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楼结局之争是红学派系之争
1922年，胡适先生发表《红楼梦考证》，他把古文经学方法称为“考据学”或考证方法，而把他运用古文经学方法所进行的《红楼梦》研究称为“新红学”或“考证的红学”;他把今文经学方法称为索隐方法，而把蔡元培先生等运用今文经学方法所进行的《红楼梦》研究称为“旧红学”或“索隐的红学”。从此，索隐方法被当作考证方法的对立面，当作与考证方法相对立的又一种研究方法。在红学史上，考证派红学成了对索隐派红学的反动与革命，甚至在一般人的价值观念里，考证方法被视为科学方法，索隐方法被视为唯心主义方法、神秘方法。新红学与旧红学势同水火，不共戴天。——这其实是20世纪学术领域的一次重大的误会。这种误会到了余英时先生那里，则是把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当成两种不同的学术范式。
关于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的区别，人们似乎已经仅凭本能就可以对此作出反应。有人在讨论如何做好红学考证工作的时候指出“科学的考证”和“索隐派的索隐”之间的区别:“首先，科学的考证所提出的考证题目，不是考证家头脑里凭空设想的产物，一般地说是具有一定的现实性的;而索隐派提出的题目，则往往是索隐家头脑里的某种主观的意念，因而往往脱离实际，甚至是虚幻的。其次，科学考证过程中，考证家是尊重事实，并且遵循逻辑思维的规律，是实事求是的;而索隐家在索隐过程中却不尊重事实，或宰割、歪曲事实，并且无视逻辑思维规律的约束，是主观随意的。最后，科学的考证，由于它上述两个前提是正确的，因而有可能考证出合乎实际的结论，使人明白事物的真相，由不知到知，由少知到多知，对人们是有益的;而索隐派的索隐，则由于它上述两个前提是错误的，因而‘索’出来的结论是虚幻的荒谬的，它不但不能帮助人们明白事物的真相，反而把人们的思想认识搞糊涂了，对人们是有害的。旧红学时期有人‘索’出‘林黛玉即潘金莲’，现在台湾的那位杜先生‘索’出曹雪芹只是一个‘化名’，就是最典型的例子。”(郭豫适《论红学的考证、索隐及其他》，载《文艺理论研究》1982年第4期)这样的区分只是注意到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相异的一面，而忽略了它们相同的一面，因而这样的区分实际上并未能做到真正的区分。说索隐派红学的题目是索隐家头脑里的主观意念，索隐家不尊重事实，歪曲事实，结论荒谬，于人有害，……这只是注意到索隐家在推理、想象阶段的某些特点;而对于索隐家在考证阶段所做的工作，则未能给予恰如其份的评价。同时，这种区分也未注意到考证过程中必须经过的推理、想像阶段。因而上引的三点区分只能是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的外在特征的区分。只有当我们敢于真正面对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的同一的一面，我们才能真正有效的区分两者相异的一面。
周汝昌先生在那篇总结20世纪红学的文章《还“红学”以学》(载《北京大学学报》1995年第4期)的开头，在论及“旧红学”与“新红学”的时候，这样说:
“红学”本来无所谓新旧之分，今世俗论则以“五四”以前、蔡元培为代表的学派为“旧”的，而以胡适为代表的为“新”的。旧的也称“索隐派”，新的又呼“考证派”。索隐的结果，由“顺治、董妃”说发展为“顺、康、雍三朝政治说”，考证的结论则是“自(叙)传说”。
