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势力回潮探析：西化的民粹主义

与老左派有所不同的是，新左派不再热络于“阶级斗争”、“谁战胜谁”一类话语。他们谈论较多的是社会公正和参与政治。在表达方式上，老左派多是情绪化语言，逻辑不足。新左派代表人物的文章，旁征博引，比较西化。他们引述的内容，尽量追踪西方新的左翼思想。

就国情来看，新左派认为，中国已经变为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经济已经成为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的一个活跃的部分”，资本主义泛滥。新左派说，西方跨国公司掠夺中国资产，奴役中国民众，市场导向的改革腐败丛生，致使中国出现贫富分化等一系列“丑恶的现实”，难以实现社会公正和社会平等。特别是国企改革，黑箱作业鲸吞全民资产，造成了严重后果。新左派呼吁社会关注贫富差距扩大、政府腐败以及在他们看来是对中国廉价劳动力的剥削等现象，同时批评现任领导人推行的政策正在加剧不平等并催生社会动荡。

腐败为何愈演愈烈？在新左派眼里，除了市场经济体制要为腐败负责之外，国际资本也要为中国的腐败承担责任。新左派代表人物说，国际资本与国内资本的相互渗透和相互冲突，不可避免地导致了体制性的腐败。那么，怎么办呢？一些新左派提出，最重要的，是根治“西方病”和“市场病”。至于解决手段，不妨诉诸于“大民主”。新左派很多人士赞同文化大革命，认为文化大革命是“继续革命”的伟大尝试。

过去的一年，新左派们不断改变说法，他们的主张也不完全一致，还有的新左派人物不愿意把自己归类为新左派。这些都表明了当下中国思想界的复杂性。

中国近代以来，“左”的错误所导致的一连串悲剧，不能不促使人们去深入思考这样一个根本问题：为什么“左”的势力如此根深蒂固？如何才能根治“左”的毛病，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走向健康的发展轨道？清除“左”的习惯势力具有长期性、艰巨性、重要性和紧迫性。对“左”的思潮我们应该多视角、多层次进行全面的分析。

以关心群众疾苦为旗帜的社会政治原因

“左”的势力把中国经济发展中出现的不公平看作是资本主义私有制必然伴随来的现象。他们有一种相当强烈的对社会平等的价值追求。新左派人士对公平分配的强调，以及对弱势群体的同情，使他们走向对左翼的平均主义的肯定。新左派主张通过重新回到平均主义方式来解决社会公正问题。认为既然人欲横流，贪污腐败盛行是与私有制相联系的必然产物，要从根本上防止人的异化，就应该实行平均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让下层民众在公有制前提下参与民主管理。

“左”的思潮认为，中国现在出现的官僚的腐败和社会的不公，其原因在于“国际资本主义在中国的扩张”。既然资本主义是祸害的原因，那么，就可以把西方左派批判资本主义的理论，如依附性发展论、罗马俱乐部与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用来解释中国为什么会出现不平等。他们认为，“资本”是对“人性与人的尊严的全面奴役与控制”，而市场经济的实现就意味着“以牺牲大多数下层民众的利益这种不公平作为代价”。

他们认为自己“重新发现”了毛泽东晚年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意义与价值。他们认为：一、毛泽东发动“文革”的动机是好的。二、“文革”并没有使经济走向崩溃，相反，在很多方面还取得了进步。三、“文革”中，毛泽东在外交事务和国际战略上取得了巨大成就，这包括反对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对阿富汗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侵略、中美中日关系的破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席位等。他们认为，毛泽东当年进行文化大革命，就是要从根本上通过自下而上的大民主、大批判，通过“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来批判资产阶级，来解决防止中国出现资本主义的问题。他们认为毛泽东的文化大革命失败，不等于左派的路线与思想理论的失败。在新左派看来，中国的出路在于对抗世界经济的现存格局，走一条任何现存文明形态都没有走过的创新之路，并认为可以从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一类毛泽东晚期的理论和实践中得到启示。

