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曾评鲁迅：“他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

概而言之，我们可以把毛泽东常写的文章分为讲话文章、公文文章、新闻文章、政论文章四类。从本质上讲，前两类文章都是广义的文章，是为某项具体工作而为的，是面对专门的工作对象，是“小众”，不是 “大众”。第三类虽是面对“大众”，但并不强调美感。只有第四类政论文章是狭义上的文章，是真正意义上的文章。

中国古代散文一直是以政论文为王的，有许多最优秀的篇章恰恰出自政论题材和政治家之手。

毛泽东是熟读并仔细研究过前人的政论文的，汲取了他们的营养，也学习了他们的技法。毛最佩服贾谊，说他是两汉最好的政论家。毛还推崇范仲淹、曾国藩，说他们既能做事，又会写文章。他又曾有一段时间模仿梁启超的文章，说梁是他写作的老师。他最推崇鲁迅，说：“他用他那一支又泼辣，又幽默，又有力的笔，画出了黑暗势力的鬼脸，画出了丑恶的帝国主义的鬼脸，他简直是一个高等的画家。”他说朱自清的文章也好，但不如鲁迅有战斗性。毛泽东是仔细研究过怎样把政治写得更文学一些的。

文学与政治的区别在哪里？政治是理，文学是情；政治是权力，是斗争、夺权、掌权，是硬实力；文学是艺术，是审美、怡情，是软实力；政治文章可以强迫人接受(如布告、命令)；文学作品只靠情与理来吸引人阅读。政治是要服从遵守的，文学是可以欣赏的。

政论文章也是毛泽东写得最多的一类，而且大多都写成了美文。

关键是有自己的思想 高屋建瓴，唯求一新

思想即文章的观点、主题、立意。这是政论文的灵魂。一篇文章总要给人一点新的思想，读了才有用。

毛泽东是政治家，他写文章的目的是宣传、解释党的方针、路线，团结人民向一个目标奋斗，所以无一文章不在说理。高屋建瓴，唯求一新，毛文的好看，首先是因为他说出了许多新鲜的、深刻的道理。

你看他这样讲革命斗争：

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丢掉幻想，准备斗争》)

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讲话》)

这样讲战略战术：

“外表很强，实际上不可怕，纸老虎。外表是个老虎，但是纸的，经不起风吹雨打……比如它有十个牙齿，第一次敲掉一个，还有九个，再敲掉一个，它还有八个。牙齿敲完了，它还有爪子。一步一步地认真做，最后总能成功。”(《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73页)

这样讲批评与自我批评：

要注意听人家的话，就是要像房子一样，经常打开窗户让新鲜空气进来。为什么我们的新鲜空气不够？是怪空气不是怪我们？空气是经常流动的，我们没有打开窗户，新鲜空气就不够，打开了我们的窗户，空气便会进房子里来。(《毛泽东文集》第3卷，第339至340页)

我们读毛泽东的文章总是新风扑面，不烦不厌，就是因为他总能说出一点新道理，总能把问题说清、说透，让你茅塞顿开。政论文章最怕没完没了地重复老调，层层重复，天天重复，美其名曰“步调一致，形成合力”，结果味同嚼蜡，没有人看。

永不脱离实践 理从事出，片言成典

依托实践，从实际出发写作，借事说理，是毛文的一大特点。正如文学与生活不可分，政论文也需要生活，政治生活，单纯在书房里是写不出来的。毛泽东的文章总是自自然然地从其一件事说起，然后抽出理性的结论。不要小看这一点，这就是为什么政治家、领袖的文章总是比专业作家的文章更有力、更好看。

毛泽东的文章都是依据他所经历的中国革命的大事而成的。从1921年建党到1949年建国，凡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经历的大事毛文中都写到了，而且往往是直取核心。如大革命时期的农民运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次内战时期的根据地斗争(《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对日斗争(《论持久战》)，解放战争时期的战略、策略(《将革命进行到底》)。甚至一些重要的事件都有专门文章，如：西安事变、皖南事变、重庆谈判。我们看毛泽东是怎样从实际斗争中酿造思想的。

