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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岁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病逝 被誉“纵横三学”


来源:凤凰网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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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文化讯 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来新夏先生于2014年3月31日下午病逝,享年91岁。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

来新夏(插画)

凤凰网文化讯 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来新夏先生于2014年3月31日下午病逝,享年91岁。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和方志学等研究,被誉为“纵横三学”。他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著有学术著作《清人笔记叙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古典目录学》、《北洋军阀史》、《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中国地方志》等,随笔集《冷眼热心》、《路与书》、《邃谷谈往》、《学不厌集、》《来新夏书话》、《不辍集》等。

以下为《时代周报》2013年对来新夏先生的报道与专访。

来新夏: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都在笑与泪间活过来

来新夏先生自称“90后”,过了90岁依然在南开大学读书写作。他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什么头衔都是过眼烟云。我一辈子唯一干了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就是读书。咱们知识分子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至于写作,是至死不休。”

天津有杂糅各方的文化

来新夏祖籍萧山,童年随家在天津定居。“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父母都在天津,我大学毕业当然就回到天津来了。我始终认为是客居天津。我待的时间长,对天津人、天津事比较熟悉。”天津的民间刊物《天津记忆》,便是请来新夏牵头。在来新夏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天津到处都是租界。“他们说天津是海河文化,甚至有人说是殖民文化。实际上天津是很包容性的文化,能把各种东西都拿进来,有很好的美食,也有西餐,可以玩乐,西方的东西也可以在租界享受到。各地来人也不排斥。天津比较包容,是一种杂糅各方的文化。”

1942年,来新夏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当年辅仁大学名师云集,校长陈垣亲自给学生上课,目录学家余嘉锡对来新夏教益良多。来新夏比启功小11岁,但是私交很好,几乎每个礼拜都到他家里去请教,曾经跟他学过字画。来新夏回忆:“启功先生当时是以画名,他是解放以后不画画,写字了。他最好的字是解放初期,后来是干枯了,这也是年龄大了。他当时说:不画了,是因为解放后很多政要向他要画,一张画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他改为写字,写了字很快就拿走。因此,现在他的画更值钱,因为他晚年几乎不画了。”

和巫宁坤对门,跟穆旦一块劳动

毕业后,来新夏到天津工作,每到北京,必到启功家。后来大家落魄,情谊不绝。“我们两个都是被压的,他是右派,我是内控,就是问题不能做结论,也不能自由。虽然我们途径不同,但我们的愁苦是一样的。有时到北京还偷偷相会,吃一顿。”来新夏说,“我73岁的夏天去看他,他刚从医院回家,他非要拉我坐在沙发照了个像。他哈哈大笑说:你73岁,我84岁,都是坎儿。我们这一碰撞,坎儿就过去了。我们常常说一些笑语。这一代凡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是在笑与泪之间活过来。”

来新夏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一度和巫宁坤住对门,也跟穆旦一块劳动过。“穆旦确实受了很多冤屈,他的前半生是非常潇洒,后半生几乎没有一天好日子。后来有一个排名说他是20世纪中国第一名的新诗人,我觉得是过了一点头,就是出于一种同情弱者的情怀,大家怀念他。”来新夏说,“这些人跟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相合的,但不能掩盖他们的才华。大家一起瞎扯淡的事也不可避免,就看当政者的宽容程度,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书生漫谈,运动以后书生之间不乱说了。以前旧知识分子在一起就是畅所欲言,喝点酒,吃点东西,一聊半夜,这些毛病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书生就是一支笔,一张嘴,不让他写,不让他说,他就难受。”

来新夏自认一生最好的光阴都在政治运动里,但始终不忘读书。“文化大革命”还继续读书,读“毛选”也读出名堂来,当时红卫兵对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背“毛选”很熟。读书是一大乐趣,也是一个苦差事。一天到晚在看书分析多累啊,不如一天悠闲多好呢。其实深入辩解与辨识,读书也非常苦的,当然这是说真正读书,如果浏览性质的,大概不会太苦,但是过目即忘了。读书很快乐,但是也很费脑子。”

“恢复高考后的中年学人出大学者不多”

