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侠外的第二生命：金庸联手中学同学创办《明报》

以文人姿态进入报界，金庸后来的举止很多时候是一个知识分子，而不是一个报业业主。在他的武侠小说创作的高峰时期，他突然宣布封笔。在1991年明报集团香港上市后，他激流勇退退出报业管理层。从此，他不再拥有曾给他带来财富和荣耀的《明报》，于是去周游列国、教书、静修、游山玩水、研经、享受人生，甚至连内地的IT高峰会，他也列席来当主持人，指点网络时代江山。——这就是金庸。

《明报》——金庸的第二生命

从白发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帝国，到处有人向你贩卖“金庸”的招牌。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金庸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也从来没有一个人的政论文章使得一家报纸发迹进而成功，成就了一个文化人的商业梦想。金庸用自己的笔墨创造了两个奇迹：其中一个在中国文学史，一个在中国新闻史。金庸以武侠小说名垂后世，查良镛则以政论闻名于当今。带着自己的14部武侠小说和《明报》多年的政论文字，金庸以理性之手和感性之手的写作获得了啧啧称赞。其研究者张圭阳在《金庸与报业》中认为：“要是没有金庸，香港也会有一份知识分子报纸出来，但品位会不一样，因为《明报》体现了金庸的品位。”

金庸，本名查良镛，生于1923年，浙江海宁人。他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后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大学外交系。后来因为“行侠仗义”，打抱不平退学。1948年底“身无分文走香江”，查良镛开始白手打天下。

行内人常说：查良镛的第一生命是报业，第二生命是电影。早在武侠生涯之前，金庸以林欢的笔名编写电影剧本《绝代佳人》，经常获奖。金庸写武侠纯粹是是被逼的，当时为救《新晚报》每日一篇“武侠”的急，1955年，从未写过小说的金庸开始写《书剑恩仇录》。1956年金庸再为《香港商报》连载《碧血剑》；到1958年《射雕英雄传》获得极大成功。

1960年代的香港，充斥了难民、小市民、移民和殖民者，鸡零狗碎的市民文化大行其道。而武侠小说就正好满足了民众的此种需求，金庸的武侠小说一时石破天惊，人手一册，大有“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的气势。也因此金庸发现这是一个赚钱的行业，于是伙同中学同学沈宝新筹备出版日报。这就是出资10万于1959年出笼的《明报》。那时香港的报纸，大体有二类，一类是比较高层次的如《星岛日报》、《华侨报》等；另一类是低层次的如《响尾蛇》、《超然》等，以色情为招徕，迎合男性读者的低级趣味。早期的《明报》以小说及趣味资料为主，每日出版一张。35岁的金庸希望《明报》成为一份“走偏锋”的小报，利用小市民感兴趣的话题，再配上他的武侠小说吸引读者，发家制富。

金大侠大手笔拯救《明报》

《明报》创刊初期，沈宝新管营业，金庸负责编务，潘粤生作他们的助手。尽管他们不断更改副刊内容，改变新闻路线，金庸更是抱病撰写《神雕侠侣》，但是《明报》还是一步步滑向“声色犬马”之路，销量在千份之间起伏，第一年亏空严重。据《明报》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跟查太太两人喝。”那时，金庸住在尖沙咀，深夜下班时天星小轮已停航，要改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渡海。

倪匡曾说：“《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当时金庸的武侠在《商报》上连载已拥有大量读者。许多人为了看金庸武侠，开始关注《明报》。慢慢金庸的武侠小说打稳了《明报》基础，加上沈宝新的经营手法，《明报》的广告业务稳步上升。

1960年代中国大陆的政治变局为金庸的出人头地提供了机会，金庸拯救《明报》也靠的就是这个时候的社论，特别是1962年“难民潮”事件的报道社论。此时，《明报》才开始找到自己的方向和定位。“难民潮”结束之后，《明报》一改报格，从一份侧重武侠小说、煽情新闻和马经的“小市民报章”，提升到一份为读书人、知识分子接受的报章。1962年7月销量跨过3万份。到1963年，《明报》已完全摆脱财政窘境，平均日销量是5万份。

