细数金庸情史中的三婚一恋

二、朱玫：《明报》初创，共患难

金庸与朱玫

金庸的第二任妻子叫朱玫(又名璐茜)，新闻记者出身，美丽能干，懂英语，比他年轻十一岁。两人相恋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当时的同事高学逵的小孩子高洁还是个小学生，一次报馆同人郊游沙田“丽园”，目睹这位“查叔叔”带了一位文静窈窕的女朋友。“朱漆九曲桥畔，相依相偎。我们还是头一次见识什么叫热恋呢。”

1956年5月1日，他们在香港美丽华酒店举行婚礼。当时金庸还在《大公报》工作，并以“林欢”等笔名写影评、电影剧本。很多新闻界、电影界的人到场祝贺，包括《大公报》社长费彝民，电影演员陈思思、张铮、乔庄等。《长城画报》刊登了他们的结婚消息。

他们在半山缆车径(现在的坚尼道)2号租房居住，房东就是后来在《明报》写专栏的简而清。他们的大儿子查传侠出生之后，金庸创办《明报》，筚路蓝缕，备尝艰辛，朱玫与他患难与共，成为最早也是唯一的女记者，夜半渡口留下了他们夫妻的身影，还有一杯咖啡两个人分享等故事。那确实是一段令人难忘的相濡以沫的历史。《明报月刊》初创时期，金庸全力以赴，日夜忙个不停，那时他们已有二男二女，朱玫除了照顾孩子，每天还要给他送饭。

1968年的《明报》编辑会议记录表明，朱玫常以“查太”身份出席，有时称“查社长夫妇”，有时称“查社长、查太”。

《华人夜报》创刊，朱玫担任社长，之后还是《明报晚报》的采访主任。1969年5月20日，《明报》十周年报庆，在文华酒店举行宴会，她身着玫瑰红的礼服，烫头发，满有精神地与丈夫一起出席，迎接嘉宾。

在合影时，他们夫妇和沈宝新夫妇坐在一起，一对小儿女传侠和传诗蹲在他们前面，一个幸福完整的家庭。

1976年1月《明报月刊》十周年，金庸写下《“明月”十年共此时》，回忆“明月”初创，“我妻朱玫每天从九龙家里煮了饭，送到香港来给我吃”，笔下充满温情。此时，《明报》已稳居香港大报地位，明报王国颇具规模，他们的婚姻却出现了裂痕，最终走向离婚。朱玫很能干，对工作很认真，甚至有点固执，两人时常因为工作大吵，或许伤了查的自尊心，于是出现了婚外情。

“十元小费”结束了一段曾同患难的婚姻，缔结了另一段共富贵的姻缘。

当时《明报》的社址，是设在北角英皇道。

金庸在报馆做得累了，就最常去附近的一间餐厅饮杯咖啡，提一提神，松弛一下筋骨。这间餐厅就在北角“丽池”附近，金庸每日都会“到此一游”，是餐厅的熟客兼老主顾。

一日，金庸又如常去这间餐厅喝咖啡，突然有位年轻貌美的女侍应趋前，问他是不是金庸，他说是，大家就闲聊了数句。结账时，金庸额外给这位女侍应十元小费。这位女侍应当然受宠若惊，因为当时物价，十元是一个不小的数目，女侍应立即截住金庸，要将十元还给他。

女侍应说，金庸是文人，靠写稿维生，赚钱是相当辛苦的，所以那十元小费，她一定不会要。金庸听罢，满心欢喜，因为想不到这位女侍应年纪轻轻，却说出这番话来。之后他们就交了朋友。

想不到这十元小费，影响力这么惊人，不但缔造了金庸另一段情缘、另一段婚姻，亦改变了金庸与妻子朱玫的一段夫妻情。

据闻，金庸与这位女侍应感情发展一日千里，其后更在跑马地共筑“爱巢”。朱玫最初还蒙在鼓里，后来却从一些蛛丝马迹中，发现丈夫有外遇。金庸习惯每晚返《明报》写社评，但有段时间却甚少出现在报馆，只是叫一位后生将他写好的稿送去《明报》编辑部。

朱玫发现此事，就追问这位后生去哪里取稿。后生见无法隐瞒，便和盘托出，表示金庸叫他去跑马地取稿。于是朱玫叫这名后生带她去跑马地，终于发现了这个“秘密”。

当然，这段婚姻亦出现了危机，挽救不了，离婚似乎是最后要走的路。有传说指是金庸主动提出离婚，但朱玫也提出两大离婚条件，才肯答应跟金庸离婚：一是金庸付一笔钱作为补偿;二是该女侍应要去扎输卵管，才可与金庸结婚。

朱玫要这位女侍应扎输卵管，是为她的孩子着想。因为朱玫跟金庸已生了数名子女，若女侍应又有孩子，她的子女一定会被忽视，所以金庸与女侍应一定不能有孩子。

据说金庸答应了这两个条件，之后便与朱玫正式离婚。

这些传说或许无法得到确证，离婚的原因也很复杂，离婚则是事实。罗孚说：“朱玫协助他创业，尽了很大的力。她人很能干，帮他做了很多事情。跟他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就不是很清楚。”

“他与朱玫离婚，得不到好朋友们的谅解。”林燕妮说朱玫“也属性刚之人”，《明报周刊》总编辑雷伟坡结婚，在郊外举行婚礼，她也到场祝贺。

金庸问：“要不要我送你回家?”朱玫只回以淡淡一句：“不用了。”

朱玫在孤独和凄凉中度过后半生，有时会到英国去住，据说那里有她的亲戚。1995年前后有人看见她在港岛铜锣湾的街边卖手袋。有人告诉金庸，他表示不至于。

他说：“我一直想接近她，想帮助她，她拒绝，她不愿意见我，我通过叫儿子去照顾她，她也不愿意见到，她情愿独立。”

1998年11月8日，朱玫因肺痨菌扩散病故于香港湾仔律敦治医院，享年63岁，身后还有相当多的财产留给了三个子女。而替她拿死亡证的，既不是她的前夫，也不是她的儿女，而是医院的员工，晚境之凄凉令人唏嘘，与金庸晚年的风光更是构成了巨大的反差。

多年后，金庸说，如果可以补救的话，他希望可以对亲人好一些，对朋友好一些。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他脸带愧色地说：“我对不起朱玫……”他对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过：“我作为丈夫并不很成功，因为我离过婚，跟我离婚的太太有一位，我心里感觉对不起她，她现在过世了，我很难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