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我真正擅长的是做报纸

１１月２３－２７日，金庸在著名作家邓友梅等人的陪同下游览了厦门、泉州。厦门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副教授李晓红与金庸从文学与传媒关系的角度进行了对话。

金庸，１９４６年在杭州《东南日报》任外勤记者，从此开始他几十年的报人生涯。其后他又在《大公报》任国际电讯翻译，在《新晚报》做副刊编辑。１９５５年，金庸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经《新晚报》发表便引起轰动；《碧血剑》、《射雕英雄传》分别于１９５６年、１９５７年连载于《香港商报》；１９５９年，《雪山飞狐》连载于《新晚报》；１９５９年，金庸创办《明报》，其长篇小说《神雕侠侣》开始在《明报》创刊号连载；此后，１９６１年，《倚天屠龙记》、《鸳鸯刀》、《白马啸西风》开始在《明报》连载，１９６３年，《天龙八部》开始在《明报》连载。

“想办全世界最大的中文报纸”

李晓红：查老师您好！您１１月２５号下午在《泉州晚报》社做的报告非常精彩，从一个报界前辈的角度，谈了《大公报》对您的影响。您能否具体谈谈《大公报》对您的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

金庸：我以前在上海《大公报》工作，后来到香港《大公报》工作。《大公报》有一个传统，在文字上很注意，记得一个编辑的一个字写错了，上面的编辑就来说，这个字以后不可以这样写。报社内部有很多的规定，什么字应该这样写，什么字应该那样写，每个字怎么写怎么写有很多的规矩，对编辑的训练相当严格。还有标题，上面的这样写与下面的对不齐，那标题这样就要重起，外行的人看不出来，但内行的人就知道这样不好看了。编辑工作中还会碰到哪几个同样的字不可以在同一行出现，就要换几个字。中文程度不够的话，要换字就换不过来了。当年我在《大公报》还学做翻译，记得在翻译美国的一个部长到南京来访问的谈话时，翻译老师指出我翻译得太复杂，其实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还耐心地告诉我怎么翻译比较好，怎么就不好了，我至今还能记得。

李晓红：２０世纪２０年代前半期文人办报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到了５０年代之后，这种现象就比较少见了。您当时写作已经蛮有影响了，怎么会想再去办报纸呢？

金庸：大多数人都知道我是武侠小说家，其实我真正擅长的业务是做报纸、做记者、做新闻。翻译、记者、编辑全部都做过，后做总编辑、总社长，我报馆什么工作都做过。我看现在的记者做采访就不喜欢，拿一个录音机放在那里，这个不好。你脑子不好不要做记者。做报纸我差不多有五六十年了，从１９４６年开始，一直没有停。我办报纸主要是出于爱好，对报纸的业务比较熟悉，全心全意地把时间精力都放在上面。

我当初办报就是想办全世界最大最好的中文报纸。我们在香港，有一些独创之举。我们强调报人首先要有独立人格。

“做记者最低限度是做好人”

李晓红：您办报纸的一个宗旨是“无欲则刚，有容乃大”。我觉得这句话在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不能够理解。比如说我的女儿，她的名字叫思容，她的名字来历也是她爸爸希望她“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但是她似乎并不是很喜欢这个名字。她是看了您的《射雕英雄传》之后才喜欢的，因为她喜欢我们叫她叫“容儿”。实际上以她七岁的理解力来讲，她很难理解这句话。而且我觉得在今天这个欲望化的时代，坚持这个“无欲则刚，有容乃大”也特别困难。

金庸：各种社会都有不同限制。做报人同样经常会遇到困难，其实做什么工作都有困难，一个人生在世界上就会遇到困难。所以做新闻工作当然有困难。

我一直记得在《大公报》受的训练，做报纸一定要讲真话，不讲假话，不能骗人，不能欺骗读者。如果骗人也可以赚钱，何必去办报纸？办报纸不可以骗人。做报人就是要讲真话。报纸是人民的耳目，是人民的喉舌，他看不到你帮他看，他的心声你帮他讲出来。要代替人民去看，去听。当然这个有外在的条件的限制。我讲，做记者最低限度是做好人，不要做坏人，最低限度！你要听人家的话，要赚钱的话，就不要做新闻记者。做一个新闻记者，良心要过得去。这很困难，不一定做得到，遇到引诱的时候要抵抗。

