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20世纪中苏革命与道路之辩

二、“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学说

　　对于秦先生来说，“亚细亚生产方式”就是封建主义的表现，对中国作为“东方专制主义”的论证，目的是为资本主义私有化开道，据说这样才会有农民和工人个体的“自由意识”的觉醒，这在《田园诗与狂想曲》一书中被充分论述并且贯穿了其全部涉及中西历史的言论。　　从理论上说，这个打着马克思主义旗号的学说最大困境在于两个方面：　　第一，它完全无视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的著名说法：　　他一定要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都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但是我要请他原谅。他这样做，会给我过多的荣誉，同时也会给我过多的侮辱。37　　当然，它也完全不顾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著名的信中所说的俄国有可能不经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的论述，而这些论述与秦先生整个对俄国村社的叙述正是背道而驰。38相反，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秦先生对马克思关于村社问题的叙述刻意回避了致查苏利奇的信：　　马克思主义者对民粹派关于村社是俄国独特现象以及它将引导俄国人走向不同于西欧的“社会主义”道路的说法是不赞同的，这方面他们倒似乎更接近自由派的观点（村社不能阻止资本主义化过程）。如果说在马克思时代这一点还不明显，那么到了恩格斯时代，马克思主义者与民粹主义者的分歧就日益突出，而到了普列汉诺夫等第一代俄国马克思主义者崛起之时，他们已经与自由派结成了“同路人”联盟来向民粹主义宣战了。39　　由此可见，秦先生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只限定于与自由派联盟的意义上，对之前的马克思是遮蔽其观点，对之后的列宁是批判他背叛自由派变成了“超民粹主义”，所以秦先生的“马克思主义”充其量只是有限意义上的俄国西欧派普列汉诺夫主义，特别是与列宁相对的普列汉诺夫。　　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一书中唯一提到此信的地方是论述民粹派的社会革命党领导人切尔诺夫的观点对传统民粹派的修正：　　1924年马克思就农村公社致查苏里奇的著名信件被公布后，海外的社会革命党领袖一片欢呼之声。B.晋季诺夫说：马克思在信中提出的纲领是与那“已由俄国革命民粹主义发展了的”纲领完全一致的。它证明，在农村公社问题上，“马克思肯定地站在民粹派一边”。切尔诺夫更认为，“被扣压了40多年的致查苏里奇的信已使辩论有了结论：信中描述的纲领完全就是那构成社会党关于农民革命、土地要求与农村政策理论的基础的东西。”不管他们的说法是否成立，那种急于证明自己的主张符合西方思想家理论的态度是传统民粹派所没有的。无怪乎不少研究者认为切尔诺夫“复兴了民粹主义，同时也使民粹主义欧化了”。社会革命党的努力体现了“革命民粹主义逐渐地从斯拉夫主义教条下解放出来的历史”。民粹派运动本来是个“围绕着俄国问题必须以不同于西方模式的方法来解决的思想而形成的运动”，但现在社会革命党人却“以西方力量的同道的面目出现了——而且在许多场合还是非常盲目的同道”。40　　如果不是此段提及致查苏利奇的信，读者会很难相信它居然是用马克思对俄国道路特殊性的思考去论证社会革命党的“西方模式”，这已经违背最基本的形式逻辑，这就是为什么它丝毫不提马克思致查苏利奇信的具体内容。虽然该书是以村社为主题的，但是马克思致查苏利奇的信及其三封草稿的内容，对俄国村社的大量讨论，完全被无视。有意味的是，这段话里的马克思变成了“西方思想家理论”，而不再是秦先生口口声声中的马克思主义了。它彻底歪曲了马克思在致查苏利奇的信中最核心的部分，即《资本论》中所讨论的资本主义道路，“这一运动的‘历史必然性’明确地限于西欧各国。”这一马克思在四易其稿依然留存的内容，也是最重要的内容。作为一部专门讨论俄国村社的著作，马克思致查苏利奇信中关于村社问题具体内容的缺席，正是该书醒目的特色。　　