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两种“精神”的缠斗

刘半农1920年留学欧洲后，在那里没发现新文化派言之凿凿的“世界主义”，反倒是日甚一日的民族主义。这唤醒了他自己的民族身份。他以一个新近皈依的民族主义者的口吻发下狠誓：“我回国后一定不说外国话，且将榜于门曰：不说中国话者不入吾门。”1925年，他写信给周作人说：“《语丝》中使我最惬意的一句话，乃是你所说的：‘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所可惜者中国国民内太多外国人耳。’我在国外鬼混了五年，所得到的也只是这一句话。我在两年前就有把这话说出的意思，但恐一说出，你就第一个骂我（因那时你或尚未打破大同的迷信）。”他说自己虽不敢说“凡是‘洋方子’都不是好东西，但是好东西也就太少”。回国后，他更是主张“做中国文章，不该把无谓的外国文字嵌入”，看见报刊、钱币和街道招牌上有外国字，便说是“殖民地现象的见端，在有心人看了，正应痛心疾首。而不料另有一部分人要先意承志：人家还没有能把我们看作殖民地上的奴隶，我们先在此地替他作预备功夫，此诚令人凄怅感喟，欲涕无从也”。他不反对研习外国语言文字，但强调目的是“‘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以达打倒帝国主义的目的，不是要借此卖身投靠，把自己送给帝国主义者作奴隶，替帝国主义者宣传，替帝国主义者装点门面。你们不是要秉承中山先生的遗志，废除不平等条约么？好，很好！请先从这没有条约而不平等的语言文字一个问题上做起！”考虑到刘半农当初曾附和钱玄同、陈独秀、鲁迅等人“废灭汉语”改用“世界语”的主张，就可看出转变之大。1931年他担任北大女子学院院长时，还禁止女生出入公共舞会，甚至责令女生不得互称“密斯”，而要说“姑娘”（“密斯”和“密斯脱尔”乃蔡元培在新文化运动时期规定的北大学生的互称方式），说“为保存中国语言之纯洁计，无须乎用此外来译音之称呼”，“吾人口口声声呼打倒帝国主义之口号，而日常生活中倘将此不需要之帝国主义国家语言中译来之名词引用，诚不知是何种逻辑”。1925年，刘半农还对自己一班人当初“唐突”林纾表示了悔意。

1925年的钱玄同还死守着“世界大同主义”，他对昔日战友周作人和刘半农的“我们已经打破了大同的迷信，应该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极为不满，撰文道：“半农和岂明都‘觉悟只有自己可靠’。我虽无似，却也有这种觉悟；我说的自己，便是指各人独有的我自己而言，不是指中国人共有的‘我们中国’”，“至于‘打破大同底迷信’，我也可以相对的赞成。我相信大同的世界将来必有实现之一日；现在自然还只在文人和学者的著作中。既然目下还未能实现，则暂时不去迷信它，自无不可。但我却要提出一个修正案：‘同时这应该打破国家的迷信’。”他和鲁迅继续鼓吹“不读中国书”和“废灭汉语”。不过，两年后，在写给胡适的信中，他却忏悔道：“我近来思想颇有变动，回想数年前所发谬论，十之八九都成忏悔之资料。”后来他也不再自称“疑古玄同”，而是“钱夏”了。

1930年的蔡元培不仅接受了民族主义洗礼，甚至成了“极端民族主义者”。他在一篇演讲中回顾清末以来“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的消长，将“世界主义”看作帝国主义列强消解中国的国家认同的文化殖民阴谋，称“中国受了世界主义的欺骗，所以我们把民族主义失掉”，“孙先生说，把中国失去了的民族主义，要他恢复转来，一是把家族、地方的观念扩大；一是要恢复旧道德和[旧的]知识技能。旧道德，像忠孝信义仁爱和平，都是诚正修齐以至治国平天下，这种政治系统观念，尤其是外国人所没有”。为建构民族性，他走向另一极端，竟认为忠孝信义仁爱和平“尤其是外国人所没有”，而当初被他批驳的林纾则公允得多。林纾在1919年3月致蔡元培公开信中质问新文化派：“外国不知孔孟，然崇仁，仗义，矢信，尚智，守礼，五常之道，未尝悖也，而又济之以勇。弟不解西文，积十九年之笔述，成译著一百二十三种，都一千二百万言，实未见中有违逆五常之语，何时贤乃有此叛亲蔑伦之论，此其得诸西人乎？抑别有所授耶？”可林纾却因这封信遭到新文化派的围攻，并在新文化派撰写的新文化运动史中留下一个至今洗刷不去的骂名。

胡适（当然也包括鲁迅）大概是把“世界主义”坚持到生命最后一刻也不忏悔的人。1957年冬，胡适再次指控民族主义阻碍了新文化运动，说“所有的民族主义运动都是保守的，通常且是反动的。他们经常觉得愧对祖宗；认为凡是对祖宗好的，对他们自己也就足够好了。这便是所有民族主义运动的心理状态”。尽管他对民族主义的理解过于狭隘，将其等同于“复古”，但若以他这段话为参照，来理解他对五四运动的评价（“一场悲壮的爱国运动”），就会明白他为何指控五四运动“中断”了新文化运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