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梦溪这段话可谓一语中的。胡适的考证对象主要是作者、版本，而俞平伯的考证对象则是作品本身，包括后四十回的行文、情节发展线索、作者的态度、作品的风格、时间、地点等，刘梦溪称之为“文学考证”。那么，这两种考证究竟孰优孰劣呢?从刘梦溪的“他的研究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学合流的趋向”，我们不难看出刘梦溪行文的前提是余英时式的“红学必须实现从考证红学向小说批评红学的转化”的价值取向。
我不愿意接受这种余英时式的价值取向，也不能认同余英时对红学危机和红学新范式的基本看法。我愿意在刘梦溪所说的“文学考证”一词上多费口舌。考证方法有它的“正当范围”，胡适说，这个正当范围就是《红楼梦》的作者和版本。而考证一旦以作品本身为对象，考证就进入了诠释的领域，它将为作品的语境和作者的历史性所影响。它的结论与历史的事实真实无涉，而属于历史意识的范畴。“文学考证”如果作为历史考证的补充，可以强化历史考证所得出的结论，但“文学考证”本身毕竟是一种或然性推论。所谓的“文学考证”，实质上就是处于考证与索隐之间的过渡色。
如果我们换一种角度来谈这个问题，我们也许能意识到，“文学考证”是历史考证的必然延伸，当历史考证为材料所局限的时候，“文学考证”便应运而生。可以说，历史考证在本质上必然以“文学考证”作为补充。刘梦溪指出，“……在研究方法上，使考证派和小说批评派几乎完全分道扬镳，而在希冀用《红楼梦》来印证曹雪芹家族历史方面，反倒向索隐派靠拢，只不过索隐家索出的是清初政治史，考证家考出的是曹家家世史。这并不奇怪，因为广义地说，索隐也是一种考证，考证也是一种索隐。”黄乃秋曾经这样批评过胡适的《红楼梦考证》:“胡君虽知以此律人，其自身之考证，顾仍未能出此种谜学范围……其以不相干的零碎史事来附会《红楼梦》的情节，与上三派如出一辙;所不同者，三派以清世祖、董鄂妃等，胤秖、朱竹篘等，及纳兰成德等相附会，而胡君以曹雪芹、曹家、李家等相附会耳。”(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载1925年出版之《学衡》第三十八期，转引自《红楼梦研究参考资料选辑》第三辑第42页)事实上，考证派的以《红楼梦》印证曹家历史的做法，具有学术逻辑上的必然性。我不是说，“文学考证”不具有科学性，而是意在强调，“文学考证”的结论是或然性的，只有当新的真实的历史材料重见天日从而证实“文学考证”的结论的时候，“文学考证”的结论才是必然性，事实性的。就如周汝昌对于曹宣的考证，在《江宁府志》被冯其庸发现之前，周汝昌对于曹宣的“文学考证”只能是一种推测。只有当《江宁府志》被发现之后，周汝昌的这种推测才成为事实。在真实的历史材料被发现之前，任何推测、考证都随时可以向索隐转化，甚至，这种推测、考证有时很难断定为考证还是索隐。
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红楼梦》考证曾经受到严厉的责难:“你们红学界把我们考据的名声败坏了。”(刘世德在辽宁省第四届《红楼梦》学术讨论会上的专题报告。转引自郭豫适《论考证、索隐及其他》，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1期)郭豫适认为这种责难主要是两点，“一是烦琐考证，二是主观猜测”。前者如考证曹雪芹的家世时，一直上溯到曹家的汉代祖先，后者如一些《红楼梦》的探佚研究，尤其是那些“用索隐派的方法搞考证”的文章，写出“索隐派的精神，考证派的面貌”(俞平伯语)的文章。郭豫适认为，这两点是《红楼梦》考证所应该克服的，是《红楼梦》考证走向科学化时所应该首先做好的。
