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病逝 被誉“纵横三学”

“不做奉命文学”

时代周报：目录学是很古老的学科，现代人反而比较陌生？

来新夏：我在上大学时研究过，跟余嘉锡先生读过两年。解放初期这种东西属于“封资修”，这些课程都没有了，那时候不讲方法，不讲手段，不讲要素，等到上世纪80年代以后课程又开放了。我在历史系讲了三遍，但是后来我调去当官了，就停了，到现在历史系开不出这个课来。

时代周报：你的著作那么多，觉得自己的学问重点在哪几方面？

来新夏：在历史学、方志学和文献学，知道得比较多一点，但是不敢说学问如何。我只承认是一个读书人。我读什么书都可以。我认为读书是不要分主流和非主流，也不要分领域，有书就可以读，读任何书都可以有收获。

时代周报：你沉浸于历史的研究中，对中国社会的看法会不会有更深透的看法？

来新夏：也没什么更深透的看法，我认为历史总是要前进的。司马迁早就说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三句话概括了学习历史的全部。究天人之际，你要去研究明白了解人和自然的关系，通古今之变，你要知道历史发展的渊源，成一家之言可以形成自己对事情的看法。我是主张中的，既不左也不右。我主张中庸的，换句老百姓的话，我喜欢喝温吞水，太热水烫，太凉水冰，不凉不热温温吞吞，我的人生也是温吞水的人生，我不希望太张扬。但是我也不希望无所作为，所以这是我现在这样的生活。我在公众场合不常出面，我不希望自己成为公众人物。但是我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认真读书的人，能知道很多，知识广博，我对自己要求是勤奋，因为我认为我不是天才，必须以勤奋来补拙。我认为我的人生要有韧性，能屈能伸。不是一往直前，是能屈能伸，善于保护。我对学问是主张博，但是要求有各个专业方面的精，博而后精。所以，知足常乐，怡然自得，很悠闲。比如别人求我写的东西，我可以有选择，我愿意写就写，不愿意写就不写。我不做奉命文学。天津市要我写有关天津环境改造的一篇文章，我说：我写不了，我不会写。这种颂圣的文学就不会做。

以我的文字、能力、水平，如果“文革”中没有被打倒，“四人帮”选一批文人当螺丝钉，去梁效，也有这个可能。我们同行有很多人去，冯友兰比我们大，资格比我们老，他去了。他敢不去吗？打着红旗来的，“毛主席说让你去”。现在就怪冯友兰、周一良。我好几个同学也到梁效去了。所以，把世事看得淡泊一点，把许多事情看得恬淡一些，心自然就静了，对名利什么东西都放得下。普通人叫作淡定。

时代周报：非常可惜，很多人美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来新夏：我正好是40岁到60岁之间，40岁刚出头就被控制了，一直到59岁起用，所以我有一句话：人到退休之年，我方起用之时。当时就任命我很多任务：图书馆长、出版社长、系主任、校委员，弄得好像辉煌一时，其实都是过眼烟云。这些事情我为什么要去做，就是那句话：证明一下我还是有作为的。因为我是南开大学有争议的人物。

时代周报：为什么有争议呢？

来新夏：大家认为我有点狂傲吧，但是业务上又不好否定，有人又嫉妒，又恨我出头，所以排挤。我教课非常好，因为我口才比较好，比较流利，并且给人家认认真真教书，给别人一些真材实料吧，所以学生也很仰慕我。

时代周报：你有20年光阴在运动里，怎么熬过来？

来新夏：就熬嘛。我还下乡四年，当农民4年，1970年到1974年。我的古典目录学就在农村学的。反正现在也养成了遇事不惊的性格。来事了，惊又怎么着，反正也来了。我们当时就是：不对抗，不自杀。不对抗，免得吃眼前亏，打你一顿，骂你一顿，把你关起来，或者扣上什么帽子，不自杀，等着总有一天会昭示天下。这实际上是阿Q，自我安慰，自己宽解。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我没打成右派，原因就是我从历史上看来，没有一个国家的政权是责怪自己，让大家帮助骂自己、提意见的。即使罪己诏也是挽救皇帝的危机，在初胜的时候没有罪己诏，没有哪个新君上来以后下一个罪状。只有到了末年就说：天下事都是我错了，道歉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政权，都是自己烂掉，而不是别人，别人推一把是助力，国共战争是国民党内部自己瓦解，自个儿腐烂了，然后推倒就如泥一般了。堡垒是从内部轰破的。

时代周报：你在“反右”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明白？

来新夏：曾经想让我上钩，让我参加各种座谈会，我听听，笑笑。

“如果能活到100岁，我也还在写”

时代周报：你快60岁的时候学校希望你出来做行政方面的工作，是什么样的机缘？

来新夏：这是笑谈，人们都该退休了，我才出来驰骋。那时候认为我还可以做点事，但总的趋势是我不容于某些权贵。人家在系里头排挤我，总觉得我在业务上比较强，因此武大郎开店。所以，他们问：你为什么能当领导？我说：我不是爬上去的。我主持学校图书馆和出版社，各建大楼一幢，清理积弊，过去有好多图书馆买了几十年的书，好些书有十几年都没有编目的。我就调动人马，限定多少天把这些给我清理清楚，我对部下的部署就是：少有所学，中有所为，老有所安。所以，至今单位每年都要来看看我，我没有拿过分外钱，我只拿最低的基本工资，还算清廉。

时代周报：近年来中国大学的图书馆建设发展比较快？

来新夏：原来什么人有问题了，有什么毛病，不能教书，去图书馆吧。近三十年不是，确实改变了。1980年以后，图书馆声望在国人的心目当中也逐渐起来了，现在图书馆请人都是硕士。现在经费比较充足，也都是高科技的管理了。

时代周报：你当过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认为现在的出版行业有什么变化？

来新夏：我们主张小有利，不要搞成暴利。对书，我认为是搞常销书，不要搞畅销书。出版社唯利是图是一个弊病，出版社应该办成学术性机构，而不应该办成商业性机构。所以，我认为现在的出版社利益心太重，无论那本书学术性多强、价值多高，如果不赚钱绝不接受，对作者是不公的。掌管出版社的人如果不是学者，必定糟糕。因为给编辑规定了指标，有指标，编辑就有对付的办法，有些编辑甚至让作者去校订。

时代周报：你说读书是乐事也是苦差事，编书也是吗？

来新夏：看怎么编。让编辑从根做起，不要飘在上面。编辑最大的成就是能从很多书稿中发现新人。巴金他们做编辑的时候，很多作家从他们手下出来，他们看得出苗头来，咱们现在编辑不是。

时代周报：80岁以后还是不断地写作？

来新夏：对，我有一本书叫《80后》，是80岁以后写的文章集在一起。如果我能活到100岁我也还在写，只能说量少一点，不能说不写，现在我写文章慢多了，三五天一篇，过去两天就可以写一篇，只好随它了。我现在是放宽了心，什么事不要在意。你们在职场，常常会为一些不必要的事缠扰，计较这些细微末节，徒劳精神。

时代周报：近年还有专门研究的题目吗？

来新夏：没有，我过了90岁以后就不开新的事了。有时候拿旧的包好的东西，打开看看有什么旧稿没完，把它补充完整就算了。自己生前把事都办了，别给后人留事。所以，我把书都处理了，把该写的东西写了，该说的话说了，该做的事做了。一个人在自己的时代，把该做的事做了，做了不该做的事就道歉，就算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