办报纸，高楼、设备等硬件固然重要，但最重要的是人才。我个人办报纸，报纸的生命不在机械化的东西，报纸的水准高不高，与报纸的设备没有关系。报纸办得好不好不在机械化的东西，关键在于有没有独立精神，水准高不高，文字好不好，有没有错别字。

“读者来信提出批评，我会紧张”

李晓红：您最早看到的一部武侠小说是《荒江女侠》，当时有非常多的武侠小说家，比如说像《荒江女侠》的作者顾明道，还有向恺然、还珠楼主，当时他们这一代武侠作家对您有没有影响？同时您能不能对您这一代的武侠作家做一个评价？

金庸：我从小到大，最愉快的事情是读书。如果让我面对两种选择——一种是让我坐牢１０年，在牢里每天都可以读书；另一种是让我自由自在，但不准读一本书。那么我一定选择坐牢，放弃自由１０年可以，但放弃读书１０年，我无论如何都难以接受。

我看书不是为功利的，我喜欢看就看，爱看就看。我喜欢看的书你不让我去看，我也要偷偷地去看。做人不能太功利了，看书也不可以太功利。不要轻易说好不好。

如果要我说哪类书对我影响最大，那肯定是武侠小说，我从小就爱读武侠小说。《荒江女侠》是比较早期的。我喜欢白羽、还珠楼主那两个人，他们的文笔比较好，想象力也很好，故事讲得合情合理，想象也很浪漫，有些情节很稀奇古怪的，对年轻人吸引力很大。

李晓红：您的小说当年都是在报纸上面连载的，那就是说报纸连载这种形式在２０世纪初到７０年代可以说达到辉煌的时期，但是在今天好像报纸连载渐渐式微了。我有一个可能是很不礼貌的问题，假如说您在当下时代写作的话，您觉得你能不能创造金庸传奇？

金庸：当时香港办报纸也是新闻主攻，副刊主守。好像美国打伊拉克，美国大选，每个大事发生的时候，都是大家关心的。报纸本来销十万份，一个大新闻出来可能销十五万份。你报道得详细，报纸销量马上涨上去了；假如副刊很好的话，每天有小说故事拉着读者，可能就会增加五万读者，小说写得很好看，今天看了明天不知道黄蓉怎么样，郭靖怎么样，当然要接着往下看。报纸新闻就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攻了之后，占领阵地之后，还要守一部分，不要刚攻了五万份，没多久又损失五万份，甚至损失到六万份就失败了，所以一个攻的一个守的，报纸就能做好。当时我是这样想的。副刊如果做的好的话，可以增加销量，可以保持报纸销售稳定，因为世界上不可能天天有好大的新闻。今天没新闻，明天没新闻，读者可能不看报不买报，但副刊好的话他天天要看的。

李晓红：报纸副刊上的长篇小说连载有一个很重要的形式，就是读者跟作者之间有一种互动。比如说读者反响很好，作者就写得非常来劲。我想当年您肯定也体会到这样一种激动。

金庸：是呀。读者常常给作者写信，作者收到这些读者的信，得到一份鼓励。有的读者来信批评写得不好，不紧凑，我都会紧张。我会接受读者的意见。

“通俗作家和所谓高雅作家不应该分的”

李晓红：我觉得刚刚谈到那些问题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人们一直在考虑，到底把您归入到一个通俗作家的行列还是纯文学作家的行列？就您个人来讲，把您列在哪个行列里，您感觉到比较荣幸？

金庸：我觉得，如果一个作家的读者越多就越好，我是这个感觉。通俗作家和所谓高雅作家其实是不应该分的。

李晓红：但是我们的文坛好像很习惯去做这样一个判断。

金庸：其实中国文学总是有这样过程的：起初通俗的东西，总有一些士大夫不习惯接受。比如唐诗，开始兴起的时候也不太被接受，后来考试要考诗了，唐诗地位才开始提高。宋词也一样，宋词本来是大家喝酒的时候由歌女拿来唱唱，但到了后期，宰相、皇帝都在写，地位就高了。小说《红楼梦》《水浒》《三国演义》在当时地位不高，是通俗作品，但到后来多数人都接受之后，相应的文学观念也会改变的。同样，几百年前外国的小说《唐吉·诃德》，它的娱乐性很强，很好看的，但它又包含着深刻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