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在《大公报》的招聘中脱颖而出

1946年，查良镛进入杭州的东南日报社工作，每天晚上收听并翻译国外电台的广播，作为报纸的新闻来源之一。

查良镛在《东南日报》工作不到一年，时局发生重大变化，内战全面爆发，前方战场上炮火连天，只是战火还没有烧到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宁、沪、杭。被誉为人间天堂的杭州依然夜夜笙歌，西湖上画船如梭、游人如织，达官贵人醉生梦死，“山外青山楼外楼，西湖歌舞几时休”的诗句一次次穿越王朝更迭、世变循环。

从《书剑恩仇录》到《射雕英雄传》《倚天屠龙记》，再到《笑傲江湖》，金庸一再梦回杭州，以亲切的笔触，勾勒出西湖的美丽神韵――

陈家洛满饮一杯，长啸数声，见皓月斜照，在湖中残荷菱叶间映成片片碎影，蓦地一惊……陈家洛远望众人去远，跳上一艘小船，木桨拨动，小船在如镜的湖面上轻轻滑了过去。船到湖心，收起木桨，呆望月亮，不禁流下泪来。原来次日八月十八是他生母徐氏的生辰。他离家十年，重回江南，母亲却已亡故，想起慈容笑貌，从此人鬼殊途，不由得悲从中来。适才听徐天宏一说日子，已自忍耐不住，此刻众人已去，忍不住放声恸哭。

这正是查良镛的身世，他笔下陈家洛的母亲和他母亲一样姓徐，不是简单的巧合，而是他刻骨铭心的人生体验，西湖也是小时候母亲带他来过的地方。

1947年下半年，查良镛辞职离开《东南日报》，离开杭州，也离开了西湖。

在任上海市法院院长、东吴大学法学院兼职教授的堂兄查良鉴的帮助下，他以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的学历，插班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攻读国际法专业。

同时，他因投稿关系被《时与潮》半月刊总编辑邓莲溪看中，邓请他做编辑，属于兼职性质。当年他在重庆就熟悉这本关心国际时政的期刊，还模仿它的路数自办过《太平洋杂志》。随着抗战胜利的接收大潮，《时与潮》也告别雾都，来到上海。

这位向往周游列国，多年来做着外交官之梦的青年对国际局势有着更多关注，加上在杭州《东南日报》的工作关系，他对国际时事的感觉非常敏锐。邓莲溪请年轻、懂英文、笔头快的查良镛当编辑，其实是让他一个人担负半月刊的编辑、发稿工作。从当年10月16日出版的《时与潮》半月刊第28卷第5期起，版权页上就印着“编辑查良镛”。这一期刊登有他翻译的《右派的自由主义》一文，其中说，“自由主义是一切政治哲学和生活方式中最高贵的一种。自由精神与自然规律及人类的创造本能最为适合。这是西方文明最深最坚的基础。它有西方历史中最足以自傲的传统”。

他在《时与潮》半月刊做编辑，自己翻译的文章很多，几乎每期都有，经常同一期刊出他两篇译文，分别署名“查理”“查良镛”。11月16日出的那期有他译的《强权政治即是战争》《美国物价高涨与对策》，12月1日有《英国能挺过冬天吗？》《英国议会做些什么？》，12月16日有《资本主义与世界和平》《法国饥馑的原因》。《时与潮》副刊也刊登了他的大量译文，有《人间的天堂――瑞典》《心理学家论政治》《英国报业现状》《预言家》，也有《胖子与瘦子》《我怎样写畅销书？》《了解你的头发》等等。

在陈布雷的帮助下，《时与潮》占据了梵王渡路618号一幢气派的花园洋房，作为编辑部。房子共有三层，外面高墙铁门，里面芳草如茵，鲜花盛开，各种设施完备，编辑部设在楼下一间豪华的小客厅里。从12月1日出版的这一期起，《时与潮》的地址即改为梵王渡路，封底还专门刊登了启事。

老同学余兆文一次路过上海，顺便去看望查良镛，见他一个人在椭圆形的小编辑室里忙得不亦乐乎。他的工作就是在大量外国报刊中挑选文章，然后剪下来，分别寄给特约作者，等他们把翻译好的文章寄回来，他再将译文和原文核对一遍，就可以发排了。

当时，《大公报》在新闻界的影响正如日中天，待遇高、收入稳定也是众所周知的。报纸一刊出招聘广告，应征函就如雪片一般飞来，共有109人。上海本市的占百分之九十五，其他多来自南京、徐州、苏州、嘉兴、杭州，年龄最大的已过60岁，最小的只有23岁，有中央研究院的研究员、大学教授、银行职员等，其中还有知名作家，附有出版的作品。他们在应征函中所述的理由有对新闻工作感兴趣、倾慕《大公报》的盛名、公务机关待遇微薄不足糊口、在银行工作清闲想兼夜差，等等。

《大公报》有独特的用人标准，不唯名气，不唯资历，唯才是举，否则查良镛是没有机会的。报馆最后选择了十位优秀的应聘者参加笔试。资深的《大公报》翻译主任杨历樵拟定试题并亲自阅卷，评定分数。试题有英文电报一，社论一，要求将之译为中文。查良镛第一个交卷，只用了65分钟。随后，他又顺利通过杨历樵、许君远、李侠文负责的口试。

正是凭着查良镛的中英文基础，特别是在杭州《东南日报》工作时所受的正好是这方面的专业训练，他在109名应聘者中脱颖而出，顺利通过严格的笔试和口试，第一个被录用。

这是查良镛生命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他从学生时代起就很喜欢《大公报》，1947年10月底，他迈进了《大公报》的大门。当年11月20日出版的《大公报》内刊《大公园地》上有10月份的人事记载简报，其中“入馆职员”一栏有“翻译查良镛”。

他在上海《大公报》上的是夜班，不影响东吴大学法学院的学业，而且可以在《时与潮》兼职。他曾对余兆文说起在《大公报》工作时的情形：

《大公报》的要求要高得多，有些稿子在付印前，经常要几个编辑过目，经过仔细推敲，方才定稿。报馆明确规定：稿子有误，编辑负责；排印印错，唯校对是问。职责分明，赏罚有则。写错印错都要按字数扣薪。如果超过一定字数，那就要除名解职了。

尽管工作压力大，要求严格，但《大公报》有富有人情味的一面。“晚上的夜餐倒是报馆免费供应的，说起来，多是吃稀饭，可配稀饭的，不是香肠、叉烧，就是酱鸡、烤鸭，或者火腿炒鸡蛋、油炸花生米，自然也有酱菜。晚班工作完毕，街上没车了，报馆会派车子把所有的编辑一个个送回家去。”更吸引他的还是《大公报》的那种精神气质，“《大公报》还有一点蛮有意思的，它上自总编，下至普通工人，全报馆的工作人员对外一律自称‘记者’，就是报馆的负责人王芸生也不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