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专制主义”与20世纪中苏革命与道路之辩

三、“亚细亚生产方式”与20世纪的中、苏（俄）革命与道路之辩

　　这里，笔者更愿意从“亚细亚生产方式”这个概念在具体的历史和政治脉络中的运用来读解，即一方面，需要批判其作为西方中心主义和殖民主义立场的知识谱系；另一方面，也正是马克思自身的理论提供了在资本主义最薄弱的环节、压迫最深重的地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正当性，列宁也正是从这里出发的，“先进的亚洲”和“落后的欧洲”的判断正是建立在革命的视野上。换言之，马克思对俄国道路特殊性的思考，以及他对俄国革命的明确期待，与他对作为特殊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认同之间在逻辑上是一致的，这也使得马克思的“亚细亚”概念从而具有了不同于西方普遍主义的独断性，也翻转了这个概念的反动性。当否定的“亚细亚”概念和革命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一落后就体现为历史的进步，用马克思论法国革命的话就是：“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这一历史正是19世纪和20世纪的世界史。换言之，正是革命取得了现代历史进步的定义权，也唯有革命才可以打破资本主义的世界霸权。因此，需要把握的正是这两者之间所具有的辩证历史关系。　　因此，需要进一步追述秦先生关于中国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渊源，其实他的所有这些论述都并非原产，而是残羹。除了直接搬运西方中心主义话语下亚洲专制主义的余唾，它的另一个来源是俄国的社会民主党人，西方派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普列汉诺夫，1906年他在《论俄国的土地革命》中认为俄国不是封建国家，反对列宁的土地国有化主张，认为这一主张会使俄国的“亚细亚制度”复活，导致国家对农民的新奴役。所以他和孟什维克一样，主张等待资本主义发展之后，才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众所周知，列宁及其布尔什维克党正是与上述政党和主张在激烈的辩论和斗争中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资产阶级的软弱和俄罗斯反动的“亚细亚”性，正是革命必然爆发的历史理由。普列汉诺夫逝世于1918年，没能参与后来的政治斗争，但他的全集在苏联是获得出版的。引用普列汉诺夫来攻击布尔什维克的革命，也不是秦先生的发明，而是从前苏联时期到后苏联时期，历次理论论争中都被反复援用的通用货币。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辩论上，中苏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互为镜像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代表性的时期：一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二是中苏关系破裂与论战的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三是苏联解体之后。　　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关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是围绕着中国革命在苏联和共产国际中激烈展开的。苏联和共产国际的许多理论家都赞同中国社会是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典型例子，并且根据这一判断制定政策。这也正是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爆发的时期，所以这场辩论就不仅仅是围绕中国社会发展道路的激战，也是世界历史发生激变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治概念的“亚细亚”模式成为中国革命的催化剂。1927年国共决裂，新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罗明纳兹支持瞿秋白发动武装起义，成为中共历史上的重大转折点。罗明纳兹认为，现代中国有代表性的是亚细亚生产方式，而不是封建制度，这说明了为什么中国资产阶级是软弱的，它不再代表“统一的政治力量”，只是“作为个别的集团……在个别军阀的指挥下存在。”与普列汉诺夫的结论相反，罗明纳兹认为正是中国的“亚细亚”性质，即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提供了绕过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可能。而斯大林则在代表大会上亲自讲话，与罗明纳兹论战，指责他低估了中国资产阶级的作用。60共产国际并没有用列宁在俄国的革命理论和实践来对待中国革命。他们拒绝这样做的理由主要有两点：一是太冒险主义，国民党很强大；二是在当时的苏联，斯大林正在与“左”的倾向斗争，并想在一切领域消灭左倾异端。因此，斯大林的主要中国问题专家帕·米夫就驳斥了罗明纳兹的观点，否定作为历史发展的单独阶段的亚细亚生产方式概念，既然中国存在普通的封建制度，资本主义就不可能比任何地方软弱。在《俄国熊看中国龙》的作者卢金看来，其实，如果像普列汉诺夫那样，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因而反对在中国进行革命，逻辑上要简单得多。