今日之人，已然被那些评论者们弄得不甚了然，以为胡适批驳批倒蔡元培，是一场水火冰炭的大“斗争”，双方各执一词，“势不两立”。实际的事情的“本质”，并非如此——他们是“一丘之貉”:都是在研索《石头记》这部小说的“本事”，并无根本的分歧——分歧只是蔡先生认为曹雪芹是写别人，而胡先生则主张曹雪芹是写“自己”。如此而已。
与其说，周先生坦诚地承认自传说与索隐派相同的一面，倒不如说，周先生根本就把自传说与索隐派看成是“一丘之貉”。(当然，从口气上看，周先生并不把自己当成是“考证派”、“新红学”或“自传说”派。尽管他力主“自传说”，但他认为他的自传说与胡适的自传说具有不同性质。)周先生的这种判断，像余英时对自传说所引发的红学危机的判断一样，非常容易使人误解(余英时认为自传说面临着技术的崩溃，却导出了考证派红学应该功成身退的结论，这使人误以为考证方法面临技术的崩溃，这显然与事实不符。余英时所造成的这种误解至今尚未被学术界意识到，那些探讨红学危机、红学革命的论著依然应用着这种误解。)。
尽管胡适对20世纪红学的深刻影响是他的“自叙传”说(或叫“自传说”)，但是，胡适的考证成果却不是“自叙传”(或“自传说”)三个字所能够概括的。胡适对《红楼梦》作者和版本的考证，充分显示了汉学(古文经学方法)的科学性，这种科学性与索隐派红学的考索方法大异其趣。从这一点上看，胡适的考证方法与索隐派红学的考证方法继承自不同的传统学术流派，其差异和个性是显而易见的。在这一点上，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不是“一丘之貉”，而是水火冰炭、各执一词。同时，胡适又在美国杜威哲学和中国传统史学旨趣的导引下，把其考证成果引向了“自叙传”说(“自传说”)， 就在这个时候，他与索隐派成了“一丘之貉”，他与索隐派一样，把学术旨趣指向《红楼梦》的“本事”。这种考索本事的相同意向，使胡适(包括其他有相同意向的考证者)必须采用与索隐派相同的思维方式和逻辑方法。
梅节先生在论及一种现代红学现象的时候曾经指出:“……胡适强调作品的写实性时，混淆了文学与历史的界限，把《红楼梦》看成是曹雪芹家史，‘贾宝玉即是曹雪芹’。严格说，胡适的新红学并没有摆脱索隐派的影响，他只是以不那么笨拙的‘红楼梦谜学’，代替‘牵强附会的红楼梦谜学’，以索‘曹寅家事’代替索‘明珠家事’、‘张勇家事’、‘傅恒家事’、‘和糰家事’。所以最近有学者指出，胡适是标准的‘新索隐派’。”(引自梅节参加97′北京国际红楼梦学术研讨会论文《说“龙门红学”——关于现代红学的断想》)事实上，胡适的考证(包括所谓的“考证派”的考证)存在着索隐的倾向，这已是有目共睹的现象。问题是，对这种现象我们应该采取何种态度。究竟是痛斥、挖苦、调侃一番，然后扬长而去，还是考察一下这种现象的内在动因，研究一下这种现象产生的必然性及其考索合一的先在性?
周汝昌先生认为新红学与旧红学都不具有科学性、学术性，认为真“学”既不是旧红学，也不是新红学。我却以为，不管考索合一的方法是合理还是不合理，科学还是不科学，它们都不能摆脱自身的与生俱来的属性。我更愿意从学术传统上理解考证方法(不仅仅是“自传说”)与索隐方法同源相生的性质。
在中国传统的治学方法中，考证是与义理、辞章相对立的一种研究方法。考证包括对文物、典章、制度的考证，也包括对史书、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本事”(原本事件)的关系的考证。古文经学方法是一种考证方法，今文经学方法同样是一种考证方法。对历史材料进行归纳的方法属于考证方法，对历史材料进行演绎的方法也属于考证方法。今天红学界所习称的“考证方法”“索隐方法”实质上都属于考证方法。也即是说，今天红学界所谓的“考证派红学”与“索隐派红学”在学术渊源上是同源的，它们源自相同的中华学术传统。——这是我们讨论红学史、红学方法诸问题时首先必须明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