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办报纸是拼命 写小说是玩玩(图)

时代周报：你是自己喜欢改还是听了别人的意见才去改？

金庸：自己喜欢改自己写的文章。鲁迅也讲，一篇文章写好了放在那里，不要发表，过十几二十天拿出来看看，觉得不好，再修改一下，又觉得好一点，还是放在那里，再一年半载拿出来看看，再改一下会好一点。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在48岁以前精力最旺盛的时候就写完了，后来做了第一次修订，还有第二次，还有第三次，这个我就觉得很好奇。

金庸：我自己不是好的作家，好的作家都是这样子的。托尔斯泰写《战争与和平》，写好以后要交给印刷厂去付印了，印刷工人觉得这个字钩来钩去看不懂，他太太就重抄一遍，抄好了放在那里。托尔斯泰看这完全是根据自己修改的来抄，当然好得多，但是他觉得自己写得不好，又把他太太抄的草稿改得一塌糊涂。印刷工人还是看不懂，他太太又帮他抄一遍，托尔斯泰又把它改了。所以自己写的文章，一定可以改的。

时代周报：问题是人家觉得你的小说已经可以不朽了，还要那么改？

金庸：不敢当，不敢当！我这个明河社是专门出我的小说的，我修改之后要重新排过，每修改一次要花很多钱的。普通作家写了以后，叫他修改一个字，他也不肯修改的，改一个字花钱太多了。这个明河社本来是可以赚钱的，赚的钱都花在修改上面。普通作家没有这个条件，给了印刷厂，印刷厂就不肯给你改的，要拿回来修改一个字也很麻烦的。

时代周报：你有那么时间和精力来改自己的小说吗？

金庸：当时看看改过已经不错了，但是再过十天八天看看，觉得如果这样写会好一点。我写武侠小说还是比较认真，比较用心的。

时代周报：你的小说在中国大概是被改编成为电影、电视最多的吧？

金庸：很多改编把我的小说歪曲了。香港人看了也不满意，他们说：如果你有金庸这个本事，自己写一个好了。他们不会照我原来的小说这样拍的。

时代周报：张纪中拍的电视剧改编怎么样？

金庸：我跟他说，你改了，我不承认。他拍的，我有些看，有些不看。有些拍不好，我就不看，我跟他说你有些拍得不好，当面骂得他哭了。(笑)我太太就讲，你为什么骂人家，朋友嘛，他很努力拍，拍得不好有什么办法。我说：他不改好了。

时代周报：我觉得《天龙八部》拍得比较好。

金庸：《天龙八部》没有什么改动的。以前我说：你不要改了，要改不如让编剧自己去写好了。编剧写不出来就没有本事吃饭了。

时代周报：其实你在创办《明报》之前就曾经做过电影编剧，你的很多小说一章一节就是电影、电视的写法。

金庸：是的。我写剧本，当时是左派电影公司，他们要讲阶级斗争，讲贫富悬殊，要打倒有钱人，但是电影老是讲阶级斗争，人家是不喜欢看的。

时代周报：你原来看过许多西方电影，然后把电影手法融入到小说里？

金庸：对，西方电影、电视我都看。当时在香港写影评，就每天看一部电影，香港放电影很多的，每天看一部都看不完的。现在没有这么多电影看了。 

和诸先生的交往

时代周报：我到北京访问过李君维先生，当年他跟你一起考进《大公报》。

金庸：他是圣约翰大学毕业的，跟我一起考进《大公报》的。我到香港来跟他有关，本来要派他到香港来，他刚刚结婚，不来，那么，报馆就派我来了。他现在怎么样？

时代周报：李君维年轻时写小说很像张爱玲，非常可惜，后来几十年都不能写小说了，就在北京的电影公司任职。

金庸：这个人蛮好的，当时在上海，他穿得漂漂亮亮的。如果他不是结婚，派他到香港来，我就不来了，那我就糟糕了，我在上海要经过“反右”，一定反进去，“文革”一定糟糕，“反右”和“文革”两次一定非常糟糕的。说不定“文革”的时候就死了，武侠小说也不会写了。李君维后来不写文章也好，逃过“反右”，逃过“文革”了。

我和李君维相识也非常偶然。我在中央政治学校念书，后来给学校开除了，那时候孙国栋比我高两班，也是历史学家，周策纵也是校友，我们学校最出名的就这两位。孙国栋就讲柏杨翻译《资治通鉴》有很多毛病。柏杨第一次来香港，我跟他辩论了一次。他认为秦始皇很好，我认为秦始皇坏到透顶，我们辩论得好剧烈，他认为秦始皇统一中国，把一些乱七八糟的小国统一成为一个国家，所以秦始皇对中国有贡献。那时候张彻、董千里都是我的好朋友，大家围攻他一个人。后来我们不谈了，去吃饭。讨论学术问题也不损害友谊，后来我们也是蛮要好的。柏杨生病的时候，我去看过他。

柏杨认为秦始皇好，我说：你是受到毛泽东洗脑。柏杨其实有很多意见很好，像“酱缸”，“丑陋的中国人”。秦始皇这一点，很多中国历史学家讲秦始皇好的，我认为不好。

时代周报：后来张艺谋拍《英雄》不就又说秦始皇好吗？

金庸：人家来访问我，我说：“张艺谋拍《英雄》一塌糊涂。”

时代周报：你是不是有这样一种心理，觉得自己没有很完整地读过大学，所以退休之后想到大学里去读点书？

金庸：我喜欢读书，我觉得跟大学生做做朋友很有味道的。年轻人什么话也不客气的，大家放肆地随便讲，在浙大、在北大，这些同学谈天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