“文化大革命”为《明报》树立了“言论独立”的形象。当时《明报》开辟“北望神州”版，每天刊登有关大陆的消息，满足了香港人对大陆一无所知的需求。正是在“文革”中，《明报》成为报道中国消息的权威。也从此开始，金庸成为自由知识分子的英雄偶像。基于延续中国传统文化的考虑，金庸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自任月刊总编。后胡菊人出任总编，长达十三年。胡菊人将《明报月刊》经营成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读物，形成了一个全球高级学术刊物。1968年，又创办《明报周刊》，经数年发展，也成为娱乐周刊中的佼佼者。

1960年代，金庸的名言是：“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少做工夫，多叹世界”，被人认为是“亦正亦邪”的文人。金庸有自己的理想，更有纵横捭阖的谋略，在香港是“马基亚维里型的知识分子”。金庸的“政治现实主义”使得他在台湾、大陆、香港和港英等多方政治势力的博奕中得到大家认可。从1970年代开始，他成为政治圈中的重要人物。1981年，英女皇授予他OBE勋衔。撒切尔夫人首度访华，金庸单独会晤撒切尔夫人。他出任过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改制小组召集人，曾三次北上，会见过邓小平、胡耀邦和江泽民等许多中国最高层领导人。

尽管《明报》与查良镛在有关中国问题上常被人讥笑为“机会主义者”和左摇右摆的“墙头草”。但到1980年代《明报》已经被视为一份拥有独立报格的知识份子报刊，赢得很高清誉。

1988年《明报》日销量已是11万份，1989年跃升到18万份。除了《明报》、《明报月刊》、《明报周刊》外，明报机构尚有一份《明报晚报》。金庸还成立了明报出版社与明窗出版社。1991年1月23日注册成立“明报企业有限公司”，当年3月22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上市。明报集团1990年度的盈利高达七千万元，到1991年度接近一亿元。金庸个人财富在1991年《资本》杂志编辑《九十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中名列第64位。

香港文化出版界的“帮主”

香港的文化人，多少都跟《明报》和金庸有过关系。所以，金庸在香港的文化和出版界，隐然有“帮主”之地位。《信报》老板林山木1960年代加入《明报》，先在资料室做资料员，受到金庸赏识被派往英国学习财经，后任《明报晚报》副总编辑，后来自立门户建立《信报》，成为香港经济学的教父级人物。现《成报》总编辑韩中旋与小说家江之南都曾经是《明报》的编辑。曾以散文广受欢迎的张君默是《明报》的记者。创办《新夜报》，后《明报》总编辑的王世瑜曾经是《明报》校对兼送稿生。胡菊人加入过《明报月刊》。女作家亦舒也在《明报》当过娱乐记者。现《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曾在《明报》工作和战斗过。

多年来《明报》一直在与胡仙的《星岛日报》和马家兄弟的《东方日报》争夺香港读者市场。金庸很有自信，他常对人说：“胡仙继承了一大笔遗产，而我从上海来到香港的时候是个穷小子。”胡仙在香港受到尊敬，但是金庸更是被认为是英雄——《明报》是香港最有影响的报纸，有人把它比喻成香港的《泰晤士报》，其对中国时局的预测和分析，是其它报纸不能比拟的。《明报月刊》则是华人世界最文人化的刊物，其对大中华的大关怀，在所有的月刊里，是办得最好和最公正的。而《东方日报》的马家兄弟虽然也是从果菜贩子变成的百万富翁，但是他们不过是一些热爱丑闻的报业业主，毫无理想和追求可言。

金庸认为，私人出钱兴办的报社，不是社会的“公器”，而是老板的“私器”。现任《明报》总编张健波所言：“老板只看两个数字，一个是营业额，一个是销量。”正是这两个数字决定了报纸反映老板的意图。金庸提出的例子是：报业大王默多克收购伦敦《泰晤士报》（Times）后，资深总编辑罗伯特·埃万斯（RobertEvans）的立论与老板不同，即被解雇。

