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20世纪中苏革命与道路之辩

四、结语： 中国能够“脱亚入欧”吗？

　　只有在上述背景下，才能够理解为什么作为中国版本的“脱亚入欧”，秦先生的理论堪为标本，它与俄罗斯的“中国威胁论”共享着基本的预设。只是，中国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脱亚入欧”？否定十月革命其实并不是秦晖等先生们的伟大发明，不过是苏联1991年解体前后其“自由主义者”们的主导观点，只有否定列宁和“十月革命”，才能为其“脱亚入欧”的理想开辟道路。其主要论调为：　　1917年革命是一小撮布尔什维克狂热分子完成的政变，这些人利用了旧政权在二月遭到毁坏而新政权尚未巩固的机会完成了政变。政权在小路上不断颠簸，因此十月政权毫不费力的成了民众的选择。革命破坏了历史的自然进程，变成了血腥的专政和恐怖，将俄罗斯引入了破坏性试验。苏维埃政权的70年是黑色的萧条岁月。俄罗斯只是在1991年后才开始好转。75　　但是对上述论调的批判同样属于今天的俄罗斯。2007年俄罗斯17位知名人士发表《十月革命对我们、对俄国、对全世界的意义》的声明中说：　　“十月政变”的批判者们不知为什么忘记了俄国沙皇君主制度和取代它的临时政府陷入的极为深刻的危机。当时提出的迷惑人的口号是：“将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当局不想看到人民的真正需要。批判者们还忘记了君主制度在革命前夕的自我瓦解。沙皇宫廷内部无休无止的倾轧和冲突，前线的军事失利，以及作为君主和俄国总司令的尼古拉二世的直接放弃权力，都明白地证明了这一点。取代君主制度的临时政府没有取得任何成果，因为它不能解决当时的主要问题：停止战争，给农民以土地。76　　历史学家A·B·舒宾教授在《1917年的选择：列宁的对手是怎样丧失人民的支持的》一文中分析了1917年各种势力的较量，特别指出当时任农业部长的社会革命党人切尔诺夫按照农民苏维埃代表大会精神进行的最微小的土地改革尝试都会在临时政府中遇到极大的阻力，如果社会革命党人、孟什维克和布尔什维克之间在立即开始土地改革、国家调节及同时扩大工作人员对生产管理的参与的立场上达成妥协，避免内战就是可能的，但是这却无法实现。十月革命中布尔什维克的胜利归根到底是得到了基层社会运动的支持，这与戈尔巴乔夫“新思维”及其之后“来自上层的革命”的失败恰成对比。　　辛子陵先生在《形势和前途 ——二月十日在科技部老同志座谈会上的讲话》中称：“十月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列宁在德国威廉皇帝的支持下发动的一场政变。一九一七年三月（俄历二月）沙皇就退位了。十月革命不是推翻帝制，而是布尔什维克向二月革命建立的临时政府武装‘夺权’，向立宪会议夺权，是一场武装政变”，除了通篇抄袭苏联解体前后自由主义的陈词滥调，其与秦先生文章的步调与语调的一致也是让人叹服的：　　根据我们的考察，1917年俄国是发生了大革命。3月（俄历2月）革命发生时，宪政民主是主要诉求。11月（俄历10月）布尔什维克夺权后也仍然重申这一诉求，还把推迟多党议会（立宪会议）选举作为此前临时政府的罪状。因此如果说二月革命是“民主革命”，十月夺权后也没有什么变化，只是到次年1月布尔什维克在其自己当政主持的这次选举中惨败后恼羞成怒，以武力驱散议会、废除宪政而改行“专政”，“民主革命”才告终结，而真正“震撼世界”并引爆了残酷内战的就是这场“一月剧变”，并不是此前的十月夺权。77　　其实秦、辛等诸人完全不用打着“我们的考察”这样“独立”研究的招牌。他们在列宁和十月革命问题上的观念都所来有自，应该把 “研究”来源交代清楚才算诚实。　　（1988年）一篇从学术上攻击列宁的文章在苏联发表。经济学撰稿人瓦西里·谢柳宁在自由派杂志《新世界》上撰文，指责戈尔巴乔夫当局认为苏联对社会主义的歪曲是从斯大林开始的观点。谢柳宁认为，斯大林的压迫早就有其方法论的先声，而这个粗糙的方法论，始作俑者正是列宁。这篇文章引发了一场争论，结果许多知识分子都认为列宁及其领导的布尔什维克革命从一开始就把俄国引向了悲惨的命运。自由派媒体中升起一股新的浪潮，宣称革命前的俄国已经朝着西方式的资本主义民主发展，之后人为地被布尔什维克掌权所阻止，随后的社会主义实验更是把它导向了错误的路径。这无异于说，如果能够推翻共产党的统治，俄国就会重新回到它革命前的所谓“常态文明”，意即西方式的民主资本主义。78　　1989～1990年间，认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体制的区别根本就不存在，成熟的资本主义具有“社会主义”的特征，这样一种观点在苏联的知识分子和大众传媒中占据了垄断地位。而这样一场“来自上层的革命”最终带来的是，政治走向不仅没有朝向民主的方向，而且日益变成特权精英阶层控制的专制国家。按照索尔仁尼琴的尖锐批评，改革成为对俄罗斯的大洗劫。