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关于中国科举制与教育现代化的感想

与科举时代“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的教育宗旨通过皇权国家强制性法律、行政等手段而推广一样，“党化教育”也是被强大政治威权灌输的：从1924年开始，国民党在其统治的广东模仿苏联，规定一切学校如果不遵行“党化教育”就要一律强行取缔，“强迫所有教育行政人员、教师等全部入党，同时鼓励学生入党，在学校设立国民党支部。……到了1926年底，广东所有的公、私学校，都成了国民党的政治工具”；1927年8月，国民党政府教育行政委员会制定了《学校实行党化教育草案》，次年，国民党中央党部颁发了党化教育正式标准，规定全国各级学校所有课程都必须融会党义精神，每周必须讲授党义课（私立学校中此课也要列在课程首位），要求学生加入国民党，每个中国教员必须在每周举行的仪式上宣誓“服从党义”等等。中国现代著名科学家和教育家任鸿隽在“党化教育”盛行之际曾发表《党化教育是可能的吗？》一文，指出这不仅大悖于“以人为本位”的现代教育原则，而且是复辟了中世纪制度：

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在党的场合，设如人与组织的利益有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以顾全组织的利益。我们只看国民政府的教育部，对于发展教育，改良教育的计划，一点没有注意，但小学的党义教科书，却非有不可。教科书与党义有不合的地方，非严密审查不可。……（对于行事有独立自信的精神）这种教育方法，在党的立场看来，是最危险的。他们的信仰，是早已确定的了；他们的问题，是怎样拥护这个信仰。因为要拥护这个信仰，所以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因为不能有自由的讨论与研究，所以不能有智慧上的好奇心。这种情形，恰恰与十七世纪初年，欧洲宗教的专制思想相类。当然的教会，不愿意一般人有自由思想，于是乎不恤用教会的法庭来压制葛里略，逼着他发誓承认地球绕日的学说，是和圣经抵触的，是不对的，并且要惩一警百，使同时的人不敢有新出的思想。……自近世文艺复兴以来，专制思想与自然思想冲突的结果，总是专制思想失败，党化教育也不能独成例外。（原载《独立评论》第3期，1932年6月，见杨东平编《大学精神》，沈阳，辽海出版社2000年版）

直到抗战结束后，教育家陶行之仍然疾呼：“我们反对党化教育，反对党有党办党享的教育，因为党化教育把国家公器变做一党一派的工具。”1947年1月起，国民党政府规定专科以上学校要专门成立“训育委员会”以加强“党治”对学校的钳制，这俨然就是朱元璋时代对于太学生“学规严紧”的翻版了。于是当然引起一些坚持现代教育理念者的抗议，比如翦伯赞教授针锋相对指出的：“在学校里，只有真理的讨论，没有暴力的威胁；只有科学的研究，没有党义的宣传；只有知识的传授，没有政治的欺骗。没有不准讲的学问，没有禁止看的书报，没有强迫读的圣经。自由讲学、自由研究、各是其是，各非其非。这样教育才能达到神圣而庄严的历史任务。”（参见李兴韵：《民办教育在民国的兴衰》）--而对于中国在这以后半个多世纪教育史稍有了解的人们都知道，如翦伯赞这时所崇尚彰扬的现代教育准则，不幸在后来遭到了灾难性的命运。

可见虽然经过了一百多年的漫长时日，但是使教育成为“国家公器”而不是沦为一党一派的工具，这仍是需要恒久努力的目标；而在这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对于科举制度和科举精神的反思始终是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