金庸“主政”时期的《明报》

无论在编辑委员会，还是行政委员会，长期担任家长角色的查良镛都是最高的决策者，《明报》是金庸的《明报》。这与胡仙不懂报纸，从来不进入编辑部很不一样。“万金油女小开”胡仙虽然是个报业业主，但总是勤勉地在豪华的虎豹别墅里为手下记者、编辑的帐单签单，而不是在新闻和政治的领地纵横捭阖，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使进入1990年代，虽然《明报》编辑部组织架构庞大复杂，但整体运作仍围绕查良镛而行。

金庸的理想是把《明报》办成全世界最好的中文报纸。他说：“报馆由一个人控制，一个人死了，报纸就不能生存；要是制度化了，即使个人被暗杀，报纸还是可以营运下去，所以我提出制度化。”1992年2月金庸主动将《明报》的控股权转让给商人于品海。1993年4月1日，于品海取代查良镛出任明报企业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查良镛主政《明报》的年代结束。1994年1月1日，查良镛辞去名誉主席职位。金庸离开的那一天，在偌大的办公室，他将自己的日用品装进纸盒。虽然金庸还是《明报》的精神领袖，但是《明报》已经不再是查良镛的《明报》。

金庸在售卖《明报》前先后与多家媒体机构洽谈，著名的有默多克名下的《南华早报》、《镜报》集团、新加坡的《联合早报》集团和日本的《东京时报》集团等，但最终选择了和自己一样白手起家的于品海。成为《明报》第二代业主的于品海19岁在加拿大办中文手抄报纸；30岁以零成本收购马尼拉希尔顿酒店；后投入网络行业，现任香港联交所上市公司中国数码信息董事会主席。2000年以5.9亿身家位居香港千禧富豪一列。虽然他被金庸看重，但最后还是把《明报》转让出去了。《明报》现任老板是马来西亚人张晓卿。张晓卿买下《明报》时，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被金庸婉言拒绝。

新闻传媒人王世瑜在谈及《明报》的成功时说：“《明报》的成功，可归功于查良镛个人的远见。由早期以武侠小说的金庸作号召，迈向1960年代以政论闻名的查良镛年代，以至目前上市以企业手法经营《明报》，查良镛成功地将《明报》塑造成一份备受知识分子尊敬的报纸。”在“黄色新闻”和贩卖“三S”盛行的香港，仅有的数份报纸中，只有《明报》走持平、踏实的路线，以客观和忠实的态度作为办报原则。

强烈的爱国心、永远相信自己是对的、政治上的实用主义、个人英雄式的竞争心理，金庸创造了文人办报不但不倒，而且极度成功的历史先河。这在中国新闻史上是一个伟大的奇迹，前无古人，后启来者。也正因为这个奇迹，人们怀念金庸主政时期的《明报》。

武侠小说后的又一奇招

抗战后，金庸始到杭州的《东南日报》当记者，4个月后赶上上海《大公报》招聘国际新闻翻译，金庸被录用。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24岁的金庸被从上海派到香港，这一派就成就了将“查良镛”变成“金庸”的契机。

1950年，当金庸的老爸查枢卿在内地被作为“反动地主”批斗时，在香港，金庸也正过着不得意的穷记者的生活。1952年，金庸跳槽到《新晚报》做副刊编辑。副刊负责人罗孚见他“功夫”了得，便请他和另一位编辑陈文统(即梁羽生)写武侠小说连载，于是《书剑恩仇录》一炮打响，金庸从此开始了光辉灿烂的“大侠生涯”。《新晚报》之外，他又开始在《商报》连载《碧血剑》，之后是《射雕英雄传》。

鲜为人知的是，金庸那段时间还以姚馥兰、林欢的笔名撰写影评文章，还为长城电影制片厂写剧本，《绝代佳人》、《兰花花》、《王老虎抢亲》等，编剧即为金庸(林欢)。其中，《王老虎抢亲》还使他过了一回导演瘾(与胡小峰合导)。