79　　俄罗斯改革失败的教训正在于：“先前在俄罗斯由戈尔巴乔夫所领导的建设民主社会主义的努力最后以失败而告终，因为支持这一方案的自然基础——俄罗斯人民从来没有积极地参与到其中或授权采取行动，而是任由掌权阶层决定着事件的结果。”80一个排斥民众参与的上层社会改革，其必然的结果正是权贵私有化和寡头专制，无论它打出来的旗号是什么，俄罗斯改革的失败并非偶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必须拒绝秦先生们所谓“民主社会主义”的“普世道路”，这样的“脱亚入欧”的道路必然要以否定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为前提。　　至于说笔者倡导的“新乡土主义”是要回到1861年之前俄国的农奴制，这样的指控与“新左派”的罪名联系在一起很奇怪，这个世界上居然有要回到农奴制的“新左派”吗？不过，放在秦先生的逻辑里就一点不奇怪了，因为在他那里，中苏社会主义革命本身就是封建专制主义的延伸，是与宗法农奴制划等号的。在秦先生的话语词典中，所谓寻找“左右”共识，指的不过就是：自由放任的市场与社会民主主义，自由放任与福利国家，如此的“左右”都是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即右的如美国，左的如瑞典——这才是他“左右”共识的底线，唯一有效的“左右”问题必须以此为前提。只有欧洲的社会民主主义才是真正的左派，其他都不过是反动派，这样的“左右”当然应该联手，寻求共识：共同完成普世价值！在他的概念里，中国所谓“新左派”都不过是民粹主义假“左派”，不是什么“左右”的问题，而是前后的问题，即代表着历史的倒退，反对历史的“进步”。“我对所谓的新左派的批评主要是基于社会民主主义理论”，因为他们认为“西方过来的自由主义瘟疫使我们丧失了集体主义传统，他们老想用集体主义传统，这在中国表现为社会主义遗产，并用这种东西抵制分家的过程，这就是我所讲的民粹主义。”81在秦先生眼里，社会主义遗产就是民粹主义，就是反对“分家”，必然是以私有化为前提的资本主义的敌人。只有站在欧洲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上，才有资格谈左派问题。现在再来看这段自白，读者就可以心知肚明了：　　可能有人会问，你到底是左还是右呢？对此，我的回答是，中国目前面临的问题应该是自由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所共同追求的东西，即它们的共同底线。而现在我所反对的东西是它们两者都反对的东西。至于自由主义支持而社会民主主义反对的事情，或者自由主义反对而社会民主主义支持的事情，在目前的中国都还不成其为问题。　　比如说，如果把自由放任和福利国家当作两个传统来看待的话，我们就会发现，当代左派赞成国家干预，是民主国家已经完善之后的事。82　　这个所谓左右的“共同底线”是什么，不是已经呼之欲出了吗？西方的国家干预是合法的，但是中国的国家干预就是专制，西方左派是真左派，中国的左派都是专制的帮凶，这不过是拙劣地呼应着后冷战意识形态的“历史终结”论。随着2008年之后，肇始于西方资本主义大本营的经济危机横扫全球，随着欧洲福利国家民主社会主义的连续失败，欧洲经济陷入积重难返的主权债务危机，愿意再相信这一套的人已经越来越少了。去年7月的奥斯陆连环爆炸枪击血案和紧接着伦敦8月的街头大骚乱，还可以加上蔓延美国的“占领华尔街”抗议活动，以及欧洲不断爆发的社会抗议活动，更是让这样的时髦理论无家可归。把瑞典道路作为普世样板的倡导者们，为什么不请希腊、意大利这些深陷危机的欧洲宪政民主国家先学习呢？欧元区在救援问题上的“左右”共识哪里去了？普世的“瑞典道路”为什么解决不了欧洲内部的不平等问题？瑞典为什么不肯加入欧元区？　　值得注意的是，拥有北欧最大和完善的军工体系，瑞典军工产品的出口不断增加，据2006年的报道，在过去五年中，瑞典武器出口已经翻一番。83近年来，瑞典作为非北约成员国从派兵阿富汗到让自己生产的“鹰狮”战机加入北约对利比亚的轰炸行动，公开背弃自己在二战之后宣称的中立原则，更是意味深长。从强制遣返伊拉克难民，到2010年12月伊拉克籍的人肉炸弹在斯德哥尔摩制造连环爆炸案（爆炸案前十分钟媒体收到邮件抗议瑞典派遣部队参与北约和美国的多国部队），这些以“和平”与“中立”自居的瑞典正在出现的转变，它与阿富汗、伊拉克和利比亚这些战争爆发区域不断加深的关联，究竟说明了什么？在这个意义上，秦先生的判断还是对的，那就是在“普世价值”的招牌下，左的如瑞典的“社会民主主义”，右的如美国的“自由主义”，确实能够在“左右”共识的“民主”基础上完成全球范围内的军事打击：打击那些胆敢违背“普世价值”的国家！　　欧洲福利国家所代表的社会民主主义的前提是冷战和它自身的经济危机，它迫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采取购买国内和平的模式。讨论今天西方民主制度的进步无法脱离内部的社会运动、自二战以后的冷战格局，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南北关系。