、婚姻、死亡都在市政府登记注册；1793年8月，婚姻成了一份民事契约，由一名公务员当着四名证婚人的面就可以办理，盖了印章的“感情契约”对结婚有效，对离异也同样合法。虽然《女权宣言》没有像《人权宣言》一样得到法律的认可，女性参政并获得选举权的提案也遭到了男权社会的断然打压，但大革命反对家暴、为次子甚至私生子争取继承权、受理女方提出的离婚请求，从某种程度上的的确确提高了女性的社会地位。

而文学的头等大事就是教育民众懂得并行使其义务和权利，这种文学应该从国家生活的重大事件中选取题材，面向所有公民，而不再是有闲的沙龙阶层消愁解闷、调情逗趣的专利。这种新文学的诉求在共和二年花月10日（即1794年4月30日）创办的一份“哲学、政治和文学报纸”——《十日报》上体现得淋漓尽致：“整个文学应该以某种形式投入新的世界。昔日古人在此方面付出的努力与获得了新生的今日法国人应该做的努力，为我们思考健康的批评和对欣赏趣味作敏锐的观察，开辟了新的天地。欣赏趣味必须扩大，批评必须明晰和包容广泛。”呼吁文学要跳出狭隘的阶级视野，不再一味地为贵族阶级写作，而应该关注社会现实的“真实”所在，作家应该去描绘、去勾勒那些属于所有人又能让所有人都认出和感觉到的时代特有的印记。

至于文化，“砸烂主义者”认为“宗教物品，即使是艺术品也应和王家物品一样在废除君主制时统统砸烂，因为它们的拟古性质及其引起的记忆都会‘损害’自由人的目光”，这种过激的破坏言论唆使民众在一段时间里群起毁坏教堂和教堂里的绘画和雕塑、去挖王室的坟墓、毁坏君王的画像；而另一个捍卫法兰西共同文化遗产的呼声也一浪高过一浪，最终于1793年10月24日促成保护文化遗产的法令的签署：“为了教育国民，可以搬动的与艺术或历史有关的纪念性公共物件，凡带有受禁标识，而去除这些标识必会对物件造成损坏者，就搬到最近的博物馆里加以保存。”

在几个月内，卢浮宫、自然历史博物馆、法兰西古迹纪念馆先后开放，参观者人头攒动，络绎不绝。革命文化的轨迹就是：最初的断裂催生并滋养了一种新文化，但这种文化因为缺少传统根基很快就无以为继，大革命的文化视野建立在彻底的断裂上，而法国从骨子里、根子上仍旧是一个崇尚传统的国家。这两种力量的拉扯、矛盾、妥协和调和为寻找新的道路提供了契机和可能。

没有兑现的自由、平等、博爱

法国大革命摧毁了旧的社会秩序，只是“自由、平等、博爱”的许诺一时间并没有逐一兑现，相反，政权的反复让法国社会陷入四分五裂、支离破碎的泥潭。紧随而来的19世纪几经改朝易主、时局无比跌宕动乱：拿破仑的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王朝复辟、路易菲利普的七月王朝、二月革命后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拿破仑三世的法兰西第二帝国、巴黎公社、法兰西第三共和国。革命和反革命，两种传统都得到了继承，一边是民主、创新、批判和理想国，一边是虚无、忧郁、厌倦和世纪病。

但不论是哪种传统，都映射了一个事实：政治已经不可避免地渗透到文学的每一个细胞。《论坛报》的“专栏文章之父”于连-路易乔弗瓦（JulienLouisGeof-froy）认为“文学争论中唯一能够叫人感兴趣的方式，是把文学放在其社会风俗的关系之中进行考察”，考察宗教、政府、社会制度在哪一点上可以影响一个民族的欣赏趣味和看问题的方式，借助同时期的作品研究“一个世纪的精神”。斯塔尔夫人（Ger－mainedeStaёl）在1800年发表《从文学与社会结构的关系看文学》，一方面提出要研究宗教、社会风俗和法律对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是考察文学对社会风俗的反作用，她认为“人们并未对影响文学精神的道德和政治原因进行过足够的分析”，每个时代都有因地域环境、世俗和历史需要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文学。德国的浪漫主义和狂飙突进，歌德的“世界文学”的构想，工业革命、殖民地和美国的崛起，这一切都为十19世纪的法国文学打开了一个广阔的新视界。雨果在《短歌集》中号召：“去，向世界人民说去吧！”

