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赫玛托娃：活下来，写出来

母亲的直觉后来得到了充分印证：她的女儿，的的确确“不好受”，而且，这种痛苦和厄运，还将持续笼罩了她几乎整个一生。“我的命运就是承担世上的一切困难”，如她的自言，她仿佛命定是要不幸地经由艺术尝受这世间所有的苦难与厄运。——不过所幸的是，她是经由艺术——诗歌尝受这种厄运并转化这苦难的。

1914年、1917年、1937年、1941年、1946年——稍有历史知识的人都会知道，这些年份意味着什么。而安娜·安德列耶芙娜·阿赫玛托娃，她的一生几乎经历了影响20世纪俄罗斯的所有重大事件。长达20多年，她居无定所，寄人篱下，靠在朋友处辗转为生。她前后三任丈夫，两个被迫害致死——古米廖夫，因莫须有的“塔甘采夫案”遭诬陷入狱，惨遭刑罚后被秘密枪决；第三任丈夫，艺术史家普宁，于大肃反中死于劳改营；她惟一的儿子列瓦因父母之过，一生数次被捕，甚至一度被处以死刑；作为诗人，她一生两次遭到官方“决议”批判，长达数十年不能发表作品，生活贫苦并备受监视……

阿赫玛托娃曾数次向丘科夫斯卡娅谈及自己的诗歌“导师”——安年斯基（1856－1909）。这位被帕斯捷尔纳克、曼德尔斯塔姆和古米廖夫以及她本人共同奉为“导师”和“精神发端”的诗人，在阿赫玛托娃看来，他的创作带有一种“悲剧性、真挚性和艺术的完整性……”在题为《导师》（1945）的一首诗中，阿赫玛托娃写道：

我以之为导师的那个人

去如幽灵连影子也不曾留，

所有毒药都服了，所有癫茄都喝了，

也曾向往声望，却终竟未等到光环加头，

但他是先声，是我们的前驱，

他呵护所有人，给所有的心灵注入了慵困，

而他却被窒息……

显然，阿赫玛托娃认为安年斯基作为一种“先知”现象不仅仅局限于诗歌的范畴。如下述在《安娜·阿赫玛托娃·时代的喧嚣》和《安娜·阿赫玛托娃·诗与长诗》两书的誊清稿中漏载的两行诗：

但他是先声，是我们的前驱，

是后来在我们身上所发生的一切……

的确，安年斯基所蒙受的苦难，他的学生们一样也没能幸免：1921年，古米廖夫被处决；1938年，曼德尔斯塔姆在第二次被捕后死于集中营；1959年，帕斯捷尔纳克被赶进了坟墓……

我们全都注定要体验，

什么是第三个年头不睡觉，

什么是一早起来才得知，

夜里已经有人死去。

痛苦、死亡……如影随形的痛苦与死亡……

诗人最大的痛苦莫过于不允许写作和作品不许面世吧。在斯大林统治时代，秘密警察横行，告密成风，别说发表作品，阿赫玛托娃连写下一行诗都异常冒险。

极权统治者的特性之一就是：向往成为既统治一切又似乎并不存在的某种力量——既残酷镇压民众却又极力粉饰太平。监狱在身边，绞刑架在身边，坟墓在身边，可你必须装作它们根本不存在。存在的只有歌舞万岁、盛世太平。因此它绝对不能容忍的情况便包括：有人站出来撕破这种面具和谎言而将悲惨的真实现状说出来、写下来。

在战前，丘科夫斯卡娅回忆说，在去看望她时，阿赫玛托娃只能小声向她朗诵《安魂曲》中的诗句。可是，在喷泉街她自己的家里时，她甚至连悄声细语也不敢。因为她们不能确定事实上到底是不是只有她们两人。于是，最通常情况便是：她们说着说着话，阿赫玛托娃会突然抓起一张纸和铅笔，然后又大声说一句上流社会常说的话：“喝茶吗？”或是：“您晒得可真黑呀，”然后，疾速在那张纸上写上刚构思的诗句，然后把纸递给丘科夫斯卡娅。“我把那纸上的诗句默读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背会了，才默默地还给她。‘今年秋天来得早。’——安娜 安德列耶芙娜大声说着，划了根火柴，凑着烟灰缸把纸烧掉。”

“这都成了一种模式：手、火柴、烟灰缸，”丘科夫斯卡娅感叹说，“全都是一套美好而又可悲的程式。”（《阿赫玛托娃札记（一） 诗的隐居》，第7页）

这也构筑了丘科夫斯卡娅冒险记录阿赫玛托娃生活札记的原因之一：从物质上吞没了一座城市、一个街区的，从报纸的每一个栏目、从广播的每一支喇叭里喋喋不休散播着自己手工制作的谎言的监狱，不能再吞没她们的精神。

“事实是，战争帮了忙”

1942年6月21日，阿赫玛托娃与朋友拉涅夫斯卡娅一起听了肖斯塔科维奇《第七交响曲》的排练。

“多么可怕的作品……”当天晚上，阿赫玛托娃如此告诉丘科夫斯卡娅她的感受，“第二和第三乐章需要听几遍，以便体验它们，而第一乐章立即就理解了。这些可憎的小军鼓是多么恐怖……那里有一个骷髅跳狐步舞的地方……没有任何欢乐的乐谱和胜利的喜悦：接连不断的恐惧。天才的作品，肖斯塔科维奇是个天才，我们的时代将被称为‘肖斯塔科维奇时代’……”

一旁的拉涅夫斯卡娅则如此讲述交响曲：“如此可怕，就像阿赫玛托娃的长诗……有几个人也这么说”。 （《阿赫玛托娃札记（一）·诗的隐居》第476页）