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报》体现了金庸的传统士大夫“忠君”思想

我们解读一个人的思想，如果光是从他的作品还不能说是很靠得住，所以我们还是来看看他在现实社会中的表现。现实生活当中，金庸在60年代之前都是一个小人物，是微不足道的，在香港是一个普通的文化人。

1959年创办《明报》，前三年是苦不堪言，几次面临关门的危机，撑不下去，读者始终徘徊在一万人以下。一万人的读者要维持一家报纸是不可能的，也没有什么广告。它的转机出现在1962年，大陆发生了历史上说的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至于是不是自然灾害，那是另一说。金庸就借了这个大陆的灾难，一下子摇身一变成功了。怎么成功的呢？大陆的灾民特别是广东人，发了疯一样的要逃生，要逃到香港去。香港是一个弹丸之地，当时的人口是380多万，如果再挤进来，人那么多的话，大家日子都不好过，所以港督的政策是堵住，在深圳和香港交界的梧桐山上把这些人都堵住。金庸最初的方针是绝不报道，因为报道的话要得罪大陆政府，但是在他手下的记者、编辑们再三的恳求下，他最终决定，孤注一掷，全力去报道这一次难民潮，或者叫“五月人潮”。

同时呼吁香港市民捐款捐物，送到边界去。这样一来，在短短几天时间，他的小小的《明报》就成了香港一个人道主义的救援中心。很快，《明报》发行量翻跟斗一样翻了几番，树立起了一个具有人道主义导向的报纸形象，很快就有了一点大报的风范。经过这一事件，他尝到了甜头，介入政治的好处，从此一发而不可收。短短五年时间，在香港发展出了一个明报王国，除了《明报》这一家报纸之外，还有《明报月刊》、《明报周刊》、《明报晚刊》等，还有一些武侠小说的刊物，还有旅游公司，甚至把他的手伸到了海外，在新加坡、马来西亚跟其他商人合资创办了《新明日报》。这样一来，整个明报集团就在香港站稳了脚跟，金庸也成为一个国际级的报人，然后就有很多机会参加国际新闻界的活动，那时他的社评也声誉鹊起，港督把他作为座上客，他就有机会参加了香港的廉政委员会，一些社会知名人士参加的带有公益性质、荣誉性质的政治活动。

他在政治上开始有了第一步的地位。香港的历任港督，一直到末任港督彭定康之前，跟金庸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整个六七十年代，金庸在香港是以反大陆、反文革出名的，在国际上，声望如日中天。但从80年代后，他却是以支持香港回归大陆出名，他的《明报》曾遭到大学生火烧的抗议。为什么发生了这么大一个转型，人们觉得是一个谜。其实金庸本人讲过一句话，我是一根直的筷子，我没有变，变的是下面转的盘子，盘子变了，我筷子还是没有变。为什么这么说呢？他这个人从来就不是后来人们所想象的，他当时是在追求现代的民主、自由理想，他批评大陆文革时期的江青、林彪这些人的同时，他一贯的在他报纸上支持周恩来、彭德怀、邓小平所代表的另一条路线，所以他身上有着非常强烈的忠奸观念。这个忠奸观念在中国人心目中是根深蒂固，由来已久的。看一个舞台上的官员，总是看是忠臣还是奸臣，除了这一传统的尺度，没有其他更高的价值判断。

金庸出生在一个世代文宦世家，他的祖上从元朝末年到浙江海宁定居以来，五百多年中，曾经出了20个以上的进士，60个以上的举人，有100多人被载入了史册，成为官员、各行各业的专家。这样一个世代科甲门第出身，一直到他的少年时代，之后家道中落，爷爷死了——他爷爷是他家最后一个进士、光绪时代的进士。他家里面康熙皇帝赐的两块匾还在，匾都是用九条金龙装饰的。金庸在晚年谈起这九条金龙、康熙御笔的时候，还是眉飞色舞的。可见在他童年的记忆里，皇上的恩赐、御笔，是多么的深刻。

