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学泰：关于中国科举制与教育现代化的感想

王毅：今年之中，一个很值得纪念的日子，就是废除科举制度一百周年。

科举被废除虽然已经整整一个世纪之久了，但是它的影响、它给中国历史留下的许多值得思考之处，这些东西的意义还远远没有消逝。所以恰逢这样的时候，我们似乎可以就科举制度在中国文化史上的意义、以及科举制度与中国教育现代化的关系做一点讨论。

王学泰：那么让我们来看看在这个题目之下，有些什么值得今天特别回味和深入认识的问题。

科举之废与晚清局势

王毅：现在人们对于科举与科举时代的教育和考试制度可能已经感觉十分遥远，举一个例子，汪曾祺先生在1957年发表一篇介绍国子监来龙去脉的散文，文章的开头就说他以前虽去过国子监，但是从外表看不出这座皇权时代国家大学有什么制度要领；他又从首都图书馆借了几十本有关的书来看，还是所得不多；最后他是听了一位当年在国子监当差、侍候过翁同和、陆润庠等晚清“祭酒”（类似后来的国立大学校长）的杂役聊天中对许多当年情况的介绍，才明白了有关国子监的许多事情。对于传统文化有深厚修养的汪先生尚且如此，别人的情况就不难得知。所以在更具体的讨论之前，还是有必要先介绍一下废科举的具体过程。

王学泰：一百年前，清光绪三十一年八月初四（1905年9月2日）上谕，接受直隶总督袁世凯、湖广总督张之洞等六位大臣的吁请，“自丙午（1906年）科为始，所有乡试、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也就是说实行了1300年、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人影响极深的科举制度就此终结了。这个决定似乎有些突然，主持科举的礼部对此一无所知，他们刚刚费了好大的力气破除迷信（人们认为明代修贡院而亡国，修贡院不吉利，所以一直任其破败；庚子事变后简直不能用了），准备重修已经很残破不堪的贡院，没想到贡院从此没用了（北京贡院拆毁最早，一进民国就成为居民区了）！

废除科举是件大事，因为它面对的几十万读书人和一千多年深入人心的影响。戊戌变法时，康梁虽然也提出“兴学校”，但没有敢提“废科举”，那时只提“废八股”（也许这是个策略，因为学校与科举不两立，学校兴，科举必废），“八股”已经作了五百多年，可以说连新的题目都出不来了（清代八股文题目都要用“四书”原文），八股文的“截搭题”（上句之尾与下句之头，凑成的题。如“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可以截搭为“说乎有朋”）的荒谬，使得这种文体已经弄到人神共愤的地步。

王毅：这种考试方式的荒谬程度，可举一个例子以见一斑：陈独秀在《自传》中记述自己当年参加科举考试的情况，当时出的截搭题是“鱼鳖不可胜食也材木”，陈独秀回忆说：“我对于这样不通的题目，也就用不通的文章来对付，把《文选》上所有鸟兽草木的难字和《康熙字典》上荒谬的古文，不管三七二十一，牛头不对马嘴上文不接下文的填满了一篇皇皇大文。”

王学泰：戊戌变法在老佛爷的干预下失败了，“新政”几乎被扫荡殆尽，但戊戌政变后仅两年就是庚子事变，经过事变、转危为安的老佛爷性格有些改变，用唐德刚先生话说“气焰也低了，私欲也少了；年纪也大了，把握也小了。自此军政大事，也不敢乱作主张”（《晚清七十年》）了，对于社会上变革要求逐渐能够感应了。当时热衷新政、兴学校的地方官都切实感到“学校养士”与“科举取士”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宋代徽宗时，搞“三舍法”也一度废科举），长期任湖广总督的张之洞首先提出要在十年之内废科举，当时的军机大臣是遇事模棱两可的、人称“琉璃球”子的王文韶在废科举问题上却态度坚决，持反对态度，而且毫不退让，并扬言“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另一个军机大臣是荣禄，他是满人，非科举出身，不好表态，拖到1905年五月，王文韶因老病离开军机处，主张立即废止科举的袁世凯看准了机会，联合端方又拉上张之洞等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废除了科举制度。

