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关于中国科举制与教育现代化的感想

王学泰：科举制度的思想背景是“选贤任能”和选拔人材于寒俊之中。这种思想意识产生于西周和春秋时期，实际上反映了沉沦下僚士人们的期待。他们编造了或改造了一些历史故事。如伊尹说汤，成为商的开国元勋，而伊尹只是个媵臣（陪嫁的奴隶）；殷高宗（武丁）从筑城的奴工中发现了贤人傅说；周文王师事姜太公，齐桓公相管仲，秦穆公以五羊皮换取奴隶百里奚而命为相等。这些有的是传说，起于春秋间，有的是把历史改造了，如太公望乃是姜姓部族，进攻殷商时姬周与许多部族联盟，姜氏是其中的重要的一姓。儒家把它改造为一个落魄的隐士成为帝王师的故事。

这种拔擢下层人士进入最高统治层，其作用是多方面，但其中最重要的一点是增大最高统治者的权力。中国改朝换代的频繁，最高统治者打天下时都要联合能够联合的力量，但坐天下后，以前的联合者必然要分享权力，成为最高权力的威胁者；太平时期也是如此，掌握权力过久的大臣也是最高统治者权力的威胁。解决的办法就是不断地拔擢小臣以取代权力日增的大臣。小臣被拔擢感激涕零，一定会兢兢业业做好工作。科举制本质上就是一种制度化的选拔小臣的方式。另外出身于社会下层的小臣进入了统治高层确实带来新的气息，是官僚层的新鲜血液。然而要记住，“小臣”不是下层民众推举的代表，他们只是了解下情，可作为施政的参考。他们是小臣，与最高统治者距离悬绝，是匍匐在统治者面前的。如果他们的思想意志与决策者差距太大，他们并没有改变决策者的能力，甚至不会有这个愿望。小臣只能改变自己以适应朝廷。因此，科举制的产生不是抑制皇权专制的，而是调节它不使之畸形发展的。

从中可见科举制是最高统治者遴选小臣的制度，可是它在史书中是与教育放在一起的，因为生为士人的人生目的就是给最高统治者当个小臣，如有可能，爬升为大臣。因此科举遴选的标准就成为士人们努力奋斗力争实现的目标。这就决定了士人们的学习和努力的方向。这对统治者说来也是很合算、很省钱的事。他们只管选拔，不管培养。虽然州府县名义上都有学校，在明清中后期这些学校只是管理秀才的衙门，对他们很少有培养的责任。人们读书大多是自学。或者自费到州府县里私人或官家开办的书院听课学习。这种培养人才的方式是与小农经济相适应的。

因此不论是从“用小臣”的角度看，还是从自社会下层不断地吸收新鲜血液的角度来看，科举制度都是起着加固皇权专制统治的作用的。

王毅：除了农业社会物质和技术条件有很大限制这个原因之外，科举考试内容的日渐狭窄，最后成了八股的一统天下，这还由于皇权社会后期的制度，对于知识分子能动调节作用的允许和需求程度越来越低微。比如我们看唐代的科举取士，除了常规的考试以外，还有皇帝特召的人才考试，称为“制科”，其名目繁多至八十多种，比如贤良方正极言极谏科、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等等。但是后来这种考试在宋代以后就越来越萎缩，乃至形同虚设了。明代初，当时最有学问的大臣在皇帝面前的自称是“虮虱小臣”，一直到明代末的崇祯时代，人们信奉的政治原则还是：“皇上神圣，臣子不宜异同。”这种情况下，因为皇帝一个人永远是圣明无限，所以其他一切人就再也没有了“极言极谏”、“才识茂明”的资格。于是科举考试也就成了塑造标准化行政工具的基本方式。陈寅恪先生在1952年赠邓之诚的诗中说：“八股文章试帖诗，尊朱颂圣有成规。白头学究心私喜，眉样当年又入时。”据研究家考证，此诗是针对当时的情况有感而发，但是很明显，知识依附于权力早已固化成为了一种“成规”，或者如你刚才所说，知识分子把自己人生终极价值固化为充当匍匐在皇权政体面前的小臣，这的确是科举史遗留下来的一项最主要制度结果。