鉴于此，还来看一下马克思自己的叙述：　　从历史观点来看，一个十分有利于通过“农业公社”的进一步发展来保存这种公社的原因是：“农业公社”不仅和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是同时代的东西（这使它可以不必服从资本主义的modus operan-di［活动方式］就能够吸收其各种成果），而且它还度过了资本主义制度还没有被触动的时期；现在却相反，不论是在西欧，还是在美国，资本主义制度都处于同劳动群众、同科学以至同它自己所产生的生产力本身展开斗争的情况下。总之，资本主义制度正经历着危机，这种危机只能随着资本主义的消灭、现代社会回复到“古代”类型的集体所有制和集体生产的高级形式而结束。　　必须创造一个由比较富裕的少数农民组成的农民中等阶级，并把大多数农民干脆都变成无产者。正是为了这一目的，“社会新栋梁”的代表才把公社所蒙受的创伤说成是公社衰老的自然征兆。　　正当人们吸着公社的血、蹂躏它、耗尽它的地力、使它的土地贫瘠的时候，“社会新栋梁”的文坛奴仆却以嘲弄的口吻指出，公社蒙受的创伤正是它自然的、无可怀疑的衰老的征兆；并要人相信公社的灭亡是自然的死亡，缩短它的临终的时间是一件好事。因此，这里所谈的已经不是什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简直是需要加以消灭的敌人。要挽救俄国公社，就必须有俄国革命。但是，俄国政府和“社会新栋梁”正在尽一切可能准备把群众推入这一灾祸之中。如果革命在适当的时刻发生，如果它能把自己的一切力量集中起来以保证农村公社的自由发展，那么，农村公社就会很快地变为俄国社会复兴的因素，变为使俄国比其他还处在资本主义制度压迫下的国家优越的因素。41　　马克思在1881年就已经批驳了秦先生在《农村公社、改革与革命》中所表述的基本观点。　　第二，构成秦先生理论困境的第二个大问题正是所谓“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　　这是秦先生直到今天都一直强调的，即“我们都受了‘亚细亚生产方式’理论的影响”。只是，他忘了补充的是，这一影响并不是直接来自于马克思，而更多是来自于前苏联以及解体之后的辩论，秦先生的理论不过是二手货。那么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究竟应该如何理解呢？　　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名学者佩里·安德森对此进行过著名的批判性分析，秦先生在不同场合一再提及与安德森在《新左翼评论》上的对话，所以笔者愿意再次用安德森的理论来说明问题。他认为东方专制主义概念从一开始就是西方站在“外面”对“东方”的评价。在欧洲全部政治哲学的源头，专制主义就被明确地说成是亚洲的属性，其基本公式包括：亚洲国家没有稳定的私人产权，或者没有世袭贵族，因此其性质是专横和暴虐的。在共和国，人人平等是因为他们就是“一切”；而在专制国家，人人平等，因为他们“什么都不是”，而缺乏世袭贵族阶级是亚洲赤裸裸的、平均主义的奴役状态的一个条件。　　安德森通过对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亚洲专制主义叙述的分析，认为：“马克思拒绝把封建生产方式推广到欧洲以外的地方，这种否定性的看法有其肯定性的信念。他和恩格斯都认为，东方有一种特殊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从而使其历史和社会都有别于西方。这种生产方式的标志，即直接使之区别于封建社会的标志，就是不存在土地私有制。”421953年马克思在与恩格斯的通信和时事评论中，对亚洲的描述都极其接近欧洲人对亚洲历史和社会的传统评论，强调东方社会专制制度与停滞不变的刻板印象。稍后在《经济学手稿》（1857～1858年）中，马克思开始把“亚细亚主义”扩大到实际上完全超出亚洲之外的各种不同社会。这种概念的滑动表现为，马克思开始认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本内容不是土地国有制、集中的水利工程和政治专制主义，而是把手工业和农业结合在一起的、自给自足的土地部落或者村社所有制，即从官僚制国家转向下面的自给自足的村社，这就为这一概念的无限扩张打开了大门。1859年，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唯一一次正式谈到“亚细亚生产方式”：“大体说来，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可以看作是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几个时代。”