如果“烦琐考证”是指对毫无意义的命题的考证，“主观猜测”是指毫无根据的异想天开，那么，这样的“考证”自然与科学理性背道则驰的。但是，我们却不能因为这类“考证”有背科学理性从而否定“大胆假设”在科学考证工作中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大胆假设”与《红楼梦》考证的材料的特点相关。关于《红楼梦》的考证的主要题目，基本上至今还未成定论。关于曹寅父子、李煦与康、雍、乾三朝政治的关系的材料越来越多被发现，但是，曹雪芹与曹寅的关系至今依然有争议。已经发现的材料对于很多《红楼梦》的重要问题还不能直接形成结论、答案，更直接的材料则尚未发现，于是，已发现的材料便需要研究者的推理、猜测、“大胆假设”，可以说，“大胆假设”是科学考证的重要阶段，它甚至是科学发现的重要方法。吴世昌先生曾经根据有关材料考证“脂砚斋是谁”的问题，认为“脂砚斋……名硕，字竹。”对于吴世昌的考证方法，朱南铣先生责备说，吴世昌的考证“指名道姓，言之凿凿”、“不根据材料说话，愈猜愈奇，愈扯愈远”(《光明日报》1962年4月14日)对此，吴世昌指出“推论”在考证工作中的重大意义。推论不仅是实证的必然延伸，而且“有时可正记录之误”。(《再论脂砚斋与曹氏家世——答朱南铣先生，兼论某些考证方法与态度》，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他举了周汝昌推论曹寅之弟子猷的名应该是“宣”的例子。又举了另一个非红学考证的例子，以证明推论在学术研究领域的普遍适应性:
今本《尚书·尧典》有“光被四表”一语，隶定已历二千年。汉、唐以来大师，莫不视为定本，神圣不可侵犯。其实“光被”二字，照字面讲(如宋儒蔡沈说:“光，显也。”)，是讲不通的。清代一位唯物主义的思想家戴震，因不信“文献有征”的“光被”二字是正确的原言语，却从“出魏、晋间手”的伪《孔传》中，找出“光，充也”一个“愈扯愈远”的解释，又在《尔雅》和《说文》中发现了“不见于六经”的一个“桄”字，也解为“充也”;在《礼记》的《乐记》和《孔子闲居》两篇中，发现了郑玄注“横”字，也用“充也”之说。就凭训诂学上这些字义“关合”，他断定“光”字乃“桄”字的“脱误”，而“桄”字又是“横”字在汉代的“转写”(简笔字)。因此他竟“言之凿凿”地说:“《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表者。横被，广被也。”后来他的朋友钱大昕告诉他在《后汉书》中有“横被四表”一语。戴震自己查出此语在《冯异传》永初六年(112)安帝诏书中。其后姚鼐又在班固《西都赋》中找出了“横被六合”一语。但直到七年以后他的族弟戴受堂在《汉书·王莽传》中找出了“昔唐尧‘横’被四表”一语，才完全证明戴震所推论的汉代《尧典》古本，正作“‘横’被四表”。可见“横被”这一古代成语，虽然在传世《尧典》中被误作“光被”已历二千年，而其正确有原文，还是可以用训诂学上的“文义关合”原则，推求出来的。(《再论脂砚斋与曹氏家世——答朱南铣先生，兼论某些考证方法与态度》，见吴世昌《红楼梦探源外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可见，主观猜测(如果郭豫适的“主观猜测”是指没有任何一点根据的胡思乱想，则索隐派红学也不属此列)是何等重要而必不可少。实际上，像索隐派一样，考证派也大量使用演绎、不完全归纳和类比等推理形式。作为逻辑形式，只要运用得当，就可以拥有科学理性。所谓“运用得当”就是要求始终意识到这些推理的或然性，意识到这些或然性推理的限度，并在形成结论时对其或然性作出明确标示。相反，如果这些推理形式的或然性，在形成结论时又对其或然性秘而不宣，这时，考索就失去其科学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