但是这样一个今天看来悖逆于现代社会方向的结果，它在历史上非但是一种人们的“主观恶意”安排，相反它在历史上对于中国文化在中古时期世界领先的地位曾经起到了巨大的积极作用。如果我们把中国科举的这种情况与欧洲中世纪时的教育情况有一个比较，则情况可以看得更清楚。罗马帝国没落以后中世纪社会的重要标志，就是以往作为社会结构、官僚政治和罗马法律体系者支撑的知识阶层不复存在了，于是知识和教育成为教会的特权，知识的研究和传承只能龟缩在阴暗的修道院里；即使是贵族子弟，也只能接受简单的“骑士教育”，只能掌握简单的读写算等知识以及与等级制度相匹配的社交礼仪。至于农民和农奴的子弟，则根本与教育无缘，他们所能学习的知识从父母那里传袭下来的、标志他们卑贱身份和义务的一些劳作技能，以及宗教信仰。相比较之下，中国科举时代不论是在教育的普及程度、教育内容的丰富深入、社会底层成员通过教育而改变自己地位相对较大的可能性等等方面，就都比欧洲中世纪教育有着很大的优势。

由于传统中国的教育考试制度，一直在统一庞大皇权国家承担着重要的结构功能，于是直到17世纪初《利玛窦中国札记》评价中国的制度时，仍然把中国的国家体制是由受过系统教育的知识分子来操纵运行，作为一个优于欧洲的特点：“标志着与西方一大差别而值得注意的另一重大事实是，他们全国都是由知识阶层，即一般叫做哲学家的人来治理的”；人们“宁愿做最低等的哲学家，也不愿意作最高的武官，他们知道在博得人民的好意和尊重以及在发财致富方面，文官要远远优于武官。”--今天，我们在评价科举乃至更广义的中国传统教育与行政制度的优劣短长时，应该对它们曾经具有的历史作用有一个理解的态度。

不过当我们承认科举对于传统中国文化起到过相当重要作用的时候，同时更应该对于它基本的制度性质及其与近现代教育体制的悖逆之处有清楚的了解。具体罗列起来，这些悖逆之处当然很多，但是我觉得最应该注意的就是在科举、乃至皇权时代整个教育和人才选拔制度中，知识的标准、知识谱系的源头，只能掌握在权力者手里这一点。说得直白一些，就是有权力就有知识、有权力就有真理、有权力就有道德；或者说，有权力就可以在知识、道德等一切方面对教育和学术耳提面命、颐指气使，就可以按照统治权力的需要来安排教育和学术的内容、方向。明代末年著名的思想家黄宗羲在他的《明夷待访录·学校篇》中有一个很概括的说法：“三代以下，天下之是非，一出于朝廷，天子荣之，则群趋以为是；天子辱之，则群擿以为非。”这个传统当然是因为科举制的长期发展而日益牢固不移；而这样的趋势对于中国教育制度形成自己体系和尊严、对于教育走出中世纪的阻碍是实在是太大了。

王学泰：统治者把住入仕口、也就是做官的门坎，通过选拔和淘汰确立了教育合格标准。你不符合我的需要、不死心塌地臣服于我，你就不要做官嘛。读书人只有通过这个入仕口才能确定自己士大夫的身份。这样即使不外出做官，在家耕读，他也是乡绅。因此，通过科举带动教育的做法本质上是个奴化教育。

王毅：教育和官僚选拔制度的奴性化的确是中国体制的大问题。抗战前夕，王芸生在一篇文章中提到傅斯年曾对他说过一段话：“傅孟真先生有一次对我说，他想写一篇'中国官僚论'。他说，中国向来'臣妾'并论，官僚的作风就是姨太太的作风。官僚的人生观：对其主人，揣摩逢迎，谄媚希宠；对于同侪，排挤倾轧，争风吃醋；对于属下，作威作福，无所不用其极”--“姨太太作风”竟然成为了一种制度特征，这是很可怕的；而造成如此结果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科举对所有读书人思想的牢笼、对他们社会性格和社会角色的强制性塑造。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有一段深刻的话：在专制国家，教育是在培养坏的国民，但同时他又是在培养好的奴隶（大意）；他还说：“专制国家的教育所寻求的是降低人们的心志。专制国家的教育就必须是奴隶性的了。甚至对于处在指挥地位的人们，奴隶性的教育也是有好处的”而为什么“降低心志”的奴化教育对于身处“指挥地位”的官员们尤其必需，科举发展史可能就是最直接的说明：明初开始，一方面是读书人“不为君用”就要杀头等等；另一方面对于官僚的选拔一定要通过科举这个制度化、标准化的“筛子”，所以除了况钟等极个别的人因为实际行政才干突出而得以升迁为重要地方官员之外，不经科举（“正途”）而进入官僚体系者几乎没有，就说明了这种将知识分子塑造成为标准化工具的制度定势已经多么强劲。