金庸的武侠小说震动了文坛，具有出色的生意头脑的金庸见有机可乘，就借“大侠武夫”和“威名”创立了自己的报纸，是谓《明报》，时在1959年。

《明报》是金庸继武侠小说之后创造的又一奇招，但长期为他的“大侠”之名所掩。《明报》创办时，资本仅10万元港币，金庸出8万，另两万为他的中学同学沈实新所出。到《明报》1991年股票上市时，其市值已达8亿7千万，金庸独占六成。1992年，金庸开始卖出《明报》的股份，估计前后可套现10亿以上。

《明报》初创时，以连载金庸自己的小说《神雕侠侣》为号召。此外，金庸还亲任社论主笔，成为吸引读者的另一块黄金招牌。那时他下午写小说，沉浸在虚构的古代江湖刀光剑影里；晚上则写社论，又在现实的世界中“神雕侠侣”起来。

几十年来，《明报》的社论一直对社会具有较大影响，不仅备受港英当局关注，甚至也受到内地和台湾的重视。而金庸，也成为海峡两岸都想争取的诤友。

1962年，受“大跃进”影响，内地有大批人员偷渡香港，被香港警方堵截于上水梧桐山。由于事件敏感，《大公报》、《文汇报》等报都不予报道，《明报》却“莽莽撞撞”，大声疾呼，从是年5月12日起，几乎每天都作头版全版报道。由于这种关注，按现在的话说是“炒作”，《明报》的发行量由万余份飙升到4万份，其真善和勇敢的形像，深入民心。作为选题策划者，金庸的生意头脑和侠义心肠于此又见一斑。

《明报》一直被香港报界誉为清流，到现在虽然两度易主，仍保持本色。由于经常涉及敏感问题，观点尖锐，立场鲜明，《明报》在金庸主政时踢爆了不少火药桶。金庸本人甚至被一些人骂为“豺狼镛”，列为第二号要杀的人。

《明报》现在的老板是马来西亚人张晓卿。张晓卿买下《明报》时，曾诚意邀请金庸出山，任名誉主席，但金庸要求有实际的指挥权，想炒谁鱿鱼就炒谁鱿鱼，遂为另一些人不喜，只好作罢。

前不久，张晓卿邀请金庸到吉隆坡《星洲日报》演讲，租了一架直升机和金庸一起在森林上空游飞，还请金庸在他的大花园里种一棵树。金庸一看，旁边已种两棵，一棵是李光耀所种，一棵是马哈蒂尔所种，而自己独在中间，荣幸得直笑。

办报纸不同于写那些武侠小说，金庸看得十分实际，实际到抠门的程度。他对《明报》记者，一直实行“微薪制”。他对年轻的记者说，在《明报》工作是他们的光荣，别看就这么一点工资，还有人排队想进来！不过，说得也是，无论谁，只要在《明报》干过，立即会身价大抬，从此不愁。今天，香港报界的一些老大如《苹果日报》社长董桥、《信报》社长林行止、《东方日报》主笔陶杰等，都曾在《明报》干过。

特立独行《明报》金庸

金庸给作者的稿费也不高。不少名专栏作家，如张小娴、亦舒等都是从《明报》出的名。《明报》的专栏版极有江湖地位。大报低酬，仍然趋之者众。在《明报》开专栏，是身份的象征。在《明报》都开过专栏，还怕搞不到钱吗？

不过，也有人对金庸谈稿费。林燕妮现被称为全港最好的散文作家，当初也为《明报》撰稿，要求金庸加稿费。金庸说：“你那么爱花钱，加了又花掉，不加”。亦舒也叫他加稿费，他又说：“你又不花钱的，加了稿费有什么用？”亦舒为此在专栏里骂他。金庸看了，仍笑着说：“骂可以骂，稿照样登，稿费照样一点不加。”

不过那些闭口不提“加”的，到年底，金庸反而会加一点。这是他性格好强的表现。

金庸回顾一生，快乐良多，却也有遗憾，就是把时间都花在办报和写小说上了，没有好好做学问，“别人(指他接触的一些外国学者)精通希腊文、拉丁文，德文又好，法文又好，谈到法国史就背一段法文出来，真是不同的，我拍马都追不上了。”他对记者这样说。但他接着又说：“不过没关系。我背一段《论语》、《孟子》、《史记》，他们就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