重庆谈判，无疑是解放战争期间的一件大事。当时国民党并无诚意，不断制造摩擦，党内外最担心的是毛在重庆的安全。毛在重庆说不要怕摩擦，你们狠狠打，你那里打得越好，我这里越安全。在《关于重庆谈判》一文中，他又讲了谈判会场外面的形势：

“现在有些地方的仗打得相当大，例如在山西的上党区。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我们的方针也是老早定了的，就是针锋相对，寸土必争。这一回，我们‘对’了，‘争’了，而且‘对’得很好，‘争’得很好。就是说，把他们的十三个师全部消灭。他们进攻的军队共计三万八千人，我们出动三万一千人。他们的三万八千被消灭了三万五千，逃掉两千，散掉一千。这样的仗，还要打下去。”

然后他得出结论，我们的方针，就是“针锋相对”，他要谈，我们就去谈；他要打，我们就打。

中学课堂上作文，老师就开始教“夹叙夹议”。毛这里就是夹叙夹议，但他是这样地举重若轻。谈判和时局说得清清楚楚，而且不乏文学叙述的美感。你看“太行山、太岳山、中条山的中间，有一个脚盆，就是上党区。在那个脚盆里，有鱼有肉，阎锡山派了十三个师去抢”。这种轻松与幽默的叙事，哪里像政论文？最后推出一个大结论，一个中国革命的真理：“他来进攻，我们把他消灭了，他就舒服了。消灭一点，舒服一点；消灭得多，舒服得多；彻底消灭，彻底舒服。”这句话已经深入人心，以后在许多地方经常被引用，甚至人们已经不大注意最初的出处。这就叫“理从事出，片言为典”，从一件具体的事出发总结出普遍的真理，浓缩成一句话，而成为经典。

类似的例子我们还可以举出很多，比如著名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就是在一个普通战士的追悼会上说的；而纪念国际主义战士白求恩的文章中则产生了关于做人标准的名言：“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什么叫经典？常念为经，常说为典。经得起后人不断地重复，不停地使用。理从事出，片言为典，这是毛泽东的本事，是毛文的魅力。

善于综合运用 理字立骨，五彩斑斓

毛文几乎是清一色的政论文，内容都是宣传政治道理，以理为主。而平庸与杰出的区别也正在这里。一般的政治家总是一“理”到底反复地说教、动员，甚至耳提面命，强迫灌输。而毛文却用杂糅之法，“理”字立骨，善用形、事、情、理、典“五诀”，穿插组合，形成五彩斑斓的动人效果。毛是善用兵的，他对各种文体的熟练运用犹如大兵团、多兵种战略布局；“五诀”之用则是战术层面的用兵了。

借形说理

毛熟读中国古典小说，懂得塑造形象、刻画场景，他拿来在政论文中偶一穿插使用便妙趣横生。如：

我们脸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洗脸，地上有灰尘，就要天天扫地。尽管我们在地方工作中的官僚主义倾向，在军队工作中的军阀主义倾向，已经根本上克服了，但是这些恶劣倾向又可以生长起来的……我们应该抑制自满，时时批评自己的缺点，好像我们为了清洁，为了去掉灰尘，天天要洗脸，天天要扫地一样。(《组织起来》《毛泽东选集》第3卷，1966年7月版第889页)

这里用了“洗脸”这个形象来喻批评。

政治是概念，是逻辑，逻辑思维；文学是形象艺术、形象思维。对于一般人，肯定是愿意看小说而不愿读论文。为了克服逻辑思维的艰涩枯燥，就要借用形象说话，毛文在政论中随时会跳出一个形象，冲淡理性的沉闷。

比如，毛与蒋介石针锋相对斗了几十年。蒋文中常骂“共匪”“毛匪”，而毛文中则不忘幽默，为蒋画了一幅又一幅的漫画像，这在《毛选》中随处可见：

“在中国，有这样一个人，他叛变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一九二七年的大革命。他将中国人民推入了十年内战的血海，因而引来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然后，他失魂落魄地拔步便跑，率领一群人，从黑龙江一直退到贵州省。他袖手旁观，坐待胜利。果然，胜利到来了，他叫人民军队‘驻防待命’，他叫敌人汉奸‘维持治安’，以便他摇摇摆摆地回南京。只要提到这些，中国人民就知道是蒋介石。”