但是斯大林集团否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的主要原因，是因为这种论证会对苏联产生直接的影射。如果承认亚细亚生产方式，右派会说，“俄国革命发生得太早，俄国需要非国有化并使资本主义发展到应有的水平”；而左派“则建议通过不断革命向官僚化的党—国家结构发动进攻。”而他们会达成一致，共同对亚细亚专制制度的这一新变种感到失望。　　由此可见，论辩是由中国和苏联具体的社会政治关系所决定的。中国与苏联之间，正是通过“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辩呈现出互为镜像的复杂关系。这在后面两个阶段的发展中更为明显。　　中国社会性质大论战主要解决的问题正与此议题密切关联，即中国到底是封建社会还是资本主义社会，1927年之后的中国革命到底是资产阶级革命还是无产阶级革命？这一论战席卷了当时中国的各个政党和学界。也正是从这一论战中，诞生了中国第一批对中国历史和社会进行现代阐释的学说和思想，并且以此为关照，广泛挖掘和整理了中国从古代到现代的社会政治经济史，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也由此诞生。但是，即便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也绝不是对斯大林教条主义的复制，这一点，即便是秦先生也是承认的。以郭沫若为代表的对于中国封建社会的论述，被秦先生当成批判靶子贴上的标签是“自由封建主义”，正是因为他们强调中国的土地私有制导致的是租佃剥削而不是雇佣剥削，他们和国民党史学立场所强调的中国自秦以来的商业资本主义，享有共同的前提，而这些论述其实正是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否定。　　正是基于这一点，力图让中国和俄国重返“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秦先生要祭起批判的大旗，这就是其全部理论的底牌，这就是为什么他全部论述都不遗余力地论证中国是家国一体的宗法共同体，是依附性的封建主义与亚细亚主义的复合，具有更多的亚细亚性质（而不是相反）。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封建主义只是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如此论证的目的，是为了说明中国社会主义革命的目标从一开始就错了，这一点与苏联的右翼“普世派”并无二致。这样的“普世”观点需要与早期苏联社会主义的国际视野参照起来看。　　在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之后，斯大林把中国作为亚洲传播世界革命的中心，因此中国的地位必须强大，斯大林坚决主张中国领土的统一，只是保留了1945年由蒋介石政府承认的蒙古人民共和国独立的权利。1949年之后，为了不触怒中国，他还拒绝了蒙古要求加入苏联的要求。　　在所有其他问题上，苏联领导机关都坚定地建议中国共产党人坚决巩固自己在尽可能大的领土上的权力。米高扬在他关于1949年1-2月秘密访问中国时同毛泽东会晤的电报中报告说：“我转告毛泽东，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劝中国共产党不要由于中国共产党人取得政权使各少数民族独立，从而缩小中国的领土，在民族问题上过分摇来摆去。应该给少数民族的是自治，而不是独立。”61　　甚至对于传统的俄国势力范围的新疆以及西藏，斯大林也坚定地劝说毛泽东要严格控制，不要容许英国和其他大国的影响。苏联也支持解放台湾，只是担心美国干涉，不愿直接参战。斯大林还坚持把中长铁路、大连和旅顺交给中国，并拒绝“在满洲的一切财产权和特权以及根据（1945年）8月14日与中华民国政府签订的条约和协定赋予苏联的很重要的战略阵地”。62这些“只有用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用他把中国共产主义制度看作是阶级上亲近的制度的看法，才能够解释他的全面援助的政策，以及他把在此之前几年中从‘阶级异己’蒋介石政府手中夺得的相当数量的权利和特权交给中国的做法。”63在1949年2月5日，斯大林给毛泽东的电报中认为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在旅顺保留军队已经没有意义，苏联把土地和军事基地还给中国并不是损失，因为共产主义取得胜利之后各国的政府都将消失。64　　如果把斯大林的这个世界社会主义革命的视野，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苏论战之后，苏联的改革派对中国的批判，以及苏联解体后甚嚣尘上的“中国威胁论”比较一下的话，问题也许就更清楚了，这些都围绕着“亚细亚生产方式”展开。　　中苏关系破裂与论战期间，苏联的改革派和自由派对中国的批判集中在毛泽东的形象上，毛泽东被称为“个人的专制”，其实是为了用中国的例子和斯大林算账，是为了批判斯大林及其遗产，正是通过这个方式，自由派极力设法使赫鲁晓夫的政策转向与西方“和平相处”，而斯大林主义者则批评赫鲁晓夫：“居然签订了关于禁止核武器的条约——与美帝国主义者反对社会主义中国的条约。禁止中国拥有核武器，为什么？中国对此不加理睬并添置了武器。法国不加理睬。而我们却成了赤手空拳，而这给毛泽东提供了与苏联断绝关系的主要论据。”65　　在此基础上，不难想象，“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讨论以新的方式复活：“如果说对毛主义的批判提供了表达关于苏联制度的各个政治方面的意见的可能性，那么‘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则使人民能够形成一个以马克思主义、韦伯主义和更加新颖的西方概念极权主义的混合物为基础的独具特色的、无所不包的苏联社会概念。”