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办报纸是拼命 写小说是玩玩(图)

报纸和写小说都要讲老实话

时代周报：我听说你对《资治通鉴》读得非常熟。

金庸：因为那时候《资治通鉴》比较好看，容易看，我小时候在家里没有事，看《资治通鉴》像看故事一样，我觉得文笔好。

时代周报：有人说，你也把《资治通鉴》运用到《明报》的领导上来。

金庸：办《明报》跟你们办时代周报不同。如果今天晚上港督打个电话给我：“查先生，这个问题你明天怎么写怎么写。”我就把这个电话录音下来了。我明天去报告英国政府，明天就炒他鱿鱼了，所以港督是不敢这样做的。任何香港政府的人员想要干预舆论，你录音下来确定证据，告诉英国政府，英国政府马上把港督召回。

时代周报：许倬云先生讲，新闻是短历史，历史是长新闻。你做新闻的信条是什么？

金庸：英国报人史各特(C.P.Scott)讲：“事实不可歪曲，评论大可自由。”(Comment is free，but the facts are sacred)事实很重要，不能够歪曲，港督讲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情，或者某某某做过什么事情，这个事实不能歪曲，但是评论可以自由。我们的意见可以不同，但是根据同样的一个事实是不能歪曲的。这一点是我们办《明报》必要的信条。

时代周报：你从《大公报》出来，到了35岁时自己创办《明报》，重要的缘故是什么？

金庸：我在《大公报》工作时，《大公报》还是独立、自由的，所以被认为是中国最好的报纸。我考进去，当然是希望讲真话，后来到了大跃进，开始讲假话，我说这个报纸不行了。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它还是讲一亩地出5万斤粮食，我讲这是假的，我亲自到广东去参观过。

时代周报：后来《明报》还跟《大公报》打过笔战？

金庸：他们(文革左派)要来打《明报》，《明报》就退让，不跟它真正打。他们打到《明报》门口，工人就把铅熔化了，放在楼上：你们过来，我们就倒下来。他们也不敢过来了。

时代周报：1966年创办《明报月刊》时，中国正是风雨飘摇的时候。

金庸：《明报月刊》的态度还比较温和一点，有些内地的学者或研究机构还可以订。《明报》就是跟“文化大革命”对着干。我说过办《明报》是拼了性命做事。幸亏最后没有死，那是运气好。

时代周报：当时你和朋友姜敬宽通信时，就认为《明报月刊》的风格想办成“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

金庸：对，那是很公正，凭良心讲话。到《明报月刊》四十年时，我还是讲：我当时是拼着性命来办的，准备给打死的，结果没有打死，还好。他们觉得我很勇敢，我说在香港做事情，勇敢一点也不奇怪。如果这个事情发生广州，勇敢才了不起。香港这个环境中，要勇敢很容易的。

时代周报：你投入到办报的精力比写小说的精力更多？

金庸：办报是真正拼了性命来办的，写小说是玩玩。

时代周报：你怎么不把自己在《明报》的社评集成集子？

金庸：现在大陆是不能出的，我出一本《金庸散文集》，很简单的，我访问胡耀邦、邓小平，这些在国内的《参考消息》都发表过的，他们还是建议这两个访问记都删掉。

时代周报：你跟同辈的罗孚先生、梁羽生先生还有联系吗？

金庸：我跟他们都是《大公报》同事，后来办《新晚报》。罗孚和梁羽生都是我的好朋友，罗孚常常见面的。梁羽生现在澳洲，生病生得很厉害，我准备过年的时候去看望他。他在香港中风进医院，我去看过他。现在我年纪大了，以前很多老同事都过世了。

时代周报：跟新闻界的晚辈交流多吗？

金庸：我在浙江大学做人文学院院长，其中有一个系是传播系，我在演讲的时候，有些同学就问我：你在香港办《明报》很出名，办得很成功，而且人家要杀掉你，你也不怕，我们现在学传播媒介，应该取什么态度？我跟学生讲：你们要做好人，不要做坏人，这是唯一的标准，不能跟我在香港那样写文章，我在香港是拼了命来做的，是准备把性命牺牲，把报馆也准备让他们铲掉了。你们现在不能牺牲性命，牺牲报纸事业，你的报纸事业还没有牺牲，人已经先被炒了鱿鱼。如果做坏人的话，不做报纸也可以做坏人，男人可以做强盗小偷，女人可以做妓女舞女，宁愿做坏人的话，不一定做新闻工作，什么坏人都可以做。假设浙江一个高官老是贪污，老是欺压老百姓，你写一篇文章美化他，违背良心，这是不可以。 

10年后再第四次修改小说

时代周报：听说你现在还在改自己的小说，是真的吗？

金庸：现在不改了，已经改了三次了，第三次已经改完了。《碧血剑》、《天龙八部》、《雪山飞狐》改得多。我第三次修改，陈墨提了很多意见，很多意见我都接受，主要意见是《侠客行》、《飞狐外传》、《雪山飞狐》。

时代周报：还会再改小说吗？

金庸：第四次将来再过十年再改吧。

时代周报：沈从文先生晚年喜欢改自己的小说，张兆和就跟他说：你不要再改了，越改越没有以前那么好。

金庸：小说是自己的作品，自己看总是觉得不好，需要修改一下。人家的作品我觉得不好，但是不好去修改人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