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岁著名历史学家来新夏病逝 被誉“纵横三学”

来新夏（插画）

凤凰网文化讯 著名历史学家、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来新夏先生于2014年3月31日下午病逝，享年91岁。

来新夏，浙江萧山人，1923年生于杭州，1946年毕业于北平辅仁大学历史学系，主要从事历史学、目录学和方志学等研究，被誉为“纵横三学”。他曾创办南开大学图书馆系，历任校图书馆馆长、校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等职。著有学术著作《清人笔记叙录》、《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古典目录学》、《北洋军阀史》、《中国古代图书事业史》、《中国近代图书事业史》、《中国地方志》等，随笔集《冷眼热心》、《路与书》、《邃谷谈往》、《学不厌集、》《来新夏书话》、《不辍集》等。

以下为《时代周报》2013年对来新夏先生的报道与专访。

来新夏：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都在笑与泪间活过来

来新夏先生自称“90后”，过了90岁依然在南开大学读书写作。他说：“我是一个读书人，什么头衔都是过眼烟云。我一辈子唯一干了一件正儿八经的事就是读书。咱们知识分子最本分的事情就是读书，至于写作，是至死不休。”

天津有杂糅各方的文化

来新夏祖籍萧山，童年随家在天津定居。“天津是我的第二故乡。我父母都在天津，我大学毕业当然就回到天津来了。我始终认为是客居天津。我待的时间长，对天津人、天津事比较熟悉。”天津的民间刊物《天津记忆》，便是请来新夏牵头。在来新夏的记忆中，小时候的天津到处都是租界。“他们说天津是海河文化，甚至有人说是殖民文化。实际上天津是很包容性的文化，能把各种东西都拿进来，有很好的美食，也有西餐，可以玩乐，西方的东西也可以在租界享受到。各地来人也不排斥。天津比较包容，是一种杂糅各方的文化。”

1942年，来新夏考入辅仁大学历史系。当年辅仁大学名师云集，校长陈垣亲自给学生上课，目录学家余嘉锡对来新夏教益良多。来新夏比启功小11岁，但是私交很好，几乎每个礼拜都到他家里去请教，曾经跟他学过字画。来新夏回忆：“启功先生当时是以画名，他是解放以后不画画，写字了。他最好的字是解放初期，后来是干枯了，这也是年龄大了。他当时说：不画了，是因为解放后很多政要向他要画，一张画要花很多时间，所以他改为写字，写了字很快就拿走。因此，现在他的画更值钱，因为他晚年几乎不画了。”

和巫宁坤对门，跟穆旦一块劳动

毕业后，来新夏到天津工作，每到北京，必到启功家。后来大家落魄，情谊不绝。“我们两个都是被压的，他是右派，我是内控，就是问题不能做结论，也不能自由。虽然我们途径不同，但我们的愁苦是一样的。有时到北京还偷偷相会，吃一顿。”来新夏说，“我73岁的夏天去看他，他刚从医院回家，他非要拉我坐在沙发照了个像。他哈哈大笑说：你73岁，我84岁，都是坎儿。我们这一碰撞，坎儿就过去了。我们常常说一些笑语。这一代凡是有良知的知识分子，大概都是在笑与泪之间活过来。”

来新夏奉调至南开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一度和巫宁坤住对门，也跟穆旦一块劳动过。“穆旦确实受了很多冤屈，他的前半生是非常潇洒，后半生几乎没有一天好日子。后来有一个排名说他是20世纪中国第一名的新诗人，我觉得是过了一点头，就是出于一种同情弱者的情怀，大家怀念他。”来新夏说，“这些人跟当时的政治环境是不相合的，但不能掩盖他们的才华。大家一起瞎扯淡的事也不可避免，就看当政者的宽容程度，也可以认为他们是书生漫谈，运动以后书生之间不乱说了。以前旧知识分子在一起就是畅所欲言，喝点酒，吃点东西，一聊半夜，这些毛病是所谓知识分子的劣根性。书生就是一支笔，一张嘴，不让他写，不让他说，他就难受。”

来新夏自认一生最好的光阴都在政治运动里，但始终不忘读书。“文化大革命”还继续读书，读“毛选”也读出名堂来，当时红卫兵对我没有办法，因为我背“毛选”很熟。读书是一大乐趣，也是一个苦差事。一天到晚在看书分析多累啊，不如一天悠闲多好呢。其实深入辩解与辨识，读书也非常苦的，当然这是说真正读书，如果浏览性质的，大概不会太苦，但是过目即忘了。读书很快乐，但是也很费脑子。”