(《评蒋介石发言人谈话》《毛泽东选集》第4卷，1960年9月第1版，第1095页)

抗战胜利的果实应该属谁？这是很明白的。比如一棵桃树，树上结了桃子，这桃子就是胜利果实。桃子该由谁摘？这要问桃树是谁栽的，谁挑水浇的。蒋介石蹲在山上一担水也不挑，现在他却把手伸得老长老长地要摘桃子。他说，此桃子的所有权属于我蒋介石，我是地主，你们是农奴，我不准你们摘。

(《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

方针》《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23-1134页。)

这些形象都借形说理，强化了议论效果。

借事明理

叙事多用于纪实、新闻、小说，现代论说文中几乎见不到了。毛却常借它来以事见理，以事带理，以事证理。这与毛大量阅读中国史籍文献、古典小说，又常亲自撰写新闻作品有关。如：

红军远涉万里，急驱而前，所求者救中国，所事者打日寇。今春渡河东进，原以冀察为目的地，以日寇为正面敌，不幸不见谅于阎蒋两先生，是以引军西还，从事各方统一战线之促进。(《给傅作义的信》《毛泽东文集》第一卷，455页)这是《史记》手法，简明的叙述，以证我方的立场。

乡农民协会的办事人(多属所谓“痞子”之类)，拿了农会的册子，跨进富农的大门，对富农说：“请你进农民协会。”富农怎样回答呢？“农民协会吗？我在这里住了几十年，种了几十年田，没有见过什么农民协会，也吃饭。我劝你们不办的好！”富农中态度好点的这样说。“什么农民协会，砍脑壳会，莫害人！”富农中态度恶劣的这样说。(《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

这已是小说手法，有对话，有情节，说明不同阶层对农民运动的态度。

除了举出具体事实外，毛还经常引用小说、寓言里的故事说明自己讲的道理，这也是借事明理。如他说：

“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论人民民主专政》《毛泽东选集》)

借情助理

情感之美，常常是文学作品的标志。政治家无私敌、少私情，却有大情。文学史上向来以写大情之作最为珍贵，如诸葛亮的《出师表》、林觉民的《与妻书》、胡铨的《请杀秦桧书》，还有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丘吉尔的《就职演说》等。毛就很喜欢屈原、宋玉、李白、李商隐这一类的作家。他即使在做严肃的政论文时也掩饰不住他的文学情怀。我们不妨抽取几段：

中国革命高潮快要到来……它是站在地平线上遥望海中已经看得桅杆尖头了的一只航船，它是立于高山之巅远看东方光芒四射喷薄欲出的一轮朝日，它是躁动于母腹中的快要成熟了的一个婴儿。(《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毛泽东选集》第1卷)

——这是在革命低潮时或遇到困难时对胜利充满信心的憧憬之情。

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关于重庆谈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161页)

——这是对人民的眷恋之情。

以上这些是在他政论文中抽出的片段，但完全是诗的语言。这种革命家的豪情贯穿于毛作品的始终，它为毛的政论文配上了一种明亮的底色和嘹亮的背景音乐。

借典证理

领袖必须是学问家。他要懂社会规律，要知道它过去的轨迹，要用这些知识改造社会、管理社会，引导社会前行。政治领袖起码是一个爱读书、多读书、通历史、懂哲学、爱文学的人。因为文学不只是艺术，还是人学、社会学。只读自然科学的人不能当政治领袖，二战后以色列建国，请爱因斯坦出任总统，他有自知之明，坚决不干。毛泽东熟悉中国的文史典籍，在文章中随手拈来，十分贴切，借过去说明现在。

毛文中的用典有三种情况。

一是直接从典籍中找根据，证目前之理，就是常说的 “引经”。比如在《为人民服务》中引司马迁的话：

人总是要死的，但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过：“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