科举虽废，余绪犹存

王毅：的确，废除科举这么大的事情在倏乎之间就完成了，这似乎应该标志着中国近代以来制度变迁的大势所趋。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能说以科举为代表的传统教育选拔制度，真的已经离我们而远去、真的已经成为历史了。

中国现代教育制度与科举制度之间的博弈过程有许多戏剧性的场面，比如当初设立“京师大学堂”的时候，因为科举制影响之大，使得每到了乡试、会试期间，大学堂宿舍中的学生就走空了一半。这种局面现在当然不能想象了，但是在我们今天的生活中、在我们今天的教育考试制度中，科举制度确立的许多基本的原则，比如把知识的本源归附于政治权力，把体察“圣人”的意志和语录作为学习和考试的唯一标准（“代圣立言”），比如对于人类多元文化成果的排斥，比如教育体制与国家行政体制的高度合一，比如因为教育考试体制与行政体制一体同构而导致的严重腐败等等，就依然一直严重地梗塞在一百年以来的教育发展过程中。

王学泰：高考刚刚结束，各种媒体都把高考放到极重要的位置，几乎全社会都动员起来了，一切都要为高考让路。考完了，媒体又开始议论谁是状元、各地的状元会受到当地政府如何优惠等等？从这些议论中，我们仔细揣摩一下群体的情绪心态以及价值取向，令人恍如在科举时代。

王毅：时过一百年、社会也经过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那么为什么人们却很难走出科举制度的余荫呢？这的确是需要认真说明的问题。

科举在中国制度文化中的重要功能及其形成的过程

王学泰：造成科举遗绪延绵不绝的原因很多，首先是因为科举历时太久，如果从知识阶层通过一种制度安排、能够进入统治阶层说起，几乎近三千年。春秋以前社会的管理层或说统治层是士以上的贵族。只有贵族才有资格进学校，拥有知识，具备管理技能。春秋以后原来的贵族社会管理体系解体。以孔子为代表的学术下移，有教无类，使得一批不是贵族的人掌握了文化，成为新的知识层人士，从而获得了进入管理层的资本。因此《管子》中对社会制度管理层人员来源的设置就产生了变化。“士”之子恒为“士”，但农夫之子中的“秀者”也可以擢升为“士”（后来还有主张通过军功进入管理层的设计-法家的主张）。这就破除了社会阶层之间、特别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不能流动的制度藩篱，其意义是很大的。

但此时的流动是社会转型造成的，还远不是制度安排和设计的结果。汉代建立了“察举”制度，“察举”腐败后，曹魏改用“九品中正制”（由中正官主持的地方评议）。后“九品中正制”也腐败了，隋朝诞生了科举，科举前后两阶段：1，唐五代基本上是考试与推荐相结合，有点像“文革”中选拔工农兵大学生，开卷考试，其录取与否与其名望有关，而名望多来自有权有势者的推荐，进士科考试内容不太确定，一般说来比较重视对策和诗文；2，宋代和宋代以后：采取密封、誊录制度，基本上依照考卷决定去取。考试内容则以经义为主，明代以后“经义”发展为严格的八股文。

其次是科举制度面对的社会面越来越广。它一出现后马上就成为王朝官吏的主要来源，特别是宋代和宋代以后其制度设计就是把入仕之途尽量向社会下层开放，“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不是一句空话，许多历史学家做过这方面的统计，例如，北宋能入《宋史》的官员46.1%来自寒门，南宋从两个年份进士题名录来看，非官员家庭出身的进士一个占56.3%；一个占57，9%（转引自何怀宏《选举社会及其终结》）。就拿明清一直坚持以八股取士来说，也可证明这是为贫寒人士开放考试之门。“八股”题目都来自《四书》，学作八股只要熟读《四书》就得之太半。如果考试以策论为主，就非要博览群书不可，那时没有图书馆，寒士到哪里去找？《儒林外史》中写了一个匡超人。他没有发达时还是农村劳动青年、是一边干活，一边读书的，他读的无非也就是《四书》以及八股选本之类常见书，也能考中。范进是中了进士的人、但连苏轼都不知道是何许人，大家笑他无知，这正说明他的极贫困的家世。因此可以说科举考试不是少数人的事，凡是有志进取都可以投入其中，它的社会动员面是极其广泛的。

