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诞辰120周年：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

梁漱溟1893年-1988年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新儒家早期代表人物。

“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的父亲临终时问。斯年之后，这也成了梁漱溟之问。他一生始终在问两个问题：人为什么活着？中国向何处去？今年10月18日，是“中国最后一位儒家”———梁漱溟先生诞辰120周年。

梁漱溟这个名字属于“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代，更代表了山河破碎时中国知识分子的操守与担当。他年少便名满京华，却断然辞去北大教职，投身乡村建设。虽以文化创造为务，却为救国九死一生各方周旋。纯粹地活着，成全了自己，也在一定程度上成全了世界。

辛亥革命后，政局愈发不堪，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国家民族究竟该何去何从。以1915年《新青年》创刊为标志，环绕着中国出路问题，中国思想文化界爆发了一场东西方文化论战———新文化运动，其规模之大、触及问题之深和延续时间之长实属近代文化史上空前。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巨人，如鲁迅等，剑尖矛头直指封建伦理道德，猛烈抨击孔孟学说。新文化的势头可以用摧枯拉朽来形容，尽管还有些遗老死命撑着，“孔家店”已经濒临全面崩溃，盛行几千年的儒学虽说还没有沦落为过街老鼠，但在大多数人，尤其年青人眼里已经成了可笑的小丑。

1917年10月，梁漱溟正式来到北大授课。刚到北大的第一天，他便找到校长室，当着当时在场的陈独秀的面问校长蔡元培对孔子是什么态度。蔡元培感到突然，犹豫了一阵才回答说他们并不反对孔子，儒家学说作为一门学问值得研究，至于孔子历史上的影响和地位可以讨论。梁漱溟正色道：“我不仅仅是不反对而已———这次来北大，除替释迦、孔子发挥外，不再做旁的事。”4年后，他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问世，全力发挥孔子思想，从文化渊源和人生哲学上对五四新文化运动进行了全面的反思。

来到北大那年，他不过24岁，绝对算是青年。

从父亲那里遗传来不从俗的性格和对天下事的责任感

其实早在儿童时，梁漱溟便已经形成了对主流意识有自己独特认识，决不肯随便附和的性格。他作文喜好翻案，“语不惊人死不休”———不过跟着还有一句：“好恶拂人之性，灾必逮夫身。”

这种性格来自于他对父亲梁济的遗传。梁济一生始终是个异类。朝廷守旧之时便已经醉心西学，鼓吹革新立宪，批判传统文化；等辛亥成功清廷真个退了位，新政当道，倒立志为清朝殉节；张勋想复辟，又不以为然，极力劝阻；复辟失败了，却致信张勋以死节相励———张勋才没有活得不耐烦呢，拍拍屁股跑到荷兰使馆避难去了。于是，他自己投了湖。遗书是这样写的：“梁济之死，系殉清朝而死”。

或者，一生矛盾的梁济自杀并不是殉清，因为他多次说过拥护共和；而是一种绝望，对时局、对政见、对新旧学———对人生的绝望；左冲右突一生，却仍然看不清道路的绝望。当时很多人都已经看出殉清背后这更重大的意义，包括新派陈独秀、徐志摩等人在内，都感叹，他这是为了沦丧的道德殉节，确切说，是殉道。

梁济认为，目前看上去熙熙攘攘的大路，其实还是一条死路；而他却无法找出正确的方向。于是，投了湖。

梁漱溟从父亲那里遗传来的不仅仅是不从俗的性格，更多的还是对天下事的责任感：“国性不存，我生何用？国性存否，虽非我一人之责，然我既见到国性不存，国将不国，必自我一人先殉之，而后唤起国人共知国性为立国之必要。”这充分表现了他的骨子里被深深烙上了儒家大丈夫当“兼济天下”的烙印。

世态丑恶清楚摆在他眼前，引起他对人生的厌倦和憎恶

后来梁漱溟这样写道：在父亲的感召下，“使我幼稚底心灵隐然萌动着对社会对国家的责任感，而鄙视那般世俗谋衣食求利禄底‘自了汉’。”

这种责任感随着梁漱溟的成长一日日加强，使他小小脑袋中充满了与年龄极不相称的大命题，他写到：“我自十四岁进入中学后，便有一股向上之心驱使我在两个问题上追求不已：一是人生问题，即人活着为了什么；二是社会问题亦即是中国问题，中国向何处去……我一生八十余年的主要精力心机，无非都用在这两个问题上。”

父子是如此的相似，梁漱溟一度也想过自杀。

1912年6月底，梁漱溟病痛多年的母亲终于得到了解脱，至亲的逝去再次诱发了蕴藏在梁漱溟心底多时的魔障———他开始暗暗筹划着离开这个人世。他说那时想自杀的原因是“要强的心太高，看不起人家，亦很容易讨厌自己；此原故是一面要强，一面自己的毛病又很多。”起了自杀念头，只因发觉自己的力量太小，面对这个苦难的世界竟然无法使出哪怕只是一丝一毫的力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