“恢复高考后的中年学人出大学者不多”

近年，来新夏用电脑写稿。“我对新鲜事物很好奇，倒不是接受，我是试试，玩一把。”但他对电脑自有看法：“我认为电脑是个手段，不是学问。现在，年轻人把这点忘了，以为有电脑可以不读书，不对的。因为电脑上的文章是别人给你加工做上去的，不是影印本，你自己又不知道前后截取得对不对。现在年轻人三天就能出一篇论文，从电脑上这切一段那切一段，焊接到一块就成了文章，当然跟我们体制有关系，要求学生多少论文，量化。可以用电脑做科研，可以当检索工具来使用，但是做精心研究以后，在成文以前，一定要看原来的经典著作。因为电脑上影印的文章差错率还是有的，所以不要迷信电脑，电脑是使用的工具，而不是研究学问的资源。”

如今，来新夏笑称每天的生活是吃饭、睡觉两大主题。“我能吃能睡，间或看点书，书不拘主流与非主流，不拘好坏。但我也不是空坐着消耗时光，做点事，整理旧的东西。”他家也常有年轻人来聊天。“我很喜欢跟他们交流，因为从他们那里知道一些外面的新鲜事物。”对恢复高考以后成长起来的中年一代学人，来新夏说：“这一代应该说是精英分子，但是出大学者不多。现在也有人在仕途上失足。”

回顾一生经历，来新夏看得颇淡：“很多人劝我写回忆录，我不赞成写回忆录。一个人写回忆录，固然可以反思，反思不一定要写出来，自己明白就可以。特别像我们高龄，90岁的人，总有难过的事，等于在自己伤口上撒盐，何必呢？”

“烧东西不怕，不把人杀掉就行”

时代周报：你研究的学术领域颇广，到南开大学任教后，从哪里起步？

来新夏：我到南开大学开始教近代史，从北洋军阀开始着手。因为我在解放以后调到近代史所，我是从近代史所到了南开。最早的研究方向是北洋军阀，因为我给范文澜先生当研究生，他当时就从整理北洋档案开始。后来我搞起古典目录学这些东西，也是歪打正着。那时候把我控制起来，认为近代史政治性强，不让我教近代史，后来我开课就开目录学，大家莫名其妙，很多人不知道目录学为何物，以为是图书馆的编目，也就让我开，所以成了我的学术领域。其实我在大学的时候学得不错，我的老师余嘉锡先生亲自教目录学，他说：你可以对这个东西做点长年的工作。所以我一直弄了50年，也在中华书局出版过《古典目录学》的入门读物。

时代周报：现在学界有一种粗浅的看法，好像是北洋军阀混战时期乱得不得了，但当时的学术文化还是蛮有生机的？

来新夏：这个文化生机，有限制，但是没有像后来这么严。对报刊有禁令，也有法令，也有管制。但是，一方面那时候的官员文化水平没有那么高，只要稍微调一下笔头也就过得去了，二则无官不贪，稍微走动走动，搞点小动作什么事也就解决了。北洋军阀这问题，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是我罪状之一，为什么放着好好的人不研究就研究坏人的历史，是你的阴暗心理作怪。我认为历史总是两面的，历史不是单一的“好就是好、坏就是坏”，我说：没有坏还显不出好来。北洋军阀的情况很混乱，各种派系交错，我觉得把这些东西理清也很重要，所以后来写了北洋军阀史。我研究北洋军阀也致力50年之久，开头写了一本《北洋军阀史略》，后来又改成《北洋军阀史稿》，最后写了一部《北洋军阀史》，100多万字，自个觉得算把这个事给结束了。

时代周报：如何研究《近三百年人物年谱知见录》？

来新夏：开头我教近代史，总想有些新的东西给学生，读书都要写笔记的，所以我每看一书就写一篇读后的内容大要。开头也没有太注意，后来慢慢就稿子堆得越来越多，就觉得这些东西自己看过了，将来别人是不是还去看这个书，有没有人这么花心思去看，所以我就继续把这些做下去。我读过这个年谱，都是亲自检验的资料，一方面给后人学习，作为索引，一方面也是自己的积累。这个稿子也遭受厄运，在“文革”中大部分被烧。后来我又把它补齐了。所以，烧东西不怕，不把人杀掉就行了。有人在就有脑子，有脑子就可以恢复。

时代周报：沈从文先生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稿子也丢了，后来靠记忆又重新写了出来。

来新夏：重新写书这事在知识分子里面不少。除了把这个人消灭，不消灭他人，还有脑子，还有记忆，还可以恢复。当然恢复期间是含泪的，是痛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