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金庸情史中的三婚一恋

“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金庸在武侠小说中写尽人间的悲欢离合、恩怨情仇。他在接受中央电视台采访时说过：“我的婚姻不理想，我离了好多次婚。”在纸上“笑傲江湖”的背后，他的婚姻曾两次破裂，心爱的儿子在美国自杀，这一切他都得一一承受。

一、杜冶芬:双木成林的幸福生活

金庸与杜冶芬

金庸与第一任妻子杜冶芬的爱情萌芽于1947年的杭州，那时他在《东南日报》工作，因主编幽默专栏而与杜冶芬的弟弟杜冶秋认识。杜家父亲在上海行医，母亲喜欢清静，用八根金条在杭州买了所庭院，平时与女儿一起住在杭州，杜冶秋则跟着父亲在上海上学，假期才来杭州。

一天，金庸编的“咪咪博士答客问”栏目有这样一个问题：“买鸭子时需要什么特征才好吃?”“咪咪博士”回答：“颈部坚挺结实表示鲜活，羽毛丰盛浓厚，必定肥瘦均匀。”少年杜冶秋不以为然，写了一封信去“商榷”(或说抬杠)：“咪咪博士先生，你说鸭子的羽毛一定要浓密才好吃，那么请问，南京板鸭一根毛都没有，怎么竟那么好吃?”“咪咪博士”回信：“阁下所言甚是，想来一定是个非常有趣的孩子，颇想能得见一面，亲谈一番。”杜冶秋回信：“天天有空，欢迎光临。”

金庸在一个星期天下午登门拜访，邂逅了17岁的杜家小姐杜冶芬。第二天，他再度登门，送去几张戏票，盛情邀请杜家一起去众安桥的东南日报社楼上观赏郭沫若编剧的《孔雀胆》。这个戏由上海人民艺术剧院前身“抗敌演剧九队”公演，在杭州引起很大反响，人们争相观看，《东南日报》除一般报道外，还花了不少篇幅进行宣传。之后杜冶秋和父亲回上海去了，金庸却成了杜家常客，与情窦初开的杜小姐双双坠入爱河。

1948年3月，《大公报》要派金庸到香港工作，他不是很乐意，写信到杭州，征求杜冶芬的意见，她的答复是短期可以，时间长了不行。后来报馆高层同意他的要求：只去半年。赴港前他去了两次杭州。当时许君远要他写一篇《我怎样决定到香港》，在《大公园地》上发表，同事李君维甚至预先给他起好了题目，就叫《杭州别凤记》，还画好了两个小报头。他说：“一看报头如此之美，题目又如此之艳，文章也吓着不敢出来了。”3月27日，杜冶芬送他到上海，替他整理行李，送他上飞机。临别前交代他一句话：“我们每人每天做祷告一次，不要忘了说，但愿你早日回到上海。”飞机是30日早晨起飞的，“本来预定计划4月1日办一件有关终身大事而并非终身大事的事，于是一切只好‘半年后再说’”。

据说，当年10月他们在上海举办了婚礼，许君远是证婚人。

杜冶芬随他去了香港。他在《大公报》《新晚报》时的老同事、上司罗孚记得，他们那时住在摩理臣山道，附近就是杜老志道和杜老志舞厅，所以有人就开玩笑给这位杜姑娘起了个外号，叫她“杜老志”。

金庸曾以“林欢”的笔名写影评、编剧本，这个笔名的来历，他本人没有作过任何说明，杜冶秋说，“林”是因为他们夫妇两人的姓氏“查”和“杜”中都有一个“木”字，双“木”成“林”，而“欢”是他们当时男欢女爱、生活幸福的写照。杜冶芬在香港的几年，金庸忙于工作，没时间陪她，她一个人在家寂寞无聊，生活过得不愉快。最后她独自回了内地，两人办理了离婚手续。

罗孚说杜冶芬在长城电影公司担任过场记，后来不知怎么，两人分了手，她一个人回杭州去了。

金庸在《大公报》的其他同事说：“杜冶芬是杭州人，不懂粤语，在香港感到生活苦闷，加上当时查良镛收入不多，她在吃不了苦的情况下，离开查良镛。”金庸74岁时回忆这段不愉快的婚姻，依然眼含泪光地说：“是她背叛了我。”

有记者问罗孚，金庸在接受采访时说是太太背叛他，是怎么回事?罗孚回答：“他是这样讲，我们当时也不是很清楚。”

金庸自认是个感情重于理性的人，他对记者说：“年青时，喜欢一个女孩子，明明知道不合适，或者没机会，也照追可也。”“现在不怕讲，我第一任太太betrayed(背叛)了我。”他还说：“我是离过婚。第一次结婚的时候，她很爱我，我很爱她。但事后离了婚，你问我后悔不后悔，我说不后悔。因为在当时条件下，大家好真心真意的，事后变故，大家没办法知道。”

他们没有子女。杜冶秋回忆：“有些报纸说查、杜分离是因为查欲求职‘外交官’遭妻子反对，迫不得已才分手的，实际上是无稽之谈。”杜冶秋认为，“后来离婚的主要原因，恐怕还是‘爱尚且存在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