友友：顾城说自己的帽子象征长城上的一块砖

谢烨在家里太以自我为中心

凤凰网文化:谢烨呢

友友：可能我们是，原来我是一直就意识到这种漂流生活，有了孩子是对孩子的一种不负责任。而且谢烨她怀孕，身怀六甲的时候，她从香港坐飞机飞到新西兰，穿了一个大衣，然后飞到奥克兰的时候，一般是规定，如果你怀孕八个月是不允许上飞机的。她说那儿的毛利人没有怀孕，比她还胖。所以就没被发现，她就入境了。

但是就是有一种这种恐惧感，这种恐惧感造成了这种悲剧。我想如果像现在这么多机会，顾城没有那种恐惧感，也就可能不会有那种悲剧，不会先把自己的妻子杀了，然后再自己上吊自杀。

我曾经，你可以看出来我非常喜欢戴耳环，曾经杨炼在香港送了我一对木头的耳环，木头的斧子的耳环。自打那事发生了以后，我老觉得脖子后面凉嗖嗖的，也不敢戴那个木头的斧子耳环了。把那个斧子耳环给扔了，觉得不吉利。

友友：反正是，后来我，这事发生了以后，当时台湾的《中国时报》，他们邀请我，给我一整版写这个事情。02：46：00而且他们说，会给我一个比较丰厚的稿酬。我就拒绝了，因为我说这个悲剧对我来说，是非常有冲击力的，对我来说目前完全没有理清思路，而且我不想在这个时候把它作为一种街边新闻、饭后茶余这种炒作，到处去卖。

后来我自己，等我自己慢慢沉淀下来以后，我才可以，也许我可以写一些东西。还有一件事情，杨炼完了之后，顾城得到了DAAD，我们先到德国的。而且DAAD当时那个文学基金组织，是可以带家属的，也是可以带小孩的，条件非常好。当时他们没有带小木耳去，我就觉得特别特别惊讶。后来在一个很偶然的机会，好象也是在纽约，我就问谢烨，我说柏林这么好的机会，你们为什么不带小木耳来？让他到欧洲来看。那时候木耳大概已经三四岁了，而且他们把木耳放在一个萨摩维亚（音译）人家里，跟他们毫无关系的一个人家里，他姐姐那时候也不在，好像还在，我不太清楚。

后来谢烨就说，顾城嫉妒，不让带。我当时也没有再深想，因为这事太小了。后来，这悲剧发生了以后，我就在想，如果一个母亲，她爱她的儿子，她要抚养她的儿子，是能阻挡得了？没有人能阻挡得了。而且是那么好的条件。

友友：这个我是真的有点百思不得其解。而且我相信，顾城这个，我觉得他跟他儿子，一个三岁的儿子，不会有太大冲突的。所以，而且我看见他给他儿子过一岁生日的时候，他是什么样的一个父亲。所以对我来说，这真的是一个谜。

凤凰网文化：从一开始也没有很讨厌这个儿子？

友友：我自己一点也不觉得他讨厌他的儿子，真的。在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顾城还是蛮喜欢，但是谢烨一直在家里头，顾城是非常听谢烨的话，谢烨就像一个圣母玛丽亚一样，顾城就像谢烨脚下一个小羊羔一样，非常非常听谢烨的话，非常非常的温顺。谢烨真的是，事无巨细的，就是照顾顾城。但是谢烨总是跟我们讲，顾城在嫉妒儿子，而且就是当着顾城的面讲。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潜意识的暗示，可能也有起一点作用。如果，我觉得谢烨，她不是在家里那么太中心意识的话，也许她不会出现这个悲剧的。

凤凰网文化：后来你们在德国又遇到他的时候，他俩的关系有改变吗？

友友：那个，当然了，谢烨在柏林的时候，我没有遇到她。他们在新西兰，他们感情非常非常好。两个人真的是属于那种，像一对鸳鸯一样的。

1989年刚过的时候 我走在奥克兰街上突然就会泪流满面

凤凰网文化：1989年

友友：而且顾城是这样的，有一个地方如果邀请他，如果不给谢烨出席票，他是不会去的。他说他不认路，没有方向感。然后他就一定要，只有带着谢烨他才肯出门。

所以，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我觉得谢烨还是很无辜的。就是说，这个婚姻是一种最脆弱的东西，是会变的。但是当改变的时候，用这种非常极端的方法去结束一个人的生命，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说，反正我觉得我不能接受，不管他是多么伟大的一个人。我觉得没有，一个人没有权利拿走另一个人的生命。这个是，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这也可能是这个诗人的一种偏执吧。但是我觉得还是一个时代的悲剧，如果那时候，他如果是像今天这么开放，机会这么多，这个悲剧是不会发生的。而且新西兰是一个死寂的地方，那个地方真的，曾经杨炼写过一首诗，叫《一个人的城市》，还是散文，就谈到了那里的寂寞和寂静。那种寂静，你都能听到你自己的血液里，你身体的血液里在循环。

然后再加上那时候，1989年刚过，大家都很迷茫。像我有时候，在奥克兰的街上走着走着，我就会突然不能控制自己，就会泪流满面。真的是觉得是被搁浅在那儿了。

友友：你想想，像顾城这么脆弱的人，而且他当时，他的关系里头还有其他的人存在。那么他就更没有理由去这样伤害谢烨了。而且是把一个人彻底结束掉，他就看在，她是他孩子的母亲的份上，我觉得也是做得太极端。

凤凰网文化：如果他能在北京，您觉得可能不会发生这个事？

友友：我觉得不会，我觉得在北京，这种嘈杂、热闹，会减弱你的那种，就是那种，我觉得孤独哪都有，孤独是一生间的最主要的一个主题。你生活在一个都市里头，我在北京的时候，我也常常，在我青春期的时候，我也常常觉得自己走在人的沙漠中间，也很孤独。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有一种无望，你知道吗？因为中国人是有土地的，你在自己的国家里边，和你在国外，异乡人，那个感觉是完全不一样。我在国外有很久很久时间，我觉得我的脚没有踩着地的感觉，总是悬浮在空中。

而且有一次，我们在奥克兰的时候，突然下大雨，我们那个房子几十处漏雨，杨炼的第一反应，说了一句，流亡生活开始了。甩门，关门就走。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找盆盆罐罐接水，非常现实地处理这些问题。所以你看，就是非常不一样的，诗人和小说家是很不一样的，幸好我不是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