66这也成为自由派与改革派借助批判中国的“亚细亚专制主义”来影射苏联的策略。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形象成为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与城乡小生产者直接对抗，同时又把经济上原子化的社会连接在一起，阻止其离心。社会与国家的关系上属于马克思所说的“普遍奴隶制”的公法领域，私人所有者没有财产和人身保障。结果是经济停滞，注定在政治上从属于资本主义大国。这样的“东方专制主义”的大国，说的是中国，其实指苏联。而国外的苏联自由派社会学家则直接把“亚细亚生产方式”的概念运用于苏联，官僚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级，“这是封建的反动势力，是国家垄断的封建主义制度。这一反动势力的实质在于，‘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古老方法，国有化的方法在这里被运用来强化被反封建革命动摇了的封建结构。”67熟悉秦先生观点的读者对这些论点都不会陌生，他对中国的描述与在这个脉络下展开的中国形象如出一辙。　　来源于苏联非官方的汉学家认为，主义不过是稍微用马克思加以粉饰的中华帝国传统意识形态的复活，所以，“如果说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的马克思主义一样，只不过是落后传统在新形式的产物，那么，社会和经济发展中的跃进只有通过推翻马克思主义和完全接受西方的价值才能够达到。”这些观点在苏联有教养的阶层中广泛传播。但是，这些主张也与中苏冲突后的官方宣传——中国具有军国主义和扩张主义的论调——相互呼应。当时苏联大量的持不同政见者把中国看成是将要与之进行总体战的最大威胁，68这样，“亚细亚生产方式”就顺理成章地与“中国威胁论”捆绑在一起。“在20世纪70年代，各种不同派别的持不同政见者利用与中国战争的威胁，作为证明苏联必然灭亡，必须与西方合作，必须禁止共产主义，必须开放民族资源并复活民族精神的依据。”69正是这一论点在苏联解体之后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挥。　　1998年著名的不同政见者、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索尔仁尼琴认为中国人口的巨大数量使得他们正在涌入西伯利亚，所以必须守住西伯利亚，反对向中国出售武器。70这个威胁论的背后正是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幽灵。索尔仁尼琴在1973年《致苏联领袖们的一封信》中，曾预言中俄的战争将使得俄国人民在行星上不再存在，他对敌人本性的描述符合流行的和官方的关于中国人的刻板印象——一个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敌人。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中国的威胁来源有两个方面：一是中国人口压力导致的对西伯利亚的觊觎；二是意识形态的分歧。这封信引起了极大的反响，1974年为此编撰的《苏联等待什么》一书，“中国威胁”是大多数文章的题目。不同意索氏观点的文章观点是：中国威胁并不是随着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而出现的，而是有着更为古老的历史根源，马克思主义只是使古老的传统中国战略穿上了新术语的外衣。　　而按照最激进的西方派的思路，1992年竭力推进“休克疗法”而著称的苏联前代总理盖达尔曾在《国家与进步》中详细地描述了“俄罗斯同自己过去的‘东方的、亚洲式的生产方式’决裂和加入到西方文明世界的必要性”。　　“在最近一些年中，中国不是稳定的、繁荣的、市场化的民主社会”，因此，俄罗斯不能削减军费和武装力量，应将“遏制的潜力”从友好的和民主的西方转向远东。盖达尔相信，俄罗斯的主要亚洲盟友是日本（为此，他甚至准备将千岛群岛送给日本人），他的思想是——限制中国在远东和西伯利亚发展经济和军事潜力。盖达尔的俄罗斯“选择党”成员、当时担任国家电视台领导人的C·E·布拉戈沃林警告说：“中国成为西方、日本和亚太地区以及俄罗斯的主要威胁。莫斯科、华盛顿和东京早就应该就限制日益增长的中国威胁达成默契了。71　　在这个俄国版的“脱亚入欧”中，无独有偶，中国再次成为“亚细亚东方专制主义”的唯一代表。俄罗斯安全问题专家、自由政党“亚博卢”运动的杜马代表阿尔巴托夫认为，中国的政治结构发展同“日本——已成为西方不可分割部分的民主国家”——不一样，是不可预测的。72所以，在“脱亚入欧”的过程中，俄罗斯应该做日本第二，其前景是使“俄罗斯逐步地、长期地、经过周密思考并根据俄罗斯的特点融入到大欧洲，或者也可以这么说，是返回欧洲，因为在一千多年前，俄罗斯就是欧洲不可分割的一部分。”73　　可以对比一下日本的“中国威胁论”的最新表现。在2011年4月夏威夷召开的美国亚洲学会的年会上，东京大学教授、前日本驻联合国大使北冈伸一在题为“亚洲新秩序和日本的角色”（A New Asian Order and the Role of Japan）的主题演讲中，赤裸裸地把中国和日本的对立说成是现代、文明和前现代、不文明的对立，中国的崛起是对现代文明价值观的冲击，并在演说的末尾提问：“现代国际体系的价值观会被改变吗？”74如此看来，安德森希望给“亚细亚生产方式”一个体面的葬礼，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亚细亚专制主义”的阴魂直到今天还不断地出来威吓世人。　　其实，在所有“中国威胁论”的论调背后，我们看到的，都是西方从雅典到罗马的军事帝国主义的模式（及其之后形形色色的现代变种）与 “东方亚细亚专制主义”的结合，持这种论调的人正是戴着这种西方帝国主义模式的眼镜从西方中心主义的视角来阐释与构建中国：从传统到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