一个家世的辉煌，血缘的东西也不能说对他没有任何的影响，何况作为一个传统的中国人，他所受的教育也是有很大局限性的。他大学最初的一年读的是国民党的党校，这种党校的教育传达的就是忠孝仁义这种东西。虽然他读的是外语系，但是他接受西方的东西是非常有选择性的。比如说他非常喜欢西方19世纪故事性很强的小说，而不是18世纪的启蒙读物，从来没听说过他喜欢、或者阅读洛克的《政府论》、孟德斯鸠的《论法的精神》之类政治哲学的经典作品，所以他对西方文明接受的东西本身也是有选择性的。这样一个家庭出身，这样一个教育的结构，他身上确实没有太多现代文明的东西，基本上还是一个传统型的读书人。我看过一张照片，是一个电视台记者到他书房拍的，书架上摆的书几乎全是精装的英文版的书。可是在现实生活中，我们看到的并不像是一个阅读原版英文书出身的人，他的观念基本还是停留在古代。

对权力的判断上，他主要还是一种古代士大夫的忠君情怀。当文革结束，1981年大陆邀请他访问北京，邓小平亲自接见他，给予他最高的国宾级的礼遇，回到香港以后，他就欣喜万分，写下了两篇长文，说大陆好了，这下是肯定好了。邓小平在我看来简直是郭靖那样的英雄人物。（郭靖在他心中还是看得很高的，侠之大者，是为国为民的。那么他把小平比作郭靖，可见他对邓小平的看好。）从那以后，他基本上已经不再批评大陆的事，负面的新闻基本不再报道，发生了这么一个转变。这个转变，他自己解释，他没有变，变的是下面的盘子。他只不过一根直的筷子，盘子变了，中国发生了变化，文革结束了，改革开放了，当年他也并不是反对大陆的所有东西，而是针对当时掌握了“文革”主要发言权的那帮人。 

对另一批受难的人他是给予了巨大的同情，他曾经多次写文章为邓小平呼吁，那是在邓小平落难的时期。这些文章，据说邓小平都是看到的，所以为什么81年会叫他来，会亲自接见他，那都是有原因的。还有，他和当年掌握港澳及华侨事务的第一号人物廖仲恺的公子廖承志也有这样的交情，廖承志遭迫害的时候，他也是最早预感到这件事，在自己报纸上为廖承志鸣不平。廖承志81年见到他的时候，当面向他表示感谢，请他在以后、在用得着的时候，他的《明报》和他本人多为北京说说话。这也难怪后面在香港回归的事务上，他是非常坚定地站在北京一边，坚决地与香港人民拉开距离，所以六百万香港人是坚决地反对金大侠，要火烧《明报》，不断地抨击他，从这点转变来看，他本身没变，是一贯如此，但是我们觉得他变了。结合他的武侠小说，从否定权力到肯定权力，也是一个回归。无论从小说层面还是在现实层面，他都完成了对权力的回归，最终没有能摆脱几千中国知识分子依附皇权，站在强者一边的特性。

作为一个普通文人的话，这些或许本来无可厚非，人各有志，愿意站在哪边都是自由选择。但如果我们要问他到底有没有成就他的现代人格？起码从这一点来说，是没有成就。因为成就现代人格最起码有四大要件。第一点，如果有现代人格的话，这个知识分子肯定是一不媚权、二不媚俗，并不是说社会大众对这件事怎么看，我就跟他们的；也不是权势者怎么看，我就跟他的，而是有自己独立的判断。第二个要件，作为一个有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一定要在自己的专业领域里有创造性，无论是技术或者是学术，总要有他看家的有创造性的一面。第三个，作为一个有现代人格的知识分子，要有社会责任感，要有公共关怀的意识，要有所为有所不为，不趋时，不矫揉造作，能够为社会说话。第四个要件，要有追求真理的勇气和精神。如果这些东西没有的话，说他具有现代人格那是肯定不及格的。在这个意义上，通过对金庸的权力观是上述分析，我觉得他是不够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