无论是古典的“雅典（罗马）道路”还是今天所谓的“瑞典道路”，不讨论其民主的前提，就不可能真正解释今天的西方民主及其福利制度的产生及其问题和危机。　　秦先生指控民粹主义就是要回到农奴制。但是，为什么恰恰是俄国的民粹主义致力于反农奴制？俄国的农奴制究竟是怎么来的？同样，美国的黑奴制究竟是怎么来的？民粹主义的一支是主张革命推翻农奴制，在这一点上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是站在一个革命阵营中的；另一支是到农村去致力于建设“农村社会主义”，这之所以被秦先生强调为“警察民粹主义”，只是因为：　　它打着“人民”的旗号，乃至“社会主义”的旗号反对西方民主制度的政治自由、议会民主、公民权利等原则，甚至也反对贵族政治（即所谓“少数民主”）。它声称立宪政治只是富人的工具，贫富不均条件下的民主是虚伪的，西方的自由与公民权利是抽象的、形式的和无实际意义的。84　　由此可见，在秦先生眼中“民粹主义”的含义究竟是什么。即便秦先生指控俄国民粹主义“到民间去”是要在合法的国家和沙皇专制统治下为农民服务，这也并不等于他们是要回到“农奴制”，事实恰恰相反。　　俄国的村社制度与农奴制度是两回事，并不能划等号，探究从村社制度转变为农奴制度的社会与历史原因究竟何在？这才是问题的关键。1861年之前，俄国的村社制度已经存在了一千多年。而农奴制的形成开始于15世纪末到16世纪，其强化是通过17世纪彼得大帝的改革，而完成者则是18世纪叶卡捷琳娜二世。其实，俄国的农奴制正是在彼得大帝的西化改革中强化的，农奴制达到高峰正是在叶卡捷琳娜二世期间，她是一位崇拜西方启蒙思想并致力于推动俄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开明君主。但是《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却把俄国农奴制的形成看成是亚细亚专制主义国家内部自然演进的过程，是国家性质所决定的，这正是秦先生一贯的方法论。其实，无论俄国农奴制的形成还是废除，都与俄国的资本主义发展联系在一起。俄国农奴制的强化与完成是基于内部发展资本主义的强烈需求，而农奴制的废除则是资本主义发展下外部压力的后果，特别是俄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惨败，使得俄国必须重新建立新型的动员型社会，这才是废除农奴制的改革是由亚历山大二世来完成的原因。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信中已经清楚地指明，俄国之所以要杀死“公社”这个下金蛋的母鸡，并不是为了废除农奴制而废除，而是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剥削形式，“威胁着俄国公社生命的不是历史的必然性，不是理论，而是国家的压迫，以及渗入公社内部的、也是由国家牺牲农民培养起来的资本家剥削”，85“在目前俄国农民占绝大多数的情况下，把他们变成小私有者，不过是对他们进行迅速剥夺的序幕”。86　　别尔嘉耶夫曾沉痛地总结道：“西方带给19世纪出色的俄罗斯文化的影响，对人民来说并不是有利的。与人民完全脱离的贵族的力量得到复兴和增强，贵族—地主的生活方式是人民难以理解的。正是在彼得时代的叶卡捷琳娜二世执政时期，人民终于落到农奴制的权力统治之下。”87是资本主义在俄国的发展要求农奴制，而不是相反。这和美国黑人奴隶制度的出现是同一种历史逻辑。这一逻辑在中国20世纪80年代以后的延伸，则是南方的血汗工厂。中国“现代化指向”的“斯托雷平”改革标志性的1993年，深圳葵涌大火烧死了87位从农村“实践自由”的打工妹，而她们之所以惨死烈火，只是因为所有的出口都被铁网焊死封死——为了防止上班溜号。这样当代版的“包身工”重现，如果回到秦先生的逻辑里，的确要问一下，究竟是谁要回到“农奴制”？！其实，只要看一看秦先生大力推荐的“雅典（罗马）道路”，它们的“民主”制度如何建立在对奴隶制度的倚重和对小农的剥夺上，就能明白他的底牌。从历史上看，无论是古典时期的雅典、罗马，还是近代美洲的殖民地奴隶制度，大规模的制度性的奴隶制从来不是“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的特产，而是相反，它伴随着从古典到现代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范围下的市场经济的发展与扩张。　　历史从来就没有终结。自冷战结束以来，20世纪中、俄革命的遗产仍然以不同的方式形塑着今天的历史——从理论到实践。如何理解这样的遗产，决定着中国的未来以及世界的未来。　　谨以此文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注释】　　　　　
　　　　　　①秦晖：《“郎咸平旋风”：由“案例”而“问题”而“主义”》，载《南方周末》2004年9月9日。
②［德］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载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5年版，第131页。