居身于这样大势之下，受教育者、应试者个人是无可奈何的，他只能压制自己而适应这套制度，就像现在无数家长都明白“应试教育”是苦海，但是除了督促自己的孩子加倍努力在这个苦海里面挣扎以外又没有任何办法。晚清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再三叮咛：“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切嘱切嘱，千万千万”；这是从正面对教育制度原则的强调；而康有为从反面的批评是：“（八股）立法过严，以为代圣立言，体裁宜正，不能旁称诸子而杂其说，不能述引后世而谬其时，故非三代之书不得读，非诸经之说不得览”（《请废八股试帖法试士改用策论折》）--连“诸子”都不能涉猎，可见教育考试制度已经走到何等逼仄狭窄的死路上。

由于选士制度关注的焦点，是如何建立和维系统一皇权体系的运作，所以这一制度对士人知识和能力的考察，也就必然集中在他们是否将“内圣外王”那一套儒家的政治伦理学说与自己的生命和思维融为一体；而一切与维系和强化皇权社会伦理没有直接对应关系的其它知识和技能，就越来越被作为了强化“科举型知识体系”的牺牲品。早如中唐时期学者刘禹锡就指出：通过科举选拔出来的官员往往只是注重儒家伦理而没有起码的具体行政能力（“修身而不能及治者”）。

这种情况当“策论”在科举考试中尚有相当地位的时候，就已经如此，宋代苏轼曾说：近来的读书人，将经史上事例与时务题目编纂在一起，等到考试的时候，用这些宏篇大论吓唬考官。其实应试者并没有真才实学，于是这样的考试比仅仅以诗文为考试内容弊病更大（《议学校贡举状》）。后来就更是如此，所以明代初年的著名学者宋濂说，当时的学者只知道“以摘经拟题为志”，结果是除了几本经书之外，其余别的知识一概茫然无知，对他说起一件事情，则瞪着两眼、僵着舌头不知如何回答。

王学泰：明清两代的八股。八股是科举制中最受诟病的。其实考八股与科举制度的设计是一致的，对于选拔官吏的作用基本上是正面的。也就是说做八股问是培养这种专制体系下合格官员的重要手段。

为什么选择了八股？这种文章又称经义，就是阐述经书中所体现的儒家思想，要代圣贤立言，也就是设想自己是圣是贤。你想一个人数十年设想自己是圣贤，这种思想意识必然是牢记在头脑里、融化到血液中了、最后还要落实在行动上了，这就所谓的“内圣”。心中除了“圣贤”这一套外，对于其它是一无所知。特别是明清两代，地方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工作分给师爷做了。诉讼有“兵刑”师爷管了；催租收税有“钱谷”师爷管了，连书写公文书信一类的文字都有文案师爷代劳。这些“内圣”的官员把握好原则就可以了。朝廷六部九卿的官僚也是如此，技术性的工作都有吏胥去做，而吏胥几乎是祖辈传流的。因此，南宋的叶适感慨地说“官无封建，吏有封建”（官不世袭，而吏世袭）。这种胸怀“内圣”的呆瓜做了官，基本上还是守臣子的本分、不会犯上作乱的。这就是“外王”的最低标准。以上是价值上的原因。

还有技术上、也就是操作上的原因。

一篇八股七八百字不需长篇大论。全文分为八段，各有程式，考官衡文时容易有共识（本来对于文章好坏很难有共识的，八股则例外。这有些像现代体育竞技中为跳水、体操等项目打分一样。考官可以把一个连续的动作分割为若干片段后一一评判）。另外，八股题目基本上是从《四书》中出。参加考试者有最基础的书--宋儒注的《四书五经》就可以了。如果搞对策，就要比谁读的书多，熟悉历代兴废治乱，那要看多少书？古代没有公共图书馆，书非要自备不可。所以只有考八股文才能最照顾下层有志于读书越龙门者。相对较为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