与政治论战相伴随的左右对应原因

由于中国现代化过程的矛盾的长期性与复杂性，由于存在着不同的理论与思想资源对这些矛盾从不同角度予以的解释，而每种解释系统均各有其政治与社会力量作为基础，这就使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三大主义，即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与新左派之间的论战与思想冲突将长期存在下去。中国21世纪的思想文化运动，将与这三大主义的互动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中国的“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在中国语境中都是论战中常用的意识形态标签。我国近十几年改革开放的历史证明了：每一次资产阶级自由化右倾思潮的抬头，都助长了“左”倾的回潮。所以只有坚持反右反“左”两条战线的斗争，警惕右的，但主要是防止“左”的，才能使共产主义运动沿着正确的轨道逐步开拓新的前景。对“左”和右的本质与表现，毛泽东曾经作了言简意赅的说明。他说：“什么叫‘左’？超过时代，超过当前的情况，在方针政策上、在行动上冒进，在斗争的问题上、在发生争论的问题上乱斗，这是‘左’，这个不好。落在时代的后面，落在当前情况的后面，缺少斗争性，这是右，这个也不好。”

许多国家革命和建设反复实践的铁的事实都证明了：“左”的危害丝毫不比右的轻，甚至更加严重；而且“左”往往最后通向右，转向右。铁的事实还证明了：“左”比右更难克服、根治，因为“左”具有更加深刻的原因。

当今的所谓“左派”与历史上的主张共产主义的左翼势力已经大不相同，我们今天称呼的左派，在国际社会中是指那些主张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改良、改造、改变进而走向社会财富均等分配的政党和组织。中国的左派与西方舆论常说的左派，有着极大差别。中国的左派在目前的中国公众眼中带有保守和怀旧色彩。这派知识分子和学者的言论及著作近些年来日渐其盛，他们主张对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的改革开放路线加以调整或修改，认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造成今天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根本原因。在要求对改革开放这一国策加以批判式反思的同时，中国的左派对毛泽东的评价也在逐步突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这种“突破”主要表现在对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的评判上。

居安思危为己任的国际原因

从十月革命以来“左”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导演了一幕又一幕的连环悲剧。这些悲剧背后都贯穿着一条“左”的黑线。人们从表面现象来看，大都以为苏联东欧国家最后是被右倾机会主义葬送的。如果进行深层次剖析，就不难发现，正是由于根深蒂固的“左”长期难以纠正，才助长了后期的右。后期的右是对长期的“左”的惩罚和反动。全面来看，应该说，先“左”后右终于合葬了苏联东欧带有严重教条主义和封建主义弊端的、僵化的社会主义。原东欧也有个别国家如齐奥塞斯库领导的罗马尼亚共产党，一“左”到底，坚决反对市场经济和多党制，不惜用武力镇压上街示威游行的人民群众，结果失败得更悲惨——共产党的政权失落，罗共解体，齐奥塞斯库夫妇也被送上了断头台。

中国左派当前的另一大政治动作是借总结前苏联共产党失去执政地位之教训，以居安思危的名义，不断撰写半学术性半评论性文章来警示中国人“苏联解体是一场大灾难”、“如果中国走俄罗斯之路会更悲惨”等。在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身上做文章，当然是为了今天。左派这些言论的意向是要证明毛泽东当年抓阶级斗争、反和平演变、反对修正主义、反对“资产阶级法权”、警惕并清除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等一系列理论与实践不但正确，并且极有预见性。很显然，这股思潮是对35年前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方针的一种实际上的否定，至少属于要求进行“大面积修改”。因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当一些人呼吁加快“政治体制改革”，呼吁进一步扩大和发展民营企业时，左派都要予以极为强烈的抨击。

当今中国“左”的势力是民粹主义的思想派别，其心至诚，其志弥坚，是对已逝岁月的追恋，更是一种时代的哀叹。邓小平在1992年初南方谈话中鲜明地指出：“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这是对当代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经验的深思熟虑的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