③同上，第133页。
④［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6卷，载苗力田（主编）：《亚里斯多德全集》第9卷，颜一、秦典华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23页。
⑤同注②，第135页。
⑥［英］佩里·安德森：《从古代到封建社会的过渡》，郭方、刘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⑦秦晖：《帝制时代的政府权力与责任：关于“大小政府”的中西传统比较问题》，爱思想网站，http：//www.aisixiang.com/data/detail.php?id=7823。
⑧［法］库朗热：《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谭立铸等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05页。
⑨同上，第312页。
⑩同上，第214页。
11同上，第342页。
12同注⑥，第16页。
13同上，第39～40页。
14秦晖、苏文：《田园诗与狂想曲》，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366页。
15［法］G·格洛兹：《古希腊的劳作》，解光云译，上海：格致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322页。
16同上，第318页。
17［英］基托：《希腊人》，徐卫翔、黄韬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2页。
18［希腊］亚里斯多德：《政治学》第7卷，载苗力田（主编）：《亚里斯多德全集》第9卷，第243～244页，
19［美］沃格林：《 希腊化、罗马和早期基督教》，谢华育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8页。
20同上。
21同上，第275～276页。
22［法］菲利普·内莫：《罗马法与帝国的遗产——古罗马政治思想史讲稿》，张竝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9页。
23同上，第280页。
24同注⑧，第347页。
25同注⑧，第347～348页。
26同注⑥，第54～55页。
27［英］迈克尔·曼：《社会权力的来源》第1卷，李少君、刘北成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48～350页。
28同注⑥，第51页。
29同注⑦。
30同注⑥。
31同注27，第372页。
32同注⑥，第64页。
33同注27，第356～357页。
34［德］马克斯·韦伯：《古典西方文明衰落的原因》，载甘阳（编选）：《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甘阳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3页。
35同注14，第332页。
36同注⑦。
37［德］马克思：《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载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30页。
38同上，第441页。
39金雁、卞悟：《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村社传统与俄国现代化之路》，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
40同上，第269页。
41［德］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初稿），载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32～441页。
42［英］佩里·安德森：《亚细亚生产方式》，载佩里·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12～513页。
43［德］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载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第9页。
44同注42，第566～567页。
