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妨反思一下我们在周汝昌先生的红学论著面前的那种手足无措的窘状吧。有人把周先生当成与“索隐派”相对立的考证派的集大成者，这其实并未触及问题的实质。我以为，只有从传统学术方法范畴去理解“考证”一词，周汝昌才是《红楼梦》考证的集大成者。如果说，胡适代表了《红楼梦》考证中的古文经学方法派，蔡元培代表了《红楼梦》考证中的今文经学方法派，那么，周汝昌才代表了集大成的《红楼梦》考证派，集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两种方法于一身，也即集红学界习称的“考证方法”与“索隐方法”于一身。由于将“考证方法”与“索隐方法”作为相对立的两种方法的观念在20世纪的红学界已经根深蒂固，为行文方便，后文中凡涉及古文经学方法的考证方法苟且沿用红学界的习惯，称为“考证方法”，相应的，运用此方法的红学称为“考证派红学”;而涉及今文经学方法的考证方法则沿用红学界的习惯，称为“索隐方法”，相应的，运用此方法的红学称为“索隐派红学”。
一、索隐以考证为起点
胡适认为，新红学是科学的红学，旧红学则是附会的红学。然而，蔡元培于1922年如此这般地反驳:他运用三法(品性相类者，轶事有征者，姓名相关者)去“推证”《石头记》的小说人物与其所影射的历史人物的关系，“然每举一人，率兼用三法或两法，有可推证，始质言之。……近于孤证，姑不例入。”(见《〈石头记索隐〉第六版自序》，引自《石头记索隐·红楼梦考证》，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言下之意，孤证为附会，“推证”则非附会。例如，他在论证“书中‘红’字多影‘朱’字，朱者，明也，汉也”的观点时，引入了清代满人不得为状元以防其汉化的制度、引入了《东华录》等史料，引入了贾宝玉的爱红癖，住怡红院、曹雪芹住悼红轩等，蔡元培尽量避免孤证。胡适说，著者和版本是《红楼梦》考证的正当范围，蔡元培反驳道:“著作之内容，即胡先生所谓‘情节’者，决非无考证之价值……然则考证情节岂能概目为附会而斥之?”(同上)实际上，情节的考证也就是索隐。而在蔡元培那里，考证与猜谜的界限不是依事实还原与意义诠释的不同而定，而是依推证与孤证的不同而定的。
蔡元培认为《红楼梦》里的刘老老是影射清代理学名臣汤斌的，小说第六回和第四十二回写凤姐送给刘老老的银子的数目，正与汤斌死后徐乾学赙送的银子及汤斌遗俸的数目相符。但胡适指出:第四十二回还写了王夫人送给刘老老一百两银子，这一百两的数目在汤斌的一生事迹中没有着落。胡适指责蔡元培的做法是“任意的去取、实在没有道理，……是一种很牵强的附会”。
对于胡适的指责，蔡元培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他说，《石头记》的候选作者有石头、空空道人、孔梅溪、曹雪芹等，胡适在考证作者时只考证了曹雪芹一人，《石头记》中写了许多大事，胡适只考证了南巡一事，蔡元培反诮道，胡适这种做法，“将亦有‘任意去取，没道理’之诮与”?
从胡适后来的论著来看，他显然回避了这一充满自我相关性的悖论。然而，作为旁观者，一旦不具有自我相关性，我们就敢于面对蔡元培所指出的考证派与索隐派的这一共同点，找寻到考证方法与索隐方法互相切入、资源共享、相倚相生的重要方面。
著名学者朱东润先生曾撰有三部以“考索”命名的著作:《史记考索》、《汉书考索》、《后汉书考索》，“考”“索”并称，将考证与索隐相持并论，一同作为传统的治学方法。当然，红学领域的索隐方法与朱先生所论的索隐在方法和旨趣上还不是同一回事，但红学中的索隐方法与史学中的索隐方法毕竟有其承传性。可以说，史学中的考索并用与红学中的考索并用意味着:一方面，考证与索隐具有互补性，另一方面，考证与索隐都因为自身的先天不足而决定了它们都必须向对方转化。
红学领域中的考证方法与索隐方法同样呈现出互相补充、互相转化的态势。台湾著名的历史小说家、《红楼梦》研究者高阳先生有一篇文章，题为《红楼梦中“元妃”系影射平郡王福彭考》。“影射”是索隐派的核心范畴之一，“考”则是考证。高阳把索隐工作视为考证。起码，在高阳的理解中，“索”与“考”并不矛盾。
在霍氏姐弟的《红楼解梦》一书中，有“在《红楼梦》研究中，我们属于哪一派”一节(见此书增订本，中国文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23—24页)。属于哪一派呢?“有人说我们属于索隐派，而我们曾自称是考证推理派。”(第23页)。作者并不满意于“索隐派”或“新索隐派”的头衔，当然也觉得自己有别于考证派。作者对自己的方法做如下定位:
一、如果就我们的研究目的而论，我们应该属于索隐派。因为我们的研究，是力图追索出隐于书中的历史人物及历史事件，力图揭开这个二百年来未宣的哑谜，让读者能够享受一睹书中隐秘之快。这一点，与旧红学索隐派并无区别。
二、就我们的研究方法而论，我们是从分析小说原文与脂批入手，另外还借助于考证与推理。无疑，考证派大师们的成果经常被我们拿来所用。就我们的研究方法而论，我们应该是分析、考证、推理派。
三、从我们的研究结论来分析，旧红学索隐派中的一些人认为《红楼梦》影射了清宫、并诋毁清朝政治。这点，与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十分近似。新红学考证派从考证曹家家世入手，得出的结论是《红楼梦》是一部自传小说，这与我们所得出的结论又十分相同(《红楼梦》带有自传性)。由此看来，我们竟无意中集新旧红学于一身，熔索隐、自传于一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