报纸和出版业的繁荣让大众文学应运而生，被儒勒雅南（JulesJanin）斥为“文学霍乱”的连载小说风靡起来，文学成了和餐包咖啡一样普及的日常消费。这种商业化、规模化的文学生产被圣伯夫批判为“工业文学”，其中多少有一点对知识分子文化投机的不屑与讽刺意味在里头。但总体而言，此时的法国文坛弥漫着一股浓郁的关切社会的入世风气。

夏多布里昂、雨果、拉马丁、司汤达等都有过从政的经历，作品中也不乏政治的敏感触角和论战火辣的硝烟味，不过更重要的，是他们都从动荡的政局中完成了个人思想上的成熟与转变。夏多布里昂于1797年发表《革命论》，1814年发表论战性小册子《论波拿巴和波旁王室》，1816年发表《根据宪章建立的君主立宪政体》，1831年出版《复辟和选举产生的君主政体》，先后做过驻瑞典、德国、英国、罗马教廷的大使，贵族院议员，内阁大臣，外交大臣，在政治的浑水中几番大起大落让浪漫主义作家对政治彻底失望，最终选择了退隐避世，专事《墓外回忆录》的创作。

而15岁就立志“要么做夏多布里昂，要么什么都不是”的雨果同样也经历了政治的洗礼，从保王党逐渐转变为一个对暴政、对宗教和司法黑暗口诛笔伐的坚定的共和主义者，面对国家的前途未卜，自身流亡多舛的命运，雨果始终抱定一个光明的信念：

未来的时代！春暖又花开！

各国人民都已脱离苦海。

走完了沉闷的沙漠茫茫，

黄沙过后，会有茸茸青草；

大地如同新娘子一般美好，

而人类将是定亲的新郎官！

1885年5月22日，法兰西民族的伟大诗人雨果病逝巴黎，全国上下一片缟素，6月1日，雨果灵榇被置于凯旋门下，供万民瞻仰，随后被迎进先贤祠。这是法国乃至欧洲最大规模的一次葬礼，正如安德烈莫洛亚所言：“一个国家把过去只保留给帝王与统帅的荣誉，给与一位诗人，这在人类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1898年1月13日，爱弥尔左拉在《震旦报》上为被诬陷向德国出卖军事机密的犹太上尉德雷福斯上尉辩护，一声“我控诉”成了20世纪知识分子政治介入的起点，从此政治声明、宣言、公开信和请愿书就成了知识分子（尤其是左派）的合唱（有时候有领唱）。政治介入成为有组织的集体行为，知识分子的联合签名产生了一定的威慑作用和社会反响，成为意识形态领域对抗的全新武器。虽然左拉随后被控诽谤而获罪判刑，匆忙逃去英国，但他要求“正义”和“公理”的呼声唤醒了进步人士和普通民众的良知，要求平反冤案的呼声此起彼伏，最终德雷福斯上尉在蒙冤22载后平反，被宣布无罪。1902年，左拉在巴黎的寓所被人恶作剧堵塞了烟囱导致一氧化碳中毒，窒息而死，有传言他为政敌所害，但终因查无实据而不了了之。

1756年5月27日，伏尔泰写信给蒂埃里奥（Thiériot）：“我宁肯喜欢一句轻率的诗，而不喜欢一句平淡的诗。”这句话听上去似乎云淡风轻，波澜不惊，但我猜想当时已过耳顺之年的伏尔泰定是联想到了人类文明史上一段段明白不明白的公案背后，或许都曾经有过一句轻率的诗，在寂寞的黄土下，无声地吟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