45吴大琨：《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为〈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译本所写的前言》，载［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高铦、徐壮飞、涂光楠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页。
46同上，第6页。
47［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152～153页。
48同上，第172页。
49同上，第119页。
50同上，第119页。
51同上，第120页。
52同上，第121页。
53同上，第121～126页。
54同上，第176页。
55Rebecca E. Karl：The Asiatic Mode of Production： National and Imperial Formations ，Historein，Vol. 5，2005， p. 67. 该文认为吴大琨的观点是1987年邓小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的序幕。感谢Rebecca E. Karl教授提供她的大作。
56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序”，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57［英］马尔科姆·考德威尔：《马克思与第三世界》英译本编者前言，载［意］翁贝托·梅洛蒂：《马克思与第三世界》，第6页。
58秦晖：《谁，面向哪个西方？》，载秦晖：《传统十论——本土社会的制度、文化及其变革》，第289～293页。
59秦晖：《有趣的“左右夹击”——答杨震、吕新雨（一）》，载《东方早报》2010年11月21日。
60［俄］亚·弗· 卢金：《俄国熊看中国龙：17-20世纪中国在俄罗斯的形象》，刘卓星、赵永穆、孙凌齐、刘燕明译，重庆出版社2007年版，第186～187页。
61同上，第206页。
62同上，第206～207页。
63同注61。
64同注62。
65同上，第221页。
66同上，第223页。
67同上，第225页。
68同上，第227～230页。
69同上，第238页。
70同上，第335页。
71同上，第343～344页。
72同上，第244页。
73同上，第245页。
74南渝霜华：《被驳斥的哭泣：日本学者宣扬中国威胁论惨遭炮轰》，四月青年网站，http：//bbs.m4.cn/thread-3091307-1-1.html。
75［俄］波利亚科夫：《俄罗斯历史中的1917年十月》，载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0页。
76［俄］A. B. 布兹加林等：《十月革命对我们、对俄国、对全世界的意义——俄罗斯17名知名人士发表的声明》，载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第40页。
77同注59。
78［美］大卫·科兹、弗雷德·威尔：《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体制的终结》，曹荣湘、孟鸣岐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4页。
79［俄］Б·H·别索诺夫、C·A·普罗托亚科诺夫：《后斯大林时期的成就、问题与失败》，载李慎明（主编）：《历史的风：俄罗斯学者论苏联解体和对苏联历史的评价》，第227～229页。
80同注78，第231页。
81［英］佩里·安德森：《秦晖访谈录》，豆瓣网，http：//www.douban.com/group/topic/11299876/。
82同上。
83中国驻瑞典使馆商务处：《瑞典军工产品增加出口》，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瑞典王国大使馆经济商务参赞处网站，http：//se.mofcom.gov.cn/aarticle/jmxw/200603/20060301704903.html。
84同注39，第241页。
85［德］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二稿），载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6页。
86［德］马克思：《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草稿》（三稿），载中央编译局（编）：《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447页。
87［俄］尼·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译，北京：三联书店2004年版，第15页。 　吕新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