其三，科举使得许多人一登龙门，身价百倍。这一点在《儒林外史》中有着生动描写。范进在中举的当天连饭辙都没有、抱着一只鸡跑到集市上去卖。可是随着中举报单的到来，银子有了，土地有了，房子有了，奴仆有了，真是一步登天，这怎么不激起人们艳羡？就是“进了学”--考中秀才，这个科举中的最低层次的功名，也是不得了的大事。报禄的一到（送通知单的），全村大喜。当了秀才就可以改换门庭，把门框提高三寸，因为秀才的帽子可以三寸的顶子了（见齐如山《中国的科名》）。又如乾隆之前，本来不许旗人参加科举考试（男性旗人在原则上都是战士），怕沾染汉族文人柔弱之习，可是不行，旗人对科举考试获得的荣誉羡慕的要死（旗人不必通过科举道路照样可以做官，而且升迁更快），非要参加不可，乾隆后科举也向旗人开放了，而且条件比汉人优越得多（这令人想起汉人妇女以缠足为美，举世羡慕小脚。旗人本不裹脚，有些男性旗人竟自约束自己脚，穿袜套，当时称为“刀条脚”）。不仅旗人，有些在中国生活久了的外国人也对科举生艳羡之心。《春冰室野乘》中说清末在中国作海关总税务司长的英国人赫德的儿子赫承先“酷慕中国科第之荣”，也学习写八股，练台阁体的书法，要求参加癸巳（1893）科的乡试。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从中可见科举制影响的深远。

王毅：通过科举选士制度的发展成熟，士绅由先秦诸侯国家的小臣和乡曲之士、中古时代许多高门大族的“门荫”、“部曲”等等，逐步变为了日益与统一皇权国家组织方式相互适应的、能够全力在社会结构的两极（皇权与底层社会）之间进行双向调节的关键力量。中国千百年来的选拔制度的发展以此为焦点，也是因为建立和维系这个骨架对于金字塔式社会形态的运行来说，从始至终都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我们不妨设想一下：在交通和信息等社会组织手段非常有限和非常粗陋的农业社会，人们通过什么方式才能将一种统一的文化形态和取向源源不断地输送到庞大社会空间的每个角落？直到今天，我们都是要历尽跋涉之苦才能到达的那样一些山乡之地，那里却能够产生出一个又一个的举人、进士、大学士，留下直到今天仍然让人叹为观止的“学士第”、“大学士牌坊”、“丞相坟”之类彰显文化身份的长久标志，这里面包涵的意义当然远不仅是一种个人命运的改变，更主要的是通过成这千上万跃上“龙门”的人物，将统一政治和文化形态的理念、规则、社会价值向心力等等输送到这个社会制度的基础层面之中，这种不舍昼夜的“输送工程”对于皇权国家制度运行的意义显而易见。因为这种大一统制度的稳定运行要依靠科举制的成熟，所以唐德刚先生归纳传统中国的特点时，就是把“农业生产为主的经济制度”、“中央集权”与“高度科学化的文官制度为骨干”这几项制度原则看作是相互依存的。可见，当时条件下科举选拔制度的“高度科学化”，是统一庞大皇权国家赖以存在的基础性条件之一。

从权力学的角度来看，因科举制度的根本指向只是在于，在庞大宗法国家的“层序”环境中始终维系皇权对金字塔体系的控御，于是聚集了巨大的统治成本才得以建构的科举教育、选士任官、考课监察等政治、文化和行政制度，都是围绕着这个目的、以及为实现这个目的而建立的官僚系统而运行的。而中国区别于西方中世纪的行政制度特征也就因此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