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地说，霍氏属于“考索派”。而从其实际操作来看，其索隐已不同于蔡元培式的在同构之间考索，而是在不同的考证结论之间(譬如在“曹雪芹家世与康熙、雍正朝有直接的关系”与“雍正死于丹砂”这两条考证结论之间)进行了大量的想象、推理，其索隐已与文学创作无异。所以，我以为，霍氏可归入“学术小说派”。《红楼解梦》本名《红楼隐侠》，是霍氏自己定的。从这个《红楼隐侠》的书名，我们不难窥见其文学方面的创作初衷，——当然，这又是我的索隐。当然，这部作品确确实实地引入了不少学术领域的成果，但毕竟已不同于学术。这一点，只要留意一下中国的“历史文学”传统，就不难理解了。即使对严格忠实于史实的孔尚任的《桃花扇》，也依然是历史剧，而非历史。这部伟大的作品的名字只出现在中国戏曲史、文学史上，而决没有理由出现在《清史》上(即使排除戏曲非正宗文学样式这一点，也可作如是观)。
冯精志的《曹雪芹披露的故宫秘闻》(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5年版)有一篇代序，题为:“杜撰了一个词。”杜撰了一个什么词呢?这就是“考隐”一词。杜撰此词的根据是，蔡元培索隐派本意是要索史实之隐和政治之隐，但其方法不足取，牵强附会，一无所中。“《红楼梦》中确有‘隐’，但‘索’不出来，需‘考’。为此，我杜撰了一个很不确切的词:考隐。意即用考证方法钩稽《红楼梦》中隐藏的历史事实。”
实际上，索隐派自从它诞生的那一天开始，就把自己定位在“考隐”或“考索”上。索隐派一直运用着考证方法，只不过它所考证的对象主要不是文物、典章、制度等，而主要是考证文学作品的内容与其“本事”的关系。
索隐派发展的历史，也就是索隐派逐步运用考证成果的历史， 也即是索隐方法向考证方法切入的历史。在这个索隐向考证逐步切入、渗透的过程中，索隐方法随着新的考证成果的出现而不断进行自身的调整。
索隐派从一开始就对历史考证给予足够的重视。蔡元培的索隐几乎每一条都借助历史考证的成果，引入清代历史材料。历史材料及其相关成果从来就是索隐的基础。可以说，索隐派在本质上就是考索派，只不过它的索多于考，或者说，它把索也当作考。然而，在蔡元培从事《红楼梦》索隐时，有关作者的一切，人们都不甚了了，这使蔡元培的索隐显得先天不足，所以蔡元培的索隐就借助于“三法”:“一、品性相类者;二、轶事有征者;三、姓名相关者。”主要是通过同构关系、相涉关系去索隐。又运用传统的“拆字法”、“谐音法”等索隐方法进行转换。这样的索隐在当时已大大地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王梦阮的《红楼梦索隐》和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分别再版了十次和十三次之多。
然而，在孟森、胡适的历史考证面前，蔡、王等的索隐显露出先天不足。尤其是胡适，对《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及其家世进行了较为严密的考证，于是，蔡元培的“清康熙朝政治小说”的观点就被釜底抽薪。胡适指出其索隐工作是“猜笨谜”、是“牵强的附会”，这在后来的红学史上已成为共识。
我想，在蔡元培写作《石头记索隐》的时期，如果已经出现了诸如胡适那样的对于《红楼梦》作者的考证成果，那么，蔡元培是不至于如此之“笨”、如此之“牵强”的。蔡元培的接踵者就拥有了这样的幸运。它们的索隐越来倾向于以“自传说”为起点。
研究者的知识结构直接影响索隐的学术品位。有些善于把握索隐的特性与分寸的学者，能够以考带索、每索必考，令人分不清其工作究竟是考证还是索隐，尤如七宝楼台，炫人耳目。周汝昌先生的《〈红楼梦〉“金璧”的背后》(《献芹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可谓达到了《红楼梦》考索的极致。这篇文章所运用的材料，有一部分是很多研究者所常见常用的，例如乾隆皇帝关于采购群书、编纂《四库全书》、烧毁违碍书籍等方面的谕旨，和糰的身世、权势、贪污等材料，是研究清史、清代学术史、清代文化史、清代思想史者所熟知的;昭的《啸亭杂录》、批本《随园诗话》、周春的《阅红楼梦随笔》、梁恭辰的《劝戒四录》、赵烈文的《能静居笔记》等，更是《红楼梦》的研究者所频繁引用。然而，当周汝昌把这些材料与其他材料连成一片的时候，他得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结论:和糰出重金延请文士(以程伟元、高鹗为代表)为他续补《红楼梦》，然后将伪续一百二十回本的《红楼梦》进呈乾隆皇帝。周汝昌的这种索隐是建筑在大量的可信材料的基础之上的。在确证乾隆皇帝读过《红楼梦》、和糰熟读过《红楼梦》这一点上，周汝昌搜集了大量的材料，尤其是引用了和糰本人的诗集，从而为他那个惊人的结论构筑了一个较为稳固的基础。
二、考证中的推理与索隐
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强调的是考证过程中的主体性与科学性、想象力与材料限制的辩证关系。当这个“大胆假设”的对象由文物、典章、制度变成义理、意义、本体的时候，这个“大胆假设”也就成为走向索隐的先声。刘梦溪先生在论及胡适与俞平伯的《红楼梦》考证的异同时指出:
在研究方法上，《红楼梦辨》和《红楼梦考证》有一致之处，都用的是考证学的方法，但所选取的内容、侧重点，大为不同。胡适在《考证》中着重解决的是《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基本上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俞平伯的《梦辨》，重点在辨析《红楼梦》本身的内容。……1952年，经过增删修改过的《红楼梦辨》以《红楼梦研究》的书名重新出版，内容上更突出了原书的特点，即研究的重心是《红楼梦》的内容和有关版本。研究方法虽然是考证学的方法，但和作品扣得比较紧，是与文学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学考证。一个是历史考证，一个是文学考证，这是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与胡适的《红楼梦》考证的根本不同之处。……从《红楼梦辨》到《红楼梦研究》，俞平伯先生致力于红学考证，却不同于通常的红学考证，他的研究一开始就包含有与小说批评派红学合流的趋向。(《红学》第76—77页，文化艺术出版社199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