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活下来，写出来

一场战争结束了。又一场战争开始了。这是一场没有炸弹、炮击，没有围攻、封锁，没有轰鸣的无声无息的针对人的心灵和良知的战争。

再次容阿赫玛托娃出面并发表声音，已是1954年。而且是作协亲自派车到家门口接走了她。因为英国大学生代表团要见她。

她本来是推辞的：“我病了，全身浮肿。”一小时后他们又打来电话：“您应该马上来，不然他们会说您被勒死了。”

因为不得不证实为外国人看：她还活着，很健康，很幸福，很感激党和国家……她只好前往。

于是，在那个著名的红色大厅里，在一堆堆英国人中间，她和左琴科正襟危坐。会谈开始了。

“我知道我要大难临头”，阿赫玛托娃忆及当时的心境，这样说。

在询问了书的出版事宜、审查程序、文学政策等问题，并由作协工作人员一一回答后，有人点名要求左琴科谈谈他对1946年决议的看法。

左琴科慌乱站起来，回答说，最初决议的不公正令他震惊。他还给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写过一封信诉说自己的困惑，后来他明白决议大部分是公正的……

人们轻轻鼓掌。

接着就有人问：阿赫玛托娃女士是如何看待决议的？

她站起身：“两个文件——日丹诺夫同志的讲话和中央委员会决议，我认为完全正确。”

周围一片沉默……

她给丘科夫斯卡娅讲了这个故事。后者听后又是愤怒又是难受：“这些英国人怎么了？不知是一群白痴、傻瓜、瞎子，还是坏蛋？为什么他们要触动别人的痛苦？受尽凌辱，严刑毒打，他们却还在问：‘你们喜欢挨打受刑吗？给我们瞧瞧你们被打断的骨头！’我们的人为什么弄出这么一场会面？真是虐待狂。”（《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69页）

作为声名最盛的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也常常面临这样的场景与问题。他用叶甫图申科诗中的一句话来描述这些蜂拥而至的所谓“友好代表团”：“餐劵在手，招来五洲朋友。”

这些手拿餐劵的“朋友”，除了问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对党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日丹诺夫的讲话有什么想法以外，再也想不出更聪明的话。

“问这样的问题不是虐待狂吗？就像问一个刚被流氓吐了一脸唾沫的人：‘你脸上给人吐了唾沫，有什么感想？你喜欢吗？’”肖斯塔科维奇提及阿赫玛托娃这件事时同样气愤难平，“这还不够。他们是当着那个吐了唾沫的流氓和匪徒的面问的。他们明知道他们是要走的，而受害者还得留下来同这个匪徒打交道。”

因此他能理解阿赫玛托娃：“她这样做是对的，对这些不知羞耻的、无心肝的陌生人只能这样做。她还能说些什么？说她认为自己是生活在一个国家疯人院里？说她蔑视和憎恨日丹诺夫和斯大林？是的，她可以这样说，但是以后就不会有人再见到她了。”

“当然，”他引申一步解释说，“‘朋友们’回国后可能‘在朋友中间’把这件惊人的事情说一遍，甚至可能在报纸上登一条消息。可是我们就会在生活中失去阿赫玛托娃，失去她晚年的这些无力伦比的诗。国家就要失去一位天才。”（《见证·肖斯塔科维奇口述》，第266页）

不是么？天真可爱的左琴科以为这些人真的想了解些什么，他表达了一点点相对真实的想法，只是一点点，然后紧接着就补充说“后来他明白决议大部分是公正的”。结果怎么样，作为惩罚，本已有病的他挨饿了，饿得双腿浮肿。他给人补鞋，想靠这个维持生活。至于作品，一行字也不许出版。

再一次会见“外国友人”是在1962年。这一次她见的，是与她同被当年的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罗伯特·弗罗斯特。当然，不能让外国友人去参观大诗人的小房子，于是他们在阿列克谢耶夫家举行了宴会。

至于这次见面，她是这样描述：“我们面对面坐在舒适的沙发椅里，两个老人。我在想，当他被接收进什么组织的时候，我却不知从什么地方被开除了；当为他授奖的时候，我却被大加侮辱。可结果都一样，我们两个都被诺贝尔提名。这素材可真够哲学家深思的。”（《阿赫玛托娃札记（二） 诗的蒙难》，第450页）

“恐惧。血泊中只剩下了恐惧”

朋友玛利亚将以赛亚·伯林的话转达给阿赫玛托娃：伯林——这位1909年出生于俄罗斯，11岁即随父母迁居英国的哲学家和自由思想史家这样说：“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将祖国还给了我。”一个人，堪以代表她的祖国，理应被视为一种至高荣耀，可是阿赫玛托娃却向玛利亚坦白道：我自己也很少感受到俄罗斯。然后，似乎作为解释，她向玛利亚讲述了德米特里耶夫-玛门诺夫伯爵的故事——她认为他的经历是很俄罗斯式的：一个伯爵，非常有钱，1812年卫国战争的英雄，后来成了共济会会员，同十二月党人关系密切；再往后，因为拒绝向屠杀十二月党人的尼古拉一世宣誓，他被沙皇宣布为脑子有问题……经过39年的侮辱性的残酷治疗，伯爵真的疯了。“非常俄罗斯式的故事——不是吗？”阿赫玛托娃苦笑着说，“一位杰出的天才人物的前途被断送了……”

接着，她谈到装痴的恰达耶夫——“恐惧。血泊中只剩下了恐惧。恰达耶夫害怕一切重来。”再接着，是曼德尔斯塔姆——“奥西普第一次流放之后就颂扬了斯大林。后来他亲口对我说：‘这真是病态。’”再接着是圣女贞德——“对圣女贞德的讯问被保留下来了。第三次审讯时让她看了窗外事先准备好的柴堆。于是她背弃了正义。第四次讯问时她又恢复了义正词严。人们问他：‘为什么您昨天妥协了？’‘我怕火。’”

“‘我怕火。’”安娜·安德列耶芙娜怀着悲戚的语调重复道。（《阿赫玛托娃札记（二）·诗的蒙难》，第455-45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