他在《论人民民主政权》一文中，引用了朱熹的一句名言。

“宋朝的哲学家朱熹，写了许多书，说了许多话，大家都忘记了，但有一句还没有忘记，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我们就是这样做的，即以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道，还治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蒋介石反动派之身。如此而已，岂有他哉！”

这就是政治领袖和文章大家的功力：能借力发力，翻新经典，为己所用；既弘扬了民族文化，又普及了经典知识。

二是借经典事例来比喻阐述一种道理。有时用史料，有时用文学故事。就是常说的“据典”。

如他借东周列国的故事说：“庆父不死，鲁难未已。战犯不除，国无宁日。”借李密的《陈情表》说司徒雷登“总之是没有人去理他，使得他‘茕茕孑立，形影相吊’，没有什么事做了，只好夹起皮包走路”。

毛的文章大部分是说给中国的老百姓或中低层干部听，所以他常搬出中国人熟悉的故事。如在七大闭幕词中引了《愚公移山》的故事。毛常将《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这些文学故事当哲学、军事教材来用，深入浅出，生动活泼。他用《水浒》故事来阐述战争的战略战术：

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在柴进家中要打林冲，连唤几个“来”“来”“来”，结果是退让的林冲看出洪教头的破绽，一脚踢翻了洪教头。(《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孙悟空在他笔下，一会儿比做智慧化身，钻入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一会儿比做敌人，跑不出人民这个如来佛的手心。所以他的报告总是听者云集，欢声笑语，毫无理论的枯涩感。他是真正把古典融于现实，把实践融进了理论。

1949年新年到来之际，解放战争眼看就要胜利。蒋介石又要搞假和谈。他立即以新华社名义发表了一个新年献词《将革命进行到底》，巧妙地用了一个伊索寓言典故：

“这里用得着古代希腊的一段寓言：‘一个农夫在冬天看见一条蛇冻僵着。他很可怜它，便拿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那蛇受了暖气就苏醒了，等到回复了它的天性，便把它的恩人咬了一口，使他受了致命的伤。农夫临死的时候说：我怜惜恶人，应该受这个恶报！’外国和中国的毒蛇们希望中国人民还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死去，希望中国共产党，中国的一切革命民主派，都像这个农夫一样地怀有对于毒蛇的好心肠。但是中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真正的革命民主派，却听见了并且记住了这个劳动者的遗嘱。况且盘踞在大部分中国土地上的大蛇和小蛇，黑蛇和白蛇，露出毒牙的蛇和化成美女的蛇，虽然它们已经感觉到冬天的威胁，但是还没有冻僵呢！”

三是用典来“起兴”，与典的内容无关，但可增加文章的效果，妙趣横生。

“起兴”是诗歌、特别是民歌常用的手法。如“山丹丹开花红姣姣，香香人材长得好。玉米开花半中腰，王贵早把香香看中了。”(李季《王贵与李香香》)毛懂文学，爱诗，写诗，知道怎样让文章更美一些。他这时用典并不直接为“证理”，或者并不主要是“证理”，而是借典“起兴”，引起下面的道理，造成一种幽默，加深印象，是“借典助理”。

如1939年7月7日，他对即将上前线的陕北公学(即后来的华北联合大学)师生讲话，以《封神演义》故事作比：

姜子牙下昆仑山，元始天尊赠了他杏黄旗、四不像、打神鞭三样法宝。现在你们出发上前线，我也赠给你们三样法宝，这就是：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

他在《别了，司徒雷登》中说：“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我们应当写闻一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毛泽东在政论文中大量用典、灵活用典也是空前绝后的，《毛泽东选集》四卷中共引用成语、典故342条。

总之，在文章写作方面，毛泽东是一个高峰，一个历史长河绕不开的高峰。毛文有雄霸之气、王者之风、汪洋之姿、阳刚之美、幽默之趣。唯其人，唯其文。当毛泽东120周年诞辰之际，研究一下毛泽东怎样写文章，再检点一下现在的文风，这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纪念。(梁衡 作者为著名散文家、人民日报原副总编辑。大标题选自毛泽东词《菩萨蛮·大柏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