43　　在安德森看来，“亚细亚生产方式”作为一种欧洲概念的残留物，这一西方中心主义的历史概念已经丧失了对具体的实际社会结构的分析能力，应该对此给予一个体面的葬礼，其教训“即绝不能先建立欧洲进化的规范，然后把亚洲的发展情况归入遗留的一个统一的范畴。凡是在封建欧洲之外的历史领域进行的严肃的理论探讨，都必然会取代传统的一般性的比较（同欧洲的比较），实事求是地建立一种具体而准确的社会形态和国家体系的类型学。这种类型学尊重它们各自结果和发展的重大差异。”44但是，安德森批判性地指出，马克思的这个概念已经因为膨胀而贬值了，它和把封建主义无限扩大一样是荒诞的，即“只有在无知的黑夜，一切不熟悉的形象才会具有相同的颜色。”　　因此，对于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需要以一个批判的和辩证的历史视野来看待。在这里，需要区分学术的讨论，以及它在具体的社会政治实践中的运用——为什么被运用，其背后的历史、政治与社会逻辑究竟为何？这两者往往既纠缠，又有区别。这正是为什么“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的阴魂并未消散，安德森的讣告下得太早了。　　可以通过秦先生理论的另一个可能来源来看这个问题。这就是意大利学者翁贝托·梅洛蒂的《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中关于中国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论述，说“可能”是因为并没有看到他的直接引证。鉴于该书中译本在20世纪80年代初特殊的影响力，秦先生应该看过。该书意大利文于1972年出版，1977年英译本出版，1978年吴大琨先生在北京图书馆新书展中看到后，立即敏锐地发现了其“爆炸性”论点的意义，“我把本书内容向一位我最敬佩的学术界前辈作了汇报。他立即判断出了本书的重要性，要我尽快组织力量翻译。”45该书以“内部发行”的方式迅速于198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所谓观点的爆炸性，正在于“中国与俄国比较，有更广阔的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必然产生的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的历史背景，这种专制主义的遗毒也就是现在大家所说的‘封建法西斯主义’”， 46吴先生的结论正来自该书。以为马克思的“亚细亚生产方式”做辩护的方式，该书其实是沿着马克思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西方中心主义的话语，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历史语境下从西方左派（托派）的立场批判苏联和中国的官僚主义国家是伪社会主义。该书的最大特色正在于把“亚细亚专制主义”从一个边界含混的概念收缩为专门针对俄国 / 苏联和中国的概念，不过俄国也仅仅是“半亚细亚式”，而中国则成为“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亚细亚’社会的最典型的例子”。　　在他的解读下，列宁在“土地国有化”问题上与普列汉诺夫的辩论，是“玩弄文字游戏”，是“诡辩术”，47而“象（像）列宁那样继续大肆宣扬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之间的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48从这里，是否看到了秦先生不惜笔墨把列宁的国有化主张批判为实用主义的投机，是马基雅维利式的权术表现——这些观点的源头？至于中国，“历史的证据表明，早在公元前两千年的殷商朝代，亚细亚专制主义就在形成之中”，殷墟表明，村社之上已经存在着一个“更高权力”，“它接受定期的贡赋，具有典型的‘亚细亚’特点”。49周朝使这一制度获得充分发展，而秦朝则是彻底完成了中央集权的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过程，50秦先生也正是把走出“秦制”看成是中国实现普世价值的希望。中国作为亚细亚社会的典型结构，“其基础是孤立的、从事自给自足生产的村社，在其顶峰是一种专制权力，它一方面剥削村社，同时又在不同时期、以不同程度的效率发挥水利管理的重要职能”，51正因为中国需要一个中央王权来管理灌溉系统，这就把一切历史上的“革命”都变成了“单纯的改朝换代”，“在亚细亚环境中，‘革命’只是徒有其名，或从这个词的确切词源来说，它当然既包含更新又包括复旧的含义。