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出世：金庸是怎么写起武侠小说的

《书剑恩仇录》：故乡传说

从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到《草莽龙蛇传》，查良镛都是忠实读者，他从未想过自己也要上阵。1955年2月初，罗孚和“天方夜谭”的编辑忽然向他紧急拉稿，说《草莽龙蛇传》已连载完了，必须有一篇武侠小说顶上，而梁羽生顾不上，写稿之责非落在他头上不可。他从来没写过武侠小说，甚至连小说也没有写过，迟迟不敢答应。经不起他们的劝说，查良镛只好答应了，打电话到报馆，报了个题目《书剑恩仇录》，但从哪里写起，他还没想好。

2月7日，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了一个老工友上门来等，在当夜九点前无论如何要有一千字的稿子，否则明天的报上就有一块空白了。老工友触发了他的灵感，他便从塞外古道上一个“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神充沛”的老者写起，先把这个工友打发走再说。所以他说，“如果我一开始写小说就算是文学创作，那么当时写作的目的只是为做一件工作”。

2月8日，《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的“天方夜谭”版开始连载，署名“金庸”，每天一段，直到1956年9月5日，共连载了574天。

“镛”字拆成两半就是“金庸”，他自称“没有什么含意的”。金庸横空出世，从此世人往往只知金庸而不知查良镛。

作为武侠小说家的金庸从1955年2月8日出场，这一年他已年过而立。虽然早就离开了故乡，但故乡在他的梦里夜夜萦回，母亲、父亲、兄弟姐妹，故乡的风物人情、民间传说深埋在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心中。遥望江南，那是他永远的爱和痛。“如果你到过江南，会想到那些燕子，那些杨柳与杏花，那些微雨中的小船。”这正是他落笔写《书剑恩仇录》时的心境。当他写下第一部武侠小说时，他想到的是遥远而亲切的故乡，那里有海宁潮、母亲和从小熟悉的传说。

故乡一直流传，乾隆皇帝本是海宁陈阁老的儿子。雍正皇帝生了个女儿，用调包计换去了陈家的儿子，乾隆实际上是汉家的血脉，这传说越数百年而不衰，从小铭刻在金庸的心里。故事轮廓由此而来，从家国恨到儿女情，江湖、江山、英雄美人、民族恩仇……一一展开。他对母亲的思念情不自禁，陈阁老夫人的名字最初连载时叫“徐惠禄”，与他母亲的名字仅一字之差，以后修改出版时改为“徐潮生”。

“我是浙江海宁人，乾隆皇帝的传说，从小就在故乡听到的。……因此第一部小说写了我印象深刻的故事，那是很自然的。……历史学家孟森作过考证，认为乾隆是海宁陈家后人的传说靠不住，香妃为皇太后害死的传说也是假的。历史学家当然不喜欢传说，但写小说的人喜欢。”

乾隆在金庸的家乡海宁修建海塘，全力以赴，直到大功告成，造福当地百姓。但金庸将乾隆皇帝写得很不济，他有时感到有些抱歉。他说，乾隆的诗写得不好，本来也没多大相干，只是小时候在海宁，后来在杭州，到处见到他的御诗石碑，心中实在反感，现在见到好多名画，也到处是他的题字，不讽刺他一番，闷气难消。写到后面，他更是禁不住大发议论，说皇帝的话不可相信。这番话和小说的主线没有多大关联。

《书剑恩仇录》在《新晚报》开始连载的两三个星期，反应平淡，没有引起特别的轰动，刊载一个多月后，情况逐渐发生变化，曲折、起伏的情节打破了平淡的局面，深深吸引着读者，他们一路追着读下去。1950年南下香港、在上海《申报》做过编辑的董千里则说，“书剑”最初在报上连载时，他从头到尾均未错过，深佩作者之才，由此结识。

金庸收到大量读者来信，几乎每天都有，如果当天他摆了一个乌龙，次日的来信一定会多些，他写到言伯乾与文泰来大战，不经意用了“双目如电”，此后三天收到七封信，都说言伯乾的一只眼已被余鱼同射瞎了。有地址的读者来信，他会陆续回复。

电影界的朋友、中联公司总经理刘芳与太太天天争着看《新晚报》上的连载，中联很想把它改编成电影。缅甸仰光的读者来信说，当地有好几位说书人以“书剑”为压轴，颇得听众的欢迎。海外有两家中文报纸逐日转载。

继梁羽生之后，金庸将武侠小说推向又一个高潮，而且大有后来居上之势，不仅在香港大有读者，东南亚一带也有很多人争相阅读。“游戏文字，居然有人喜爱”，令他意想不到。他最初答应罗孚只是试试而已。

有些读者把书中的人物当真实的人那样看待，真诚地为他们担心，为他们抱不平。金庸说写这书时，确是把自己当作了“红花会”的一分子来设想，算是个小头目吧。“红花会”群雄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水浒》的一百零八将，结局也有《水浒》的痕迹。在此之前，他从未写过任何小说（读大学时写的《白象之恋》是应征之作，他没有算在内），下笔之时不知不觉会受到他从小熟悉的《水浒》影响，也受到许多外国小说的影响，有时干脆就在模仿，既有模仿《红楼梦》的，也有模仿《水浒》的。丫头喂陈家洛吃东西，就是抄《红楼梦》的。

在《书剑恩仇录》的主角陈家洛身上，隐约可以看到近代以来两个海宁籍历史人物蒋百里、徐志摩的影子。金庸说海宁不出武人，即使是军事学家蒋百里，也只会讲武，不大会动武。他们性格中都有一些忧郁色调和悲剧意味，也都带着几分不合时宜的执拗。其实，在陈家洛身上也可以看出作者的一些性格。在这个虚构人物的身上，寄托了作者的某些理想。“又要做读书人，又要做革命首领，又要做政治家，既是富家公子，亦是草莽英雄，又重事业，又重爱情，即使在感情问题上，爱姊姊还是爱妹妹也纠缠不清。”

（陈家洛）不是一个成功的人物，但是他反映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幻想、幻灭；反映了他们的天真心态，可取之处与弱点。1

从此，金庸——一个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的读书人，在经历动荡乱世之后，独自在异乡通过武侠小说展开他对人性无限丰富的独特理解。他的出现几乎改变了武侠小说难登大雅之堂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