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9期
2012 4.18
第19期
2012 4.18
以前认为纪录片是客观的、旁观者的、不参与的，但是我拍了这么多年下来，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当你把摄像机拿起来的时候，更不要说后期的剪辑，只要拿起机器准备拍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很主观的。
我当然非常希望进院线，主要我是不愿意经过审查。我不愿意做，没有更大的宣传力度，我不考虑这个。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拍纪录片更多的像一个个人的写作。导演完全是个人的，完全是独立的。
所有的纪录片都有表演的成分，我在摄像机旁边和我们坐在边上喝咖啡，讲话方式不可能一样，这没办法控制，只是尽量的做到真实、诚实吧。但是王超导演有句话我特别同意--“把纪录片拍的像剧情片，拍的很有戏剧性、很好看，是值得怀疑的。”
我一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国内有一段“DV热”，那时候我一个同学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他就拿了朱传明的《北京弹匠》，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剧情片还有像贾樟柯的《小武》，我觉得中国电影里，《小武》可能是最好的电影。
我家里10多年没有闭路电视。我觉得媒体的洗脑是无形的，就是你根本不知不觉地被吸引，打开电视任何台，任何频道，任何一个镜头，包括广告，我都认为会对你有影响。
栗宪庭老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每个人都是被塑造的，真正的独立是非常难的。”“独立”这个词也被用坏了，所以我不往独立走，就是自由的纪录片方面，但是这个自由我认为还是有限的。
和剧情片不一样，纪录片本来就是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它的可能性甚至于超过剧情片。其实纪录片从艺术的角度，或者是从创作的形式角度，它延长的空间是巨大的。《道路》我就做了一个尝试，我想把它做得特别的主观，包括整个镜头的处理。
拍电影首先是为自己，没人叫你去拍，是你自己的选择，没必要叫苦叫穷。电影就是电影嘛，高行健讲过，“写作就是作家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表达”，电影一样，可能纪录片更是，很多东西一个人完成，也没什么了不起。
徐辛：当时南京渡江纪念馆请我帮助拍摄当年渡江战役老战士的资料，拍到杭州遇到这个老先生，感觉他对人生和战争的反思特别有意思，很像中国的道家，然后就开始单独给他拍纪录片，把其他工作推掉了；后来我觉得这个电影需要噪音，就找到实验音乐家王凡专门做一些，所以这个片子实际上是我们共同完成的。
徐辛：《道路》我是做了一个尝试，我想把它做得特别的主观，包括整个镜头的处理，机位都是预设好，甚至有些镜头，比如说他在楼下打太极拳都是摆拍的。但是他平时的生活也确实是这样，而且那天老先生从楼上走下来，还跟我打了个招呼，这个感觉其实特别好，因为拍片的人一看就知道，再把拍摄者隐掉就显得刻意了。
因为我是学绘画出身，最早对我影响最深的就是梵高的《渴望生活》。梵高的画就是更主观，更有个人的情感，我继续拍的话，会走向更主观，或者说更实际。我们以前讨论很多的问题就是纪录片的主客观性，以前认为纪录片是客观的、旁观者的、不参与的，但是我拍了这么多年下来，发现这是不可能的。当你把摄像机拿起来的时候，更不要说后期的剪辑，只要拿起机器准备拍的时候，这个人就是很主观的；想拍什么，不想拍什么，这个电影就是很主观的。
徐辛：不是，和剧情片不一样，纪录片本来就是有很多种的可能性，它的可能性甚至于超过剧情片。其实纪录片从艺术的角度，或者是从创作的形式角度，它延长的空间是巨大的。就像有一个法国人看了《道路》后，说他感觉很像一幅中国画，一个大的背景环境，前面一个很小的人物。我一直在想用这种东方的非常静默的语言去处理片子，正好跟这个老人的人生和他讲话的状态也是很吻合的。