但它们绝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革命”，52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不过是“亚细亚制度定期更新的古老局面”，“中国新建的宏伟水利工程克服了干旱和洪水，这要归功于强大的中央集权”，“强大的中央集权发起建立农村公社，那就是新型的古老村社”，53所有这些言论，都在秦先生的理论里听到了强烈的回响，如果不是重复的话。该书最后的结论是：这个世界上的社会主义要想获得实现的话，只有从“先进的工业国”突破，而不是来自亚细亚的专制主义国家苏联和中国，既然中国是“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严重偏离”，那么最终要靠的是西方的左派来拯救社会主义，是“要求我们采取行动”。54　　吴先生借助该书，也就是说，其实是借助西方的托派左翼观点，重新复活了“亚细亚专制主义”的话语与中国“封建社会”的联系，并成为从毛泽东时代转变到邓小平时代官方改革话语最早也是最重要的理论先声。55他在“前言”中明确指出，毛泽东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概括，其实正好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特点，而中国的“封建社会”与Feudalism完全不是一回事，亚细亚专制主义就是“封建法西斯主义”。这就既为把中国的“封建主义”等同于“亚细亚专制主义”——以秦先生的理论为代表，也为彻底否定中国的“封建”性质——以冯天瑜的《“封建”考论》为代表，这两种从20世纪80年代一直延续至今的理论路径开辟了道路，它们其实分享着同样的前提，殊途同归。秦先生在冯著出版之后的回应是，问题不在于“封建”一词是否误用，而在于传统社会与文化究竟是否是“专制”的。只要承认是专制，叫什么名字并不重要。56　　正是因为上述历史脉络，《马克思与第三世界》一书“英译本编者前言”对该书的批评并没有也不可能得到认同。其批评是以“警告”的方式提出的，今天读来别有意味：　　在自命为马克思信徒的那些西方人中间，这一特殊思潮（指欧洲中心主义——译者注）表现出相当大的力量，最为显著的是在形形色色的托洛斯基分子中间，他们托庇于衰落中的帝国主义，顽固不化地声称：甚至是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的革命也必须等待早就预告的富国中（白种）产业工人的起义。梅洛蒂教授毕竟也不能免于这一可想而知的影响，正如他对中国革命的评论中所表现的。……当西方世世代代地盛行这种不费力气的、深信不疑的优越感的时候，亚洲的革命者们也许现在大可对这种不可救药的思想废渣取笑一番。显然，当历史的钟摆无情地摆离西方的时候，我们将不得不面对这个问题，即：到底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哪些特点使得亚洲社会特别为新形式的社会所接受？这种新形式的社会正在把过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和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社会迅速地扔进历史垃圾堆。57　　不过，秦先生对于“欧洲中心主义”倒是有鲜明的判断，那就是“在西方学术界犹如社会上一样，肯定有些人是存心歧视非西方人，抱有民族乃至种族偏见的，这是道德问题（或利益问题）而不是学术问题”，“西方中心论”不过是个没有意义的假问题，“那种所谓马克思与哈耶克等等都是‘西方中心论者’这样似是而非意义可疑的话也未必能给我们带来多少新知。……现实社会主义衰败了，自由主义也面临很多问题，究竟人类的道路在哪里，这只能从普世的角度，而不是什么西方或东方的角度来研究”。58在秦先生如此“普世观”的照耀下，中国的“亚细亚专制主义”并不是“东方主义”，而是走向普遍主义的一个阶段，即人类历史“摆脱共同体”的第三个阶段，前两个阶段中国都不幸走岔了，这是中国至今为止仍然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原因，“那时我们已经有了人类历史上三次‘走出共同体’的想法：走出氏族公社建立古典文明时，有‘雅典道路’和‘马其顿道路’的斗争；走出中世纪公社建立资本主义文明时，有‘美国式道路’与‘普鲁士道路’的冲突；那么在前计划经济国家走出‘大锅饭共同体’时又会有怎样的事发生呢？”59这正是秦先生的自我期许，他要为推动中国迈向人类“普世道路”竭尽绵薄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