近年,来新夏用电脑写稿。“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倒不是接受,我是试试,玩一把。”但他对电脑自有看法:“我认为电脑是个手段,不是学问。现在,年轻人把这点忘了,以为有电脑可以不读书,不对的。因为电脑上的文章是别人给你加工做上去的,不是影印本,你自己又不知道前后截取得对不对。现在年轻人三天就能出一篇论文,从电脑上这切一段那切一段,焊接到一块就成了文章,当然跟我们体制有关系,要求学生多少论文,量化。可以用电脑做科研,可以当检索工具来使用,但是做精心研究以后,在成文以前,一定要看原来的经典著作。因为电脑上影印的文章差错率还是有的,所以不要迷信电脑,电脑是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学问的资源。”

如今,来新夏笑称每天的生活是吃饭、睡觉两大主题。“我能吃能睡,间或看点书,书不拘主流与非主流,不拘好坏。但我也不是空坐着消耗时光,做点事,整理旧的东西。”他家也常有年轻人来聊天。“我很喜欢跟他们交流,因为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外面的新鲜事物。”对恢复高考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年一代学人,来新夏说:“这一代应该说是精英分子,但是出大学者不多。现在也有人在仕途上失足。”

回顾一生经历,来新夏看得颇淡:“很多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不赞成写回忆录。一个人写回忆录,固然可以反思,反思不一定要写出来,自己明白就可以。特别像我们高龄,90岁的人,总有难过的事,等于在自己伤口上撒盐,何必呢?”

“烧东西不怕,不把人杀掉就行”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学术领域颇广,到南开大学任教后,从哪里起步?

来新夏:我到南开大学开始教近代史,从北洋军阀开始着手。因为我在解放以后调到近代史所,我是从近代史所到了南开。最早的研究方向是北洋军阀,因为我给范文澜先生当研究生,他当时就从整理北洋档案开始。后来我搞起古典目录学这些东西,也是歪打正着。那时候把我控制起来,认为近代史政治性强,不让我教近代史,后来我开课就开目录学,大家莫名其妙,很多人不知道目录学为何物,以为是图书馆的编目,也就让我开,所以成了我的学术领域。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学得不错,我的老师余嘉锡先生亲自教目录学,他说:你可以对这个东西做点长年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弄了50年,也在中华书局出版过《古典目录学》的入门读物。

时代周报:现在学界有一种粗浅的看法,好像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乱得不得了,但当时的学术文化还是蛮有生机的?

来新夏:这个文化生机,有限制,但是没有像后来这么严。对报刊有禁令,也有法令,也有管制。但是,一方面那时候的官员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只要稍微调一下笔头也就过得去了,二则无官不贪,稍微走动走动,搞点小动作什么事也就解决了。北洋军阀这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我罪状之一,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人不研究就研究坏人的历史,是你的阴暗心理作怪。我认为历史总是两面的,历史不是单一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说:没有坏还显不出好来。北洋军阀的情况很混乱,各种派系交错,我觉得把这些东西理清也很重要,所以后来写了北洋军阀史。我研究北洋军阀也致力50年之久,开头写了一本《北洋军阀史略》,后来又改成《北洋军阀史稿》,最后写了一部《北洋军阀史》,100多万字,自个觉得算把这个事给结束了。

时代周报:如何研究《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来新夏:开头我教近代史,总想有些新的东西给学生,读书都要写笔记的,所以我每看一书就写一篇读后的内容大要。开头也没有太注意,后来慢慢就稿子堆得越来越多,就觉得这些东西自己看过了,将来别人是不是还去看这个书,有没有人这么花心思去看,所以我就继续把这些做下去。我读过这个年谱,都是亲自检验的资料,一方面给后人学习,作为索引,一方面也是自己的积累。这个稿子也遭受厄运,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烧。后来我又把它补齐了。所以,烧东西不怕,不把人杀掉就行了。有人在就有脑子,有脑子就可以恢复。

时代周报: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稿子也丢了,后来靠记忆又重新写了出来。

来新夏:重新写书这事在知识分子里面不少。除了把这个人消灭,不消灭他人,还有脑子,还有记忆,还可以恢复。当然恢复期间是含泪的,是痛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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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胡涛]

标签:来新夏 历史学家 南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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