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中的民国：知识分子的浪漫想象与象征性抵抗

回忆录与口述史著作是我这些年阅读的重点。2012年读过的回忆录印象较深的，是与台湾有关的几册。美国华裔学者孙康宜的《走出白色恐怖》，从一个家庭的视角，记述了戒严时期台湾的政治万象与社会百态，其中记录的1950年代初期鹿窟左翼人士陈本江、吕赫若的聚合与离散乃至被消音，为我们补充了台湾政治史上的关键一环。作者的父亲孙裕光蒙冤入狱十年，孙家可谓风雨飘摇，备尝艰辛，但在这册回忆录中，却罕闻愤恨与怨毒之气，却多见感恩之心。回忆录写作成了一种自我救赎与人性宽恕，不多见。

此外，台湾报人、作家王鼎钧的《文学江湖：在台湾三十年来的人性锻炼》文字生动，叙事细腻，为我们记录了戒严时期台湾的特殊情状，比如声音与政治的关联。根据作者的记载，当时台湾军政当局因担心民众日益陷入世俗生活的浮华而淡忘“反攻大陆”之大计，因此由军方出面在台北火车站前的广场上高高架起喇叭，以高分贝作强悍的呼喊与反共宣传，生活在周遭的民众苦不堪言。最后却是因美国政要的夫人访问台湾，住宿在车站附近而不堪其扰，致信高层而得以将喇叭撤除。极权性格的政治，总是对歇斯底里的声音政治有一种迷恋，这与谎言重复一千遍便成为真理的迷信殊途同归，最终却显示为一种荒诞的魔幻政治。

相对于这两册回忆录的冷色调，台湾作家尉天骢的《回首我们的时代》，却多了几分知人论世的温情，那些即使在最黑暗的时刻，也未曾泯灭的良知之光，虽摇曳不定，却终究得以流泻在作者长长短短的追忆文字之中。正好在岁末收到台北联经出版的《思想》杂志第22期，这一期的专题就是“走过八十年代”（的台湾），有多篇从私人或公共视角评述的八十年代台湾的文学、艺术与政治抗争，恰好可以与上述回忆录形成一种阅读的呼应。

民国范儿在成为一种知识圈的时尚，而时尚往往意味着可能脱离了历史的底色。在民国怀旧热潮中，民国大学及大学人，自然成为浪漫主义想象投射的焦点，民国大学常常被阐释为去政治化的自由多元空间。新近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易社强的《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和叶文心的《民国时期大学校园文化（1919-1937）》，却不经意间抹掉了这一层涂抹在民国大学肌体上的油彩。显然，从这两位学者的详实爬梳与史实重建中可知，民国大学同样面临党化教育、政经压迫的挑战与困境，大学校园成为各种政治力量争相抢夺的文化空间（王奇生教授对西南联大与国民党的关系的研究也呼应了这些观察），学生运动早就变异成了“运动学生”，在1920年代迅速崛起又轰然坍塌的上海大学，就是革命、政治与大学合流又分流的绝妙见证。

事实上，更早时期翻译出版的美国学者魏定熙的《北京大学与中国政治文化（1898-1920）》，也同样在直面这一学术与政治之间的永恒命题。提及这些民国大学史的真相，自然不是为了幻灭民国想象，而是让我们更真切地体会到，即便在这种种艰辛与迷途之中，民国大学仍旧铸就了辉煌。

生死问题与心灵建设相关，却似乎遭遇了普遍的漠视，正如台湾学者王汎森所言，人文心灵的萎缩似乎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既然有普遍，就有例外，也就有突围的可能性。2012年读到最让我震撼的心灵文本，是作家史铁生的妻子陈希米撰写的长篇散文《让“死”活下去》，这是在《天涯》杂志连载的一篇长文，后结集出版。回首我们的时代，似乎有两种互为抵触的极端，一种是太政治化的公共，而另一种是高度私人化的自恋，要么是政治上的亢奋，要么是心灵上的沦陷。陈希米在“我与你”的关系架构中，梳理了她与史铁生之间的情感与对话。她说：“我们深深地读懂了：看不见而信的人是有福的；所以知道：不依靠实现而信的人是有福的。我们终于竟可以说：是‘痛苦’滋养了我们。对过往，我们知道美和真诚要被纪念，不能轻慢也不能忽略，不能折损也不能玷污。”史铁生与陈希米的爱情与精神生活，证明了向死而生的可能。

如果说这仍旧是一种特殊情感里拓展出来的生死价值观的话，那么由2011年底高华先生的去世而引发的追忆与反思，以及在此基础上结集出版的《史家高华》，更加证实了人文主义的绝非虚妄。坚持自由思考、独立人格、秉笔直书的史家精神，因为有了高华先生这一人格化的象征，而在老中青不同代际的读书人群体中引起经久不息的回荡，如昆德拉所言，记忆就成了与遗忘之间的斗争，知识人的集体追忆，更成为形成自觉意识和群体认同的象征性抵抗。

如何超越学院话语的条块分割和支离破碎，来回应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的病痛与苦难？或许，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要不断地拓展知识视野，让一切价值可能性生长出来。在我看来，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本真性伦理》（此前译名为《现代性之隐忧》）和美国思想家托尼·朱特的《沉疴遍地》都蕴含着丰硕的思想和心灵成长的营养。泰勒关切的“意义与自由的丧失和道德视野的褪色，工具理性对目的理性的侵蚀”等问题，切中现时代的症结。世俗时代的超越之维似在全面收缩，人越来越生活在“一种变态的和可悲的自我专注”之中，这种所谓的个人主义，其实意味着人把自己从多重的意义世界里抽离出来，而以个人主义的名义，为一种“既平庸又狭窄，使我们的生活更贫于意义和更少地关心他人及社会”的自恋文化提供了虚假的辩护。泰勒质疑这种退隐回内心城堡的自恋主义，但并不苟同惊呼礼崩乐坏的文化悲观主义。他倡导一种充满韧性的战斗精神，“通过社会行动、政治变革和赢得人心，较好的形式至少可以暂时发展壮大”。

朱特的《沉疴遍地》更像一份时代病况的诊断书。他对西方民主国家政治生活中的“恐惧感”（或者说不安全感），有睿智的观察。他对重塑公共对话的倡导，以及对知识分子文化的反思，让人为之动容。“我们需要重新学习如何批判统治我们的人。但是，要有信誉地批判统治我们的人，我们必须从我们和他们一样被套在其中的一致性的圈子中解放出来。”这段话，用来对照当今中国的知识分子的政治话语，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我们切莫以为朱特是一个道德主义的理念人，他更多地是在历史的分析之中展现人类面临的困境与希望所在。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两户人家》。这是民国时期的农业经济学家董时进的作品。董时进毕业于美国康奈尔大学（农学博士），他对乡土中国的肌理与血脉，以及这样一个古老的共同体如何在创深痛巨的时代变局中走向现代之途的思索，都凝聚在这本自传体的小说之中，旧式家族的分崩离析、旧式人物的聚散离合，经济形式的新陈代谢，国学与新学、革命与反革命等，这些20世纪中国最重要的命题都以娓娓道来的形式，通过作者之笔触惟妙惟肖地展现在读者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