徐辛：会，首先我不会预想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但是人会从第一次遇见你到之后，对待你的态度和情绪、方式都会有变化，我会把这个过程留下来，这个就是电影的“时间”。所以我在《道路》里面放一些空镜，其实那个时候我是需要观众去想一想，停一下。
徐辛：“黄牛田电影小组”除了朱日坤、王我和我，当时还有赵大勇、黄文海，还有一些后来可能参与商业电影的退出了。像老朱朱日坤他现在是我的制片人，当时他也是中国做独立电影放映最早的人之一，我从2000年开始拍片，大概拍了三四年，他听说南京有一个人在拍纪录片，然后他就一个人背着一个背包跑到南京，那是我第一次跟他见面，我一看，瘦瘦的，聊了一下想法，可能有一些共同的东西，后来就愿意在一起为纪录片做一些工作。
然后好几年前我们去深圳，他们组织放我的《火把剧团》，大家一起到老朱的老家广东惠州去玩，大家都是做纪录片的，就想成立一个小组，因为当地的地名就叫黄牛田，我说这个挺有意思，不如就叫黄牛田，像老黄牛一样，有点像当年法国新浪潮的感觉，就成立了这么一个电影小组。当时草拟了一个《黄牛田电影宣言》，最重要的一条就是拒绝审查，导演完全是个人的，完全是独立的。
徐辛：我当然非常希望进院线，主要我是不愿意经过审查。
徐辛：徐辛：我不愿意做，没有更大的宣传力度，我不考虑这个。从我个人来讲，我觉得拍纪录片更多的像一个个人的写作。我不是学电影出身，我对电影不了解，不懂，我感觉它更像是个人写作或者个人书画。
徐辛：《火把剧团》里的李保亭前阵子打电话给我，说我当年借了你400多块钱要还，我说什么400块钱不40块钱的，算了吧。有些可能是救急，我现在没有碰到过一个说“你给钱我才让你拍”，如果碰到这样的人，我就不拍了。
徐辛：对，我认为那里肯定有一种契约关系，契约关系不一定是物质方面的，只是他和被拍摄者谈好的一种条件，具体究竟是什么，只有导演自己知道。我也觉得他的纪录片是很好的，但是我不会这样做。
可能有人说徐童的片子很有意思，可能有表演成分，但是所有的纪录片都有表演的成分，包括我现在接受采访也有，我在摄像机旁边和我们坐在边上喝咖啡，讲话方式不可能一样，这没有办法控制，只是尽量的做到真实、诚实吧。但是王超导演有句话我特别同意--“把纪录片拍的像剧情片，拍的很有戏剧性、很好看，是值得怀疑的。”
徐辛：因为我反感这种东西。拍电影首先是为自己，没人叫你去拍，是你自己的选择。当时那个摄影师和导演都在，我就说在座的导演有的可能1200还没有呢，因为那个帮忙做摄影师的是一个电视台的记者，每个月还有几千元的收入，然后他就认为这种很了不起什么的，其实没什么。
徐辛：电影就是电影嘛，那如果这样说，生活本身就是一种信仰，有必要这样讲吗？高行健讲过，“写作就是作家一个非常个人化的表达”，电影一样，可能纪录片更是，很多东西都可以一个人完成。
徐辛：我一开始做纪录片的时候国内有一段“DV热”，其实上世纪90年代就开始了，可是我2000年才接触到，那时候我一个同学是北京电影学院的研究生，我让他给我介绍一些电影，他就拿了朱传明的《北京弹匠》，我到现在印象最深，当时属于国内炙手可热的。后来又看了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怀斯曼的《动物园》，王兵的《铁西区》、《和凤鸣》等等。
剧情片还有像贾樟柯的《小武》，我觉得中国电影里，《小武》可能是最好的电影。我那个时候来北京，北大门口有卖光盘的，就是VCD的刻录电影，后来才知道老朱也在那卖碟，我当时一下买了1000多块钱的。
徐辛：我家里10多年没有闭路电视，没有电视信号，老人偶尔会看一下，但是我建议他们不要看。我觉得电视的洗脑是无形的，就是你根本不知不觉地被吸引，打开电视任何台，任何频道，任何一个镜头，包括广告，我都认为会对你有影响。
徐辛：这我没办法，我从小就一直被洗脑。
徐辛：有一天开讨论会，栗宪庭老师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挺好的--“每个人都是被塑造的，真正的独立是非常难的。”我有时开玩笑说“你才独立呢，你全家都独立”，因为“独立”这个词也被用坏了，所以我不往独立走，就是自由的纪录片方面，但是这个自